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老辰光

当前位置: 首页 > 娱乐 > 书画 >

我们的别样青春

时间:2023-08-24来源:《广阔天地 终身难忘》 作者:王斌忠 点击:
1975年作者在荷塘知青点 离家:一天步行到村庄 时隔几十年,往事还像在昨天一样清晰。1969年3月24日,正是南方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们泸定中学的57名去往江西省南丰县的知青,坐着火车出发了。我当时16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所肩负的责任不小,还是这个知青队伍

 
1975年作者在荷塘知青点
 
      离家:一天步行到村庄
  
      时隔几十年,往事还像在昨天一样清晰。1969年3月24日,正是南方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们泸定中学的57名去往江西省南丰县的知青,坐着火车出发了。我当时16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所肩负的责任不小,还是这个知青队伍的负责人。开车前,来送行的徐老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注意安全,到农村好好开始新生活。当火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哭声一片。少小离家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有人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外地去,这种分别的确让人难过。但毕竟我们是年轻人,过了一会儿,车好像还没开出上海,只是不见了月台上送行的人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便开始叽叽喳喳地谈天说地了,整个车厢忽然间又是另一种氛围。我们在畅想着未知的未来。
  
      坐了一夜的火车,当黎明的微光照亮大地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这列车的最后一站——江西抚州。在这个自古就有“襟领江湖,控带闽粤”之称的地方,我们没有停留。火车站外面停着来接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带着全部行李,我们这些人又坐上了大卡车奔赴南丰县。还记得出产贡橘的南丰县领导们曾在上海做过宣讲,说到这里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吃树上的贡橘。大卡车到了南丰县城也没有停,继续往我们插队的傅坊公社开。
  
      3月25日晚上,我们赶到傅坊并在那里住。傅坊公社里只有一个二层小楼的建筑,人多,没有床,我们打开行李,席地而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发现外面很热闹,原来,接我们的老乡来了。我们被分在港下大队石科(原来也叫石窝,或石阶地)生产队。公社到村里的路程差不多30里山路,没有车,是要走过去的。老乡们肩扛担挑着我们的大件行李,知青们自己拿着随身带的小包,跟着老乡走。知青40多人,老乡有100多,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满了那条通往石阶地的山路。
  
      这30里山路,开始的一段还算平坦,有坡有河有桥,可是到了山里面快到石科村的路,就很难走了。眼看走到中午,知青们又累又乏,有的就累哭了。听上去30里并不长,但山路漫漫,总也走不到尽头。
  
      说到这条路,倒也是值得一记。这条路是当地与福建省相通的必经之路,古时是驿道。虽山高路远,人迹罕至,但历史上这里曾住过旺族黄井的后人,一直到现在,黄姓后人在这一带也居多。从林前到港下有15里山路全部是石板台阶,路旁还设置了五里石亭,快到港下有一石亭叫卡亭,卡亭上方的石板一面刻着“枌榆保障”四个字,另一面刻着“守望相助”四个字。据史学家考证,这是曾国藩的手迹,意为“故乡的保障”。
  
      这些石亭很大也很结实,里面有供人休息坐的石凳,还有烧开的水和沏好的野山茶。晚上这山间小道还有取材于松树的油点着的天灯,供来往的人取亮。所有这些都是当地人祖传下来的方式,免费为路人服务。之所以免费,是他们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这是在做善事,将来会有福报。我们这些知青,巴不得看到前方有石亭。因为太累,一进石亭就好坐下来休息,但一旦坐下就不愿意再走了。
  
      当我们走过差不多25里路的时候,抬头一望,路前面竟然是一条垂下来的千步台阶路。老乡说这千步台阶有3里远,我们要去的石阶地,就在山上,是石科生产队所在地。没有后路可退,只能咬着牙一步步往上登。等我们登上千步台阶顶,到石阶地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那一刻,来不及回想两天多的日夜兼程,我们终于到达了这次知青插队的目的地。
 
      插队:一盏油灯到天亮
  
      到石科生产队吃了晚饭后,我们被领到队部旁边一个曾关过牛的草棚里,里面还有一股牛粪的味道,只是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牛棚中间用木头垒起了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栅栏,算是把牛棚分成两个隔间,一边是男知青,一边是女知青。一个个从城市里来的孩子,来到未来大展宏图的地方,住的第一晚竟是牛棚,心情的落差可想而知。我们把行李铺好,坐在棚子里。有哭的,有发呆的,不知该说什么。
  
      夜渐渐深了,棚顶周围还时而有山上刺骨的风吹进来,仿佛露宿一般。男生女生中间那个分隔的木栅栏上,放着一个用英雄牌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我们就让煤油灯一直点着,两边都能看见灯光。煤油灯芯发出的微光,在早春的寒夜里一闪一闪的,我们这些知青的心,也可以说都冷到了冰点。
  
      漫漫长夜开始,我们新的人生道路也就此开始,明天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劳累、失望、迷茫,那一盏煤油灯成了那个晚上唯一的光亮,谁也不舍得把它吹灭。
  
      直到什么时候煤油点尽自己熄灭。第二天早晨,我拿着油已耗尽的墨水瓶去找队长黄矮仔再续一些油来。队长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他说,你们难道吃掉了这些煤油吗?这一瓶油在我们队里能用一个多月呢。他告诉我说,当时整个生产队的账上就剩下一毛二分钱了。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用这一毛二分钱,让生产队会计跑了3里山路到大队去给我们买回来8两煤油。
  
      一个生产队只有一毛二分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村经济真是一穷二白。生产队长把最后的一毛二分钱换来了我们知青用的煤油,也让我们感动。前几年我回到那里还看到90多岁的黄队长,提起往事,感慨万千。
  
      后来过了两天,公社来人看我们住得太艰苦,就帮我们改善了居住环境,搬到队部的房子里去了。虽然房间并不干净,床上的稻草时常会蹦出跳蚤咬人,但相比牛棚,已经好得多了。
  
      我们所在的石科生产队地处武夷山脉,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那里没有平地,全部是梯田。大的梯田有一两亩,小的梯田就一个门板那么小。按道理讲,这么高的地方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到了现在我再回去时,这里也只有5位老人留在山上。我们那时干活的话,要跑十几里的路。当时队里有十七八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我们的下乡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劳动。老乡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跟着老乡学。山上灌了泉水的田地是冰冷冰冷的,脚踩进去还会有虫子,常见的叫蚂蟥,一旦吸附在人身上,拉都拉不掉,会吸人的血;一旦拉掉,被咬处就会流血不止。我们后来学会了方法,轻轻地拍,拍一拍,虫子就松了口,掉下去了,血不会流出来。
  
      早春的时候翻土、挖沟、做埂,五六月插秧,七八月耘禾,十月份要收割,这是一季稻的劳作流程。山区的景色的确是美的,但是干活是真的苦啊,那时的我们并不懂得欣赏那里的美景。
  
      不过,到现在,当我回首那些发生在村子里的往事时,也有美好的记忆。记得村子里有一棵柏树,直到现在还在生长着。村民们说,这棵树有千年了,树冠都长成了平的,有了灵性,那平的树顶,是神仙住的地方。石科小队,也是人们常说的旺族黄姓人家住过的地方,那里的房子、水井都有六七百年的历史,明初的房屋修造得非常好。我会时常想起那里用石板盖起来结构讲究的老屋,井口都已磨出凹槽、能打出甘甜井水的老井,还有高山上凝结大自然霜露精华的云雾茶。
  
      怎能不常常深情地回望呢?那口老井的水,曾在我年轻的身体里流淌。
 
      办学:19岁的校长
  
      现在我的职业是上海一家企业的高管,但是我的青年时期,却一直在学校里当老师。我对当老师这个职业的选择,可以说无怨无悔。做老师,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既为民办事,于家于国都是功德无量。其实,我最早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在知青的那段岁月。当时,我在荷塘大队白手起家办起了一所名叫荷塘小学的完全小学,那年我19岁。
  
      我们知青,是到广大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同时也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责任。荷塘大队此前只有一到三年级的低年级小学,全在一个班级上课,当时叫复式班。升到四年级的孩子,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读完全小学。当时的队里,能找到一个小学毕业的人都难。按文化水平来讲,三年级毕业可以当小队会计,五年级小学毕业就可以当大队会计了。
  
      1972年,当我说出想办大队学校的想法后,荷塘大队邱海生书记很支持我,村民们也支持。村里有一个废弃的祠堂,堆放了很多杂物,我们就把祠堂利用起来。没有桌椅板凳,我和村民们一起上山去砍树,大的木材锯出木板来,就是桌子的台面;带杈的树,砍下来,带杈的部分支起桌面,下面的树桩打洞固定到地上,一张课桌就出来了。坐的板凳更简单了,圆的木材锯成树墩子,就是稳稳的坐凳。黑板没有油漆,就找来桐油和锅烟子灰一起熬制成黑色的涂料,刷到木板上就成了黑板;粉笔用当地的石灰来做,石灰化掉,用手一搓就成了。我还招了十多名包括知青在内有点文化的人当老师。可以说,我这次做校长办学,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全是和村民们一起就地取材、自力更生。老百姓认可,我也开心。在学校的外墙上,我写下了“荷塘小学”几个大字。从此小学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跑几里路去上学了,村里面能上学读书的人也都过来读书了。条件看似艰苦,但日子过得很丰富很充实。学校除了教孩子们数学、语文、政治这些文化课外,唱歌、体育课也都教。我当时精力旺盛,也有很多新思想。有一次回上海的时候,还花了十几块钱,给学校买了篮球、乒乓球这些老乡们从未看过、摸过的体育器材。
  
      办荷塘小学,是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也是队里的需求。学校办起来后,老百姓很感激我。小孩子过来时,有时会拿两个鸡蛋给我,或拿两棵蔬菜,还有老乡挑一担菜放在学校里给我们吃。我知道,这是老乡从心底里对我和我们知青的感激,也是一份浓浓的情意。荷塘小学五个年级办起来后,让孩子们都学到了文化知识。我们学校到公社参加文体各项比赛,还获得过名次。后来,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考上了厦门大学,他曾辗转找到过我。他是这个大队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1972年到1975年,是我在荷塘小学起步办学当校长的日子。1975年,我离开荷塘小学,到抚州去读师范。我在毕业后原本是要回到公社的,但南丰县城里也缺少师资人才,于是我留在了县城当老师。这一做就是将近20年。
 
      生活:总是抱有希望便会有光
  
      有人说知青生活没吃没喝,我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这样。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我不去抱怨,总是想办法怎么做会更好,让生活能更加温暖更多一些阳光。
  
      我的荷塘上海知青班有:王斌忠、陆来发、张昂昂、黄惠明、周月华、王扣妹等。我们曾自己用闲余时间养猪、养鸡。我们住的旁边有个晒谷场,谷物收起来后,地上肯定会有遗留,所以我们养的鸡就有吃的了。我们养鸡时,鸡蛋多得吃不了,有时会送给老乡。有一次,我们养的一只老母鸡还带着十六七只小鸡崽回来了。
  
      我们吃饭的桌子下面还曾有蜜蜂筑巢。老乡说,蜜蜂到房子里来造巢,不要赶走,这是吉利的征兆。我们要吃蜂蜜,就直接到饭桌下面采,前前后后差不多采出十多斤蜜来。
  
      在知青岁月里,我的想法是为老百姓做点事情,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由于表现好,当时公社也曾推荐我去上海交大读书,但由于成份问题去不了,后来读师范学校。不过,在回城以后,我在上海交大学习了投融资研究班,补上了当初的这一课。
  
      回想这些年,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不可重来的过程,当初吃到的苦,最终可能也是人生一笔极大的财富。没吃过苦,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甜。当初下乡时,我没有哭,相反还挺高兴的。我想通了,历史环境如此,一个个体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但在这个潮流中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全在于你自己了。当年知青下乡,相比战争时期年轻人上战场,已经好太多了。其实,任何环境中,都会有困难。我做到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能够实事求是,积极面对各种问题;同时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和良知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这些过往,让我内心感到宽慰,也让我受益终生。
  
      其实在我的知青生涯中,还有两年时光是被抽调到县里工作组。1970年到1972年,是我17岁到19岁的时候。当时也是由于我表现好,县里把我抽调到工作队,到基层去抓农村工作。我一个月会得到36元的工资,这已超过了普通干部29元的待遇。当时正好是“一打三反”时期,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做这些工作,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时间,我每日走访、与老乡一起干活,吃了将近千家饭。乡亲们会把家里最好的给我们吃,餐桌上会多出几块咸肉来。但作为工作组的干部,我尽量不去吃这几块珍贵的肉,放在那里不动,让老乡们显得有面子,等我们走后,他们就可以把肉留给最需要吃的家人。每到一家吃完一顿饭,我们会给农民留下一毛钱和四两粮票,这是下乡干部的用餐规定。
  
      在工作组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那后来我为什么去办学当老师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任务是“一打三反”。比如说农民家里有十几只鸡,产出这么多蛋就会有买卖,但那时不能让农民一家养这么多鸡,自家够吃的就行了,多余的要把它们打死;猪养一头可以,多了不可以,当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再比如说把亩产搞高这样的事,要让亩产高,要把水稻的秧插得很密,结果适得其反。还有,批斗地主富农这些事,我们也要开展。但事实上,我工作那两年,从来没有批斗过他们,只是和他们谈心,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要做好事,闲的时候可以往大队担几担柴什么的。两年下来,我压力还是很大,尽管待遇很好,前途也很光明,但我内心不开心。我觉得那时要做的那些事,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后来,我追随我内心的想法,下决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哪怕苦一点,但是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我就踏踏实实去做。于是就有了我办学从事教育的开始。
  
      感恩知青生活,那些美好的东西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流淌。
 
      作者简介:王斌忠,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1969年3月25日下放到南丰傅坊公社港下大队石科生产队插队落户,1970年上半年转至荷塘大队,下半年抽调在县下乡工作组工作,1972年下半年任荷塘大队完小负责人,1975年进抚州师范,1977年毕业分配在南丰实验小学任教,1994年在南丰县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工作,2000年响应党的“西部大开发”号召前往甘肃,至今仍在为西部大开发工作。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