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草原二十三年(三)(10)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逍遥 时间:2019-09-06 点击:
      五、我自己接生过两个孩子
 
      小田是少数民族,我又在草原呆过二十来年,所以没搞计划生育,稀里糊涂,生了三个孩子,俩儿子,一闺女。老大是赤脚医生接生的,那赤脚是与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
 
      小儿子和闺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居然是我这双摆弄机器的手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回想起来,有点儿把他们当零配件对待了。
 
      老二的出世或许更令人咋舌,他居然生在首都北京,却没有出生在医院,是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里头当然有不得已,却也跟我什么都敢招呼大有关系。我曾在草原亲眼见过妇女在野地里生孩子,是不是和这点有关?说不清楚,反正两个孩子就这么来到了人世。
 
      1981年春节,我带着就要生老二的小田和大儿子回到北京父母家中,准备把老大放在北京,由父母照顾。给一天天岁数渐大的父母添麻烦,也是实在没辙,因为小田的能力比较差。
 
      虽说她从小也没被娇生惯养过,可每天做饭和伺弄个小菜园子她都感觉颇为吃力。我曾经从牧业队领回两头母牛,让她跟牧民的妇女学,每天早晨挤点儿奶。没想到1米6几的个子,牛犊子一拽一个跟头。几天过去了,挤出的奶不够一整桶,跟头倒没少摔,我只好把奶牛又牵回了牧业队。
 
      这要再添个孩子,再加上三顿饭,她就是把脚当手也得全乱套。天下还是父母最贴心,知道了我们的难处,立刻主动提出,让我们把老大带回北京来。
 
      小田一到北京,我就带她到北京市妇产医院进行产科检查。这所最负盛名的医院离我家不远。进了大门,一到产科门前,就不叫我进去了。那会儿,虽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却已开始提倡独生子女。听说小田是经产妇,她的汉话又说得不利落,让填个表儿也写不清楚、听不明白,医生就颇有些不耐烦。不重视也就罢了,甚至采取一种排斥态度。老婆子从没做过妇产科检查,更没进过大医院,整个儿一刘姥姥进大观园,看着现代化的产床只有发愣。这么不开眼的,估计也难见到,医生的态度立刻变得恶劣,开始训斥她;生过还不知道?快脱裤子上床,要不怎么检查!
 
      小田出来后,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学舌。总之,去一回医院哭一回,一点儿没刘姥姥的洒脱。
 
      3月初的一天,早晨刚起来,她就嚷嚷着肚子有点儿疼。预产期也快到了,我为她披上件军大衣,哄着她又来到妇产医院。医生大略看了看,便把我们轰到走廊里等着,也没说什么时候叫我们再进去。
 
      3月初的北京爱刮风,气温也挺低。那天的风真猛,走廊里时不时灌进一股冷风,耳边是呼呼的风吼,身上感觉到飕飕的寒意。幸亏给老婆子穿了件大衣。就这么一直戳到中午,没一个人搭理我们。
 
      那时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医院门口没有饭馆,吃饭除了掏钱还要粮票儿,就算兜里有钞票,缺了粮票,也买不到一个馒头。我和老婆子在附近的大街上转悠了十几分钟,楞没找到卖吃的饭铺。看她的情况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我们决定回家填饱肚皮再说。
 
      到家吃完饭,两人还睡了一觉。我心里不塌实,起来之后,去邻居那儿借了辆平板儿车,就放在我家楼底下,准备一会儿送小田去医院。
 
      下午五、六点钟,她的肚子又开始疼,比早上更加厉害。我和老人都对她说:赶紧去医院吧!可一提“医院”二字,她就打憷,要去鬼门关前走一遭似的,磨蹭着不肯迈步。又过了一个时辰,她脑门儿上已开始出汗,还在那儿眼泪汪汪不肯动窝儿。我妈看她模样可怜,只好宽慰她,那先吃了饭再说吧!
 
      吃完晚饭,老婆子说她的肚子疼得好一点儿了。都觉得她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就让她躺在另一房间的床上歇着,我们则聚在一块儿看电视。那时,我家有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对从草原回来的人来说,能看上这种小电视已经相当知足。
 
      大儿子已然睡下,我和爸妈正看到节目的热闹处,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传来老婆子的嚎叫:不行,不行了!一听不对劲儿,三个人都蹦了起来。我和妈妈过去一看,老婆子的宫缩已经开始,一瞬间疼得话都说不利落了。我想拉着她往楼下走,可她已经走不动。没辙了,我只好又把她抱回床上。这节骨眼儿,羊水已经破了,估计宫开已经有9指多。我和妈妈两人一阵手忙脚乱,赶紧找垫的毯子和卫生纸。

 

      那会儿的卫生纸跟现在的不一样,特别硬,只比草纸前进一步,带着皱折细纹、灰不突突,捏在手里有细砂纸的感觉。我和妈只好拿手一张张现搓,揉搓的稍微软了一些,再垫到小田身子下头。也巧了,我家正好有把医用剪刀。铺垫好了,我又扑到厨房里头,把剪子放到高压锅里煮了四十多分钟。
 
      一个多钟头后,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儿子。我抄起高压锅里的剪刀,挺麻利地把脐带剪断。刚拿出来的剪刀还很烫手,我动作不利落都不行。不大工夫,胎盘也顺利地出来了。大人、小孩都平安,我长出了一口气。再看手里的胎盘,紫色的,黏糊糊,挺难看恶心的玩意儿,我顺手把它扔进垃圾桶里。这一扔却扔出了麻烦。
 
      第二天,我们当然要通知妇产医院,让它们派大夫来给小田做检查。不记得那时是否叫家床科了,总之必须通知医院上门:其一,好歹是在首都,不能对产妇过于稀里马虎;其二,大夫不来,就开不了出生证明,将来连户口也报不上。产科的大夫这次来得挺快,肯定在儿子出生后的12小时之内。登门后,对老婆子和孩子做了例行检查,立刻伸手向我要胎盘。我说扔了,她不信,说胎盘应该留下,怎么会扔了?我说,确实被我扔了。这大夫可好,一摔门出去了,出生证也没开。
 
      我实在闹不机密这里头的原因,不就是个破胎盘吗!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经济利益,胎盘可以晾干了做胎盘粉,是大补的保健药品。
 
      就因为我把胎盘扔了,老二眼看要成黑人儿。
 
      为了开出生证儿,我只好一趟趟往医院跑,几经交涉,还是没有结果。我挺后悔,怎么就没把那难看的玩意儿留下呢?惹出这么一堆麻烦!可无论如何这胎盘我是变不出来了,总不能在几天之内整出个孩子,再弄出一个新胎盘吧?激愤之下,我还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当然,回音是没有的。
 
      半个多月后,医院总算发了善心,给我家老二开了份出生证明。这月子才算坐塌实了。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了俩儿子又想要闺女。这么着,小田又怀了三胎。
 
      老人年纪也大了,已经替我们养着老大,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因此,快生老三的时候,我们没离开草原,就打算在牧场生了。很方便,我家的邻居朝鲁就是赤脚医生。他医术不错,父亲懂得中医,他从老子那儿学了几手儿,又去天津医学院进修过。
 
      那是个数九寒天,我刚从霍林河拉煤回来,路上得了重感冒,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喝了碗热汤,估计9点左右,我已支持不住,倒头便睡。
 
      大约十一点左右,老婆子把我推醒,说她要生了。我感觉得到自己头重脚轻,肯定在发高烧,可也只能挣扎着爬起来。也就是她要生孩子,要不,就是亲娘老子叫我,我也不会起来。
 
      摇晃着摸到灶台前,把火点着,高压锅里放着现成的产包,是事先准备好的,再消一遍毒就可以了。由于预产期将近,我是未雨绸缪,几天前就从朝鲁那儿拿来的,已经消过好几回毒。
    
      然后,我又去敲朝鲁家的门。人算不如天算,他老婆子回答,他下牧业点儿了。1980年代初,我们那儿家里没电话,更没有手机,根本无法联络,我只有灰溜溜往家走。不知是寒风激的还是这情况逼的,原本昏沉沉的头脑忽然清醒了,推开自家房门的刹那,我就意识到:这次我又要自己为孩子接生!
 
      一切都特别顺利,大约只用了40分钟左右,我家的闺女就出生了。弄利索了,天已经大亮,我的重感冒似乎也痊愈了。
 
      老天爷特别体恤我们,顺利地给了我们一个想要的闺女。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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