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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28)

时间:2020-07-05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利明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陕西主政两百天(2) 提出施政纲领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2)

     
      提出施政纲领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疑“四清”运动带有浓厚的“左”倾错误的阴影。好在“二十三条”还规定了一些宽松、求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为胡耀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胡耀邦举起宣传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旗帜,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系列观点与措施,进行了他的务实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至28日在西安举行。胡耀邦于1月22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先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人。

      胡耀邦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清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胡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胡耀邦说,“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指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胡耀邦明确地回答:“在当前主要是反‘左’。”

      胡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胡耀邦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胡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胡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胡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是“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

      胡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胡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胡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胡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而把工作中的持不同观点者排除在外了。

      胡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热衷于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胡耀邦来到西安交大,针对当时幼稚的“左”的做法和大家谈心。他别开生面地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学生就要学。什么红专关系,叫哲学家越搅越糊涂。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你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学习好,就是好学生!”“查什么男女关系?‘社教’不是让你们搞这个!我的要求就是遵纪守法,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胡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主要的,对实际工作有远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胡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分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账,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受彭德怀、习仲勋冤案、错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胡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账,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3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对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

      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情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胡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胡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这一年的春节,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啊!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
胡耀邦还对群众运动讲了思虑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颤,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讲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

      胡耀邦这一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了,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也是这样。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当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胡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胡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在学术文化领域,胡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都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节目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第一标志。”

      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胡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196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次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胡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西、中部分片负责,胡耀邦亲自去陕南开展工作。

      胡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至12日日夜兼程,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了的案子,胡耀邦说:“我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即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啊!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后来,批判胡耀邦时,一位领导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胡耀邦当时确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

      胡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中的“左祸”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的感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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