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马琳
北大荒往事 马 琳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就读于上海交大附中。1968年学校毕业分配时还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上山下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分配在工矿单位或是上海近郊的崇明农场，所以我如果不报名，是完全可以留在上海的。由于学校的党团思想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到当时最艰苦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写了血书。我们班级总共只被批准了两个人 ，即我和一个学生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张四维。 从1968年到1979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工作了十一年，曾从事过多项工作，从农工、晒场班副班长、上司、统计一直到副连长。对社会上曾经一度流行的青春“有悔”和“无悔”的说法，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不置可否，反正我没有后悔。 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 农场的许多事情至今让人值得回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知识从实践中来，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 记得我在晒场班时，麦收季节大量的小麦集中到晒场，要及时地摊晒、扬场。忽然扬场机打滑了，晒场保管员王丰生叫我到烘干塔下的材料间里去拿皮带油。我赶紧奔到材料间，见有一个火油桶（上海人的习惯叫法）匆忙间拎起就走。不料，到了扬场机前，老王头首先笑了起来，他说：“小马，我让你拿皮带油的，你怎么把黄油拿来了，本来是皮带打滑，你这一来不是越打越滑了吗？”于是众人都笑了起来，我一时间闹了个大红脸。后来想想，有关摩擦力的这些知识，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不是都讲过了的吗？怎么一到实践中就懵了呢。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食堂当上司时发生的。第一天上任，正赶上要做窝窝头。之前我就琢磨过，不知道那窝窝头下面的洞是怎么做出来的，心想一定是有一个模具的，于是我就自作聪明地打开各个橱柜寻找起来。炊事班长王金山不明白我要做什么，就问我找什么东西，我说：“不是要做窝窝头吗？我在找模具啊！”班长更加不明白了，说：“做窝窝头要模具干什么？”我说：“没有模具，那底下一个洞怎么做出来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有个哈尔滨女知青甚至笑得直不起腰来。打那以后我就学乖了，自己不清楚的事，轻易不开口。 底层老百姓的人性美 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很多底层老百姓依然具有人性的真善美，这样的温暖曾经给予我人生不灭的希望。 下乡以后，我担任过连队的副连长，那时候全国各地都要学习毛选，并盛行开“讲用会”。我们这些知青，时常帮着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一次，连队派我个任务，有个老贫农文化程度低，要我去帮助整理他的讲用材料，参加全团讲用。我写完稿件交上去以后，不料团副政委钟大胜极力表扬我的文稿，说我的稿件一改他过去看惯了的“学生味道”，完全符合讲用人的年龄和身份，既生动又口语化，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好稿件，并打算在全团大会上作为重点讲用材料。于是，这篇稿子很快就被发到宣传股，宣传股副股长刘焕俊又来到我连队，让我再按照要求提炼拔高，同时补充了一些内容，修改好后重新送了上去。 在繁复的文字操作下，我稀里糊涂地不小心把其中一条“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误写成了“刘少奇的革命路线”。在那个敏感的年代，如果将此上纲上线可以是一项大罪的。宣传股副股长虽然和我私交甚笃，但是事关重大，发现这个错误以后，思前想后不敢隐瞒，只好向副政委汇报。当天，副政委立即派了保卫部一行人找我们连队指导员彭家传了解情况。面对团部来的保卫人员，指导员毫不犹豫地一口否认说道：一篇讲用稿从头到尾写下来，难免不会产生笔误，态度坚决地替我把这个事情挡了过去。事后他又私下找我谈，要求我务必将此事保密不要走漏风声，他担心一旦被有不良居心的人知道了张扬出去，会不可收拾的。现在想想指导员那样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真令人感动。正是他一手阻止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为我一个远离家乡父母的小知青提供了保护，这是出于他内心的真善美，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同样的，还有我们的老连长王荣志，他是湖北枣阳人，是1956年参军的铁道兵，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打仗回来后便在黑龙江开荒种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那时候，连队有个老职工叫曹灿章，其父是地主，病瘫在床，大小便失禁。曹灿章夫妇两人白天要工作，孩子又小，老父亲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于是就来找我商量，问是否可以请木工间为他的父亲做一个櫈子，并且要求在櫈子的中间开一个孔，下面可以放便盆。我听完，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隔天就向连长汇报，连长也答应了，并让我和木工班长张泽克直接交代一声就行了。 櫈子做好后，木工在两侧还加了两个扶手，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撑着起身。没想到就是这样两个带扶手而没有靠背的木头櫈子，竟然被人指使检举揭发，说我们给地主阶级做“太师椅”，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字报一出来，团长都惊动了，亲自带了一个工作组下来调查。在那个年代，包庇地主可是重罪，至少会把你关进“牛棚”里监督劳动改造。 在工作组调查的时候，连长王荣志挺身而出说：“这件事，小马向我汇报过，是我批准同意的。”，他大包大揽地替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了。记得当时我向他汇报的时候，现场仅有我和他两个人，如果他矢口否认，矛头就会全部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也许将要吃更多的苦头，真是无法想象。 最后，王连长因此被撤职，并背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由于出身三代贫农没有遭到进一步的追究，发配到林业站当一个最基层的员工，他一家老小也跟着他从连队迁走，背着这样的包袱，他的处境和心情一定很不好受。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无以为报。我曾经写了几篇纪念他的文章，并且专门赶赴黑龙江到他的坟墓上悼念。 在指导员和连长身上，让我看到了人性中的光辉。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转业官兵，在面对泰山压顶时决不退缩和妥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如今，指导员和连长都已经先后去世，他们都把自己留在了北大荒那个地方，他们真正做到献了终身献子孙。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遇到有返城的机会就都纷纷离开农村，作雁南归。北大荒真正可贵，值得敬仰的是他们这些人，只有他们才是我人生记忆里最宝贵的财富。 知识分子要把学到的知识为工农服务 一天，指导员彭家传召集我们几个学习骨干开会，说：“现在各地都在学哲学，我们连队也要紧跟形势，你们看看怎样把连队学哲学活动搞起来。”记得当时大家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包括我，对一些哲学名词也尚且没有搞懂呢。最后指导员对着我说：“我看这第一堂的哲学课就由你来讲，你读书多，平时大家叫你马夫子，你不讲就没人会讲了。” 不等我同意，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平时喜欢文学、历史，但对哲学却不感兴趣，觉得既高深莫测又寡淡无味。无奈之下，我就先找了几本有关哲学的书来看，但始终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从哪儿讲起。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于是我重新翻开这两篇著作。始料未及的是，刚一看就豁然开窍，尤其是毛主席讲主要矛盾的部分引用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道理，这样浅显生动的比喻，不就是人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吗。于是我就决定从讲《矛盾论》开始。 那天晚上连队的礼堂里灯火通明，人坐得满满的。我走上讲台开始讲课，开头就引用了毛主席书中的比喻。农村人对牛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生活中处处有哲学，事事有哲学。那天晚上，我从头至尾讲了一个多小时，不是指导员一再暗示时间不早了，我还会接着讲下去。 那时候的连队风清气正，几乎人人都在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 记得有一天，炊事班长正赶着一匹马拉的车去井边拉水，见到我来了，马上拉住我说：“我们原来是靠每天人工挑水，因为用水量大，为了减轻劳动力，我们就自己弄了个手推车，再后来我们又改进了一下，把连队那匹没有人要的老瞎马用上了，现在用水可轻松多了。你给我们说说这里有没有哲学道理啊。”我说：“这不就是实践出真知吗！你们可以再组织班里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会有更深的体会的。” 还有一回，我在晒场上，保管员王丰生和我聊天，他说：“我每天都要观察天气，一有变化，就要马上敲钟通知大家来抢场。每天只要我看到东南方向有雨伸腿了，我就知道大雨将临，会提高警惕，早作准备，你给我分析一下其中的哲学道理吧。”于是我给了他满意的答复。以后他又认真学习《实践论》，在晒场附近建了几个小砖窑，利用废弃的玉米芯烧造出了合格的红砖，解决了连队基建材料短缺的问题。此事还引起了团领导的重视，在我们连队召开了现场推广会。 我们连队学哲学的故事，甚至在《黑龙江日报》上有过整版的报道。我们兵团的《兵团战士报》也曾经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文章，报道我在连队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迹。师部和兵团的宣传报道组都曾经来我们连队参加过我们的学哲学座谈会。 在北大荒的那些年月，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更好地适应连队的学习需要，我也经常注重学习那些政治、历史、文学类的理论。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范文澜、任继愈、杨荣国的中国通史。还记得写过一篇杂文《没落阶级的变天账》，居然一字不改地被发表在《牡丹江日报》上，内容是批判孔子的《论语》。 北大荒的那些凡人琐事也如它的山水草木一样早已融化入我的血脉，成为我生命中永远值得珍忆的部分。 作者简介：马琳，1947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曾经下乡在黑龙江854农场。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上海市优秀社会科学学会工作者、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知青》内刊主编。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