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师
来源:邵阳知青原创 作者:宋飞云 时间:2020-09-18 点击:
长沙知青是个特定的用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1963年—1968年，下放江永的长沙知青有6000多人，他们不仅比全国其它地方的知青下放得早（其它地方是1968年以后），而且密集于相距千里的一个湘南边陲小县，实属罕见。当时江永人口不足十五万，十四万五千多人，即大概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长沙知青。那个时候，走在江永的村村落落，无论你走到哪里，甚而误入哪个村，你都能听到虽然不怎么懂，但却不失婉转动听的长沙话。
我的家乡宋村也不例外。宋村是后来恢复的村名，那时叫曙光大队，属于五星公社，即后来的城下乡。宋村有11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会有3—4名长沙知青，他们比我还先来到宋村，他们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陆陆续续离开，他们离开的方式大多数是招工回城，少数通过落实政策、参军、或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离开。
可以说，长沙知青的身影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时光，如果把当时的农村比喻为一幅灰色基调的山水画的话，他们就是画中一抹彩色的点缀，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当时农村的沉闷，为农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农村生动、鲜亮、活泼起来。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和农民一样挑着粪箕、扛着锄头，甚至背着犁耙、赶着耕牛到田里干农活，参加集体劳动，挣公分，养活自己；除参加集体劳动外，他们还在批给他们的荒山荒地上开垦种地，种菜、种花生、种黄豆、种芝麻，挑大粪浇灌，养猪，改善生活，像个纯粹的农民。但他们又与农民不同，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烙印，他们之中不乏擅长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的人，疲惫、枯燥的劳动之余，他们唱歌、跳舞、画画、下棋、弹奏乐器、吹口琴、读书，多姿多彩，我们对他们充满了向往和羡慕，远远地观望着他们、模仿着他们，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和他们一样有趣的人。
知青中有极少数人不用去田里参加劳动，他们就在村里的学校代课。农民对有知识的人充满敬畏，对当老师的知青尤其敬重，走在村里，迎面遇到知青老师，大家都会热情打招呼，憨笑，如果恰巧自己肩上正挑着担子，比如挑着水、稻草、茅草，哪怕因负重憋红了脸，也要尽快歉意地折开身子，让知青老师先过去，如果正好是挑着一担臭熏熏的粪水，那就更是歉意地站定，让知青老师快快过去，然后再换个肩，哼哧哼哧往前小跑而去，生怕走得慢了，熏臭了身上散发着香皂味儿的老师。
如果说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知青我是远远的观望、印象模糊的话，那对于教过我的知青老师，虽然大都只教过一个学期，有的甚至就几节课，但我对于他们却是终身难忘的。
教过我的知青老师一共有三位。
第一位是张平老师。
张平老师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团迷雾般的存在，萦绕我心中，至今挥之不去。
那时我读二年级，六岁多一点不到七岁吧，张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相对于其他女知青白嫩的冰雪般的肌肤，她皮肤偏黑，瓜子脸，脑后拖着一根又长又黑的辫子，两眼炯炯有神，不苟言笑，很严肃，上课时声音洪亮。她上课时喜欢拿着一根光滑的细竹枝，有时用来指她正教着的字，她指一个字，念一个字，我们也跟着念；有时用来用力地啪啪啪打黑板，震慑开小差的学生，她上课时学生们是不敢讲话的，但还是会有学生开小差，或东张西望，或心不在焉；她手上的教鞭，有时也会打调皮的学生，凡是被打过一次的，都会长记性，因为确实疼。
我被打过一次，但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调皮才挨打，因为整个童年时代，我都是给人乖巧、听话的印象。记得当时是自习课，老师不在教室，课堂纪律有些松散，大家感觉自由，前后左右的学生们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讲话，或做作业。我则几乎大半个身子趴在课桌上，探过身子与前面的同学大声说话，正说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冷不丁屁股火辣辣的疼，回过头一望，张老师正严肃地站在身后，手里拿着那根让人畏惧的竹鞭。我痛得眼里含着泪水，但不敢哭出声来。从此以后再不敢肆意地在教室里大声说话。
张老师虽然对学生严肃，但上课认真，容易懂，所以我还是喜欢听她上课，她越严肃，我内心里越有一种要尽力认真听课、取悦她，以期得到她夸奖的一种无形动力。我比我弟大不了五岁，那时经常要背着他去上学，他经常在课堂上哭，他一哭，张老师就叫我走出教室，以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我背着弟一出教室，他就不哭了，他不哭我就又进教室听张老师讲课，生怕漏了她教的内容，提问时答不上来，但往往我进教室没多久，弟又哭，张老师又叫我出去，有时一节课要进进出出几次。为此，我很懊恼，还好，弟哭时张老师从来没骂过我，只是柔声地说“背你弟出去吧”。
第二个学期，张老师没有再教我们，听说她到公社当干部去了，为此，我竟然莫名有些失落，那是我第一次留念一个曾经教过我的老师。
再后来，我大概差不多十岁吧，一天早上，去村里的水埠头洗菜，河对面的几个婶婶、伯娘在谈论，说张老师投水自尽了，就在城下中学附近的水轮泵那里，手电筒和鞋排放在坝上，整整齐齐，人却投水了。她们谈论时一片惋惜之声，“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有儿有女，一双儿女还那么小，怎么就舍得呢？”有的甚至说“当了公社副书记呢，那么大的官，怎么舍得死？”我听着她们谈论，内心失落和痛苦，回去把菜放下，和几个小伙伴跑到几公里外的公社去，以为能看到打捞上来的张老师，但没见到，于是又折回村里到她的家里，她的家里人很多，围得水泄不通，大人不准小孩进去，我们没能见到张老师一面。
后来，听说她被埋葬在她投河的水轮泵附近的山头上，我们几个小伙伴远远去看过，就在路边的一座突兀的山头上，山头就在源桃河畔，山头的三面是平坦的田野，她孤立地立在那里，向左眺望她遥远的故乡长沙，向右遥望她遗落在不远处的村庄里的一双稚嫩儿女，脚下是滔滔不息的源桃河水，流经广西，流向珠江，汇入大海，与长沙背道而驰，像永远回不去的她。
很多年过去，有一次我下乡途径那里，忍不住抬头，看坟莹是否还在，但草木葳蕤，已经分辨不出了。
她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时光中。
但我依然对她念念不忘，因为她是一道迷，她带走了谜底，只把谜面遗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