朦胧岁月（1）湖南路100弄（2）从我说起
来源:原创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5-03-10 点击:
左起：丘保华、 王路平、 朱晓风、 许方方、 杨燕南
我们在100弄的那几年，对个人算是成长的烦恼：我们忽然被推出校园，失去了旧日的规范与标准，却找不到未来的航标与路线……那几年，对国家对民族却是惊心动魄：甚嚣尘上的口号，众口一词的信念，中华民族在虚妄中走向了深渊……我们活在当下，却在记忆中定格。鉴于此，我从今天起，为自己，为100弄的老哥们、老邻居，也为那个时代，推出一个小小的系列，题目就叫“朦胧岁月”。 我家于65年初搬入湖南路100弄，是这里最早的住户之一。在上海，我们这代干部子弟都知道有个100弄，那是康平路100弄，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是市委、华东局的宿舍大院。我们这个100弄建成于60年代初，历史短；当时住满了才20多户人家，规模也小。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湖南街道地处徐汇区，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历史名街，上海人心目中的“上只角”，历史内涵丰富，名人名居荟萃。用现在的眼光看，该小区的一大优点就是位置。首先，这里的氛围温馨。一迁入100弄，就感到这是个宁静安全的地方。 街道上梧桐摇弋（在许多年里，这种树被上海人叫做“法国梧桐”，实际是误传，原名叫“悬铃木”），满目生机，还能闻到沿街院落中的花草透过篱笆院墙散发出的阵阵清香。这里时而也有人来车往，却不足以打破散发在空气中的那种深深的沉静。到了晚上，这里灯光闪烁，树影婆娑，时而有巡逻的军人，更给这块地方蒙上了一层庄重、安全而又带点神秘的色彩。当然，这种温馨的物质氛围和这里的文化底蕴更是分不开的。我这里只提一下紧贴小区的周边邻居。面对100弄，其右邻是20弄福园。福园里花园洋房沿弄堂两边依次排列。走进福园，紧贴我们小区的第一幢花园洋房（1号），据说是一名华侨资本家的。文革前我们在自己家中能看见那里的居民玩猫逗狗，还有一个残疾女孩常常乘着轮椅在草坪上晒太阳。惬意和温馨也许是那个院落的主基调。不过，文革爆发不久那个院子就人去楼空，后来一度成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这个花园洋房和我们有点关系，我会在以后提到它。沿着弄堂再往前去，第二套花园洋房当时是上海警备区第二副政委李彬山少将的宅邸。那可是个庄严得有点神秘的地方。里面有狗，很凶的狗。还有卫兵。偶尔能看到一辆黑色轿车进进出出，但这么多年我们院里的孩子没人见过李彬山长什么样，有时能看到的，是他儿子在草坪上玩枪。记得有一次我们实在闲得无聊，爬上了我们院子和李宅的隔离围墙。这时忽然从什么地方冲出一个卫兵，一个鹞子翻身飞身上墙，把我们吓得落荒而逃，从此不敢造次。100弄的左邻110号是胥仰南旧居。后来才知道，胥仰南是上海著名企业家，于1923年创建了鸿新染织厂，（现为上海鸿新色织厂）。也该他倒霉，文革搞得他家败人散。
由于我们当时的一些活动涉及到他和他的家人，我以后会专门写到他的宅邸。小区的对面111号的主人是乔文寿。那个院子文革中我们随着抄家的队伍进去过一次，对里面院子之大，院子里盆景之多感到目瞪口呆。当时我心中纳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把钱都花在盆景上。盆景又笨又重，搬不好搬，砸不好砸，让抄家的人怎么下手？最近，为了写这段回忆，我网上查了一下，上世纪30年代有个著名画家叫乔文寿，与徐志摩、郁达夫、陆小曼、刘海粟等是至密好友。但是不是我们对过这位，我至今不得而知。对过往左，105号，就是上海交响乐团所在地。解放前该处是浙江南浔富商张叔驯的张家花园。张移居美国后将其卖给孙中山的独子孙科。上海交响乐团是1957年才迁入的，至今已有55年。
上海交响乐团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我们儿时从未去过那里，但透过其排练大厅的窗户，我们常常能听到乐团的排练。那时候，乐团的曲目有限，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红旗颂”。夸张点说，我是听着乐团排练的“红旗颂”长大的。以上是我们小区的周边环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湖南路100弄看看。湖南路100弄是原华东局机关宿舍。该宿舍院落不大，通道右手前后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五层楼老公房。这两幢楼尽管也绿树掩映，在周围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旧式洋房的环抱中，却显得灰头土脸，毫无特色。据我母亲在日记中记载，这里当时的租金是0.37/平米，非常便宜。这反映了当时党和政府的执政风格：尽管政治地位特殊却在衣食住行方面尽量平民化。这种不搞特殊化也许只是外表，每套住房的内部格局与当时其他老公房还是有区别的。这里是一梯两户，以上是我们小区的周边环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湖南路100弄看看。湖南路100弄是原华东局机关宿舍。该宿舍院落不大，通道右手前后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五层楼老公房。这两幢楼尽管也绿树掩映，在周围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旧式洋房的环抱中，却显得灰头土脸，毫无特色。据我母亲在日记中记载，这里当时的租金是0.37/平米，非常便宜。这反映了当时党和政府的执政风格：尽管政治地位特殊却在衣食住行方面尽量平民化。这种不搞特殊化也许只是外表，每套住房的内部格局与当时其他老公房还是有区别的。这里是一梯两户，双号格局稍大，四房大小两卫一厨一厅外加一个阳台，不到100平米的居住面积；单号三房一卫一厨一厅一阳台，面积稍小。从小区内的住户来看，这里也还有等级观念。据我所知，这里居住的干部行政级别最高的为8级，（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除外，他是文革中从康平路100弄被赶出后暂住到这个小区的。）级别最高的住三楼，其次是二、四楼，依次类推。当时有些级别较低的年轻干部住一楼或五楼，有的甚至是两家住一套。 我家住一号楼三楼106。直到文革之前，我除了和楼下周昂搭伴上学，弟弟与二号楼205朱晓桦同在上外附小读书，和他以及他哥哥朱晓枫有些来往之外，和院子里其他小朋友都很少来往。就这样，一直到66年春季，文革爆发了。
（2）从我说起 我想说我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可我不是。我小时候一直跟着父母奔波。自打父母58年把我和弟弟从北京接到上海直到69年春天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离开上海的10年间，我家在上海搬了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中，只有湖南路100弄是个不太大的“干部大院”。但要说我不是“大院”里长大的，湖南路100弄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又那么深，那么难忘。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之所以难忘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家1965年初搬入，我14岁，1968年搬出，我不到17岁，正值青春期。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段时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在51中学（即解放初和现在的位育中学），属“老三届”中的67届初中，按正常推算到67年7月份应该初中毕业。因此66年春文革爆发时我刚读初二。那时候，他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把我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社会上，随后“停课闹革命”的号召让我们兴奋不已。不用读书了，还算“革命”，这可真是“翻身农奴得解放”了！看着平时对我们严格要求的老师、校长纷纷低下了头，心中还真有点幸灾乐祸。那时，我最愿意做的，就是跟着同学上街“破四旧”。我是干部家庭出身，自幼在父母和周围类似家庭的简朴生活方式的熏陶下，对娇生惯养、讲吃讲穿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疾恶如仇。现在一听可以公开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兴奋异常。我们成群结队来到街上，警觉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一旦发现有人自行车上没挂毛主席语录、有人梳包头、穿小裤管裤子、女人头发烫得有点像当时电影里面的女特务，马上对其采取“革命行动”。当然，这样的革命持续不了几天，谁会傻到等着“革命小将”对其采取行动呢？可是，慢慢我就发现，街头的革命热情对我进一步参与文革并无帮助。首先，我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只是停留在跟着喊喊口号，欣赏欣赏班级同学写的打油诗上。虽然对个别老师的举止作派我不一定看得顺眼，但大多数的老师还激不起我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记得有一次，大家照例聚在教室里开班会，一名班级干部说了要大家积极参与教育革命，深入揭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类在当时极其冠冕，极其正面的话，我听后竟怒火中烧，冲上去和他争论，言辞之激列，让我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还有一次，操场上看到一帮革命学生正在给“牛鬼蛇神”训话，后面围观的学生一块石头砸在一个老师头上，那老师一手按在头上蹲了下来，手指尖渗出鲜血。而那老师正是我的班主任，我对她印象恰恰并不坏!看到此情此景，我顿时一阵恶心，扭头就离开了操场，离开了学校，好几天不愿再到学校去。这点小小的经历就扑灭了我的革命热情，让我的心情好郁闷。我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就在这个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彻底陷入了迷茫。
那时文革刚开始，参加红卫兵也是“有组织、有系统”，我们就这样成校地加入了“上海红卫兵”。那天上面来了紧急通知，要在人民广场搞百万市民大游行。我们于是早早吃完晚饭，在学校集合列队向人民广场进发。天很快阴了下来，淅沥淅沥下起了小雨。我们做出“满怀豪情”的姿态，不停地喊着革命口号，周围是猎猎的红旗，喧天的锣鼓，场面倒也壮观。可年轻人的热情并不持久。雨越下越大，高音喇叭里“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让人心烦。边上厂矿工人的锣鼓还是那么“咚咚锵，咚咚锵”不停地敲着，却再也鼓不起我们这帮“革命小将”的战斗热情。只有街道大娘时不时送上的热腾腾的姜汤实实在在给我们带来了群众的关怀和温暖。队伍还在行进，只是越接近人民广场，街道越拥挤，行进速度也越慢。终于到了人民广场了。人早就淋成了落汤鸡，我也早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的。忽然，观礼台上的口号说明了我们大游行的目的：“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上海市委!”“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队伍行进到观礼台前，队伍中忽然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锣鼓以最快的节奏、最强的力度拼命地敲起，人们跳着、喊着、唱着，脸上挂满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却忽然很沮丧。原来是向市委表忠心。市委在我的心目中过于遥远，文革是什么我也没搞清楚。我只是跟着人群，冒着大雨，饿着肚子，浑身发颤。现在大概已是凌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熬夜。我忽然特别想离开人民广场，特别特别地渴望回到家中，洗个热水澡，钻到被窝里，好好睡上一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