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门我就看到玻璃展示柜一枚的铜章，忽然迎着展灯光亮了起来。 那枚刻着飞轮与火焰的旧证章，那是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章，我爷爷也收藏了这枚证章。 这枚京汉铁路工会会员铜章，在展灯下泛着沉实的古铜光。 背面錾刻的“总工会1923年颁”七个字，没有多余修饰，却像一道跨越百年的门扉，轻轻一推，就撞进了那段铁与火交织的岁月里。 它的铜胎里，还留着1923年早春的寒气。彼时京汉铁路这条千里大动脉上，两万多名铁路工人在党的引领下，第一次攥紧了散在各处的力量。 此前的他们，在洋人和军阀的刀鞭下讨生活，成年累月做牛马，连基本的人权与自由都成奢望。 直到共产党人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星火走进工人夜校，“劳工神圣”的声音才顺着铁轨的走向，传遍了每一个车间、每一处站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却遭军阀吴佩孚明令禁止，代表们顶着武装威胁开完秘密会议，将总工会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随即下达了全路总同盟罢工的号令。  这枚铜章，就是那个时代最郑重的身份印记。 它带着工人们亲手触摸过的温度，正面的双翼车轮徽志是中国早期铁路的共同符号，环边的文字一笔一画都刻着“联合”的分量。 当年佩戴它的工人，把它别在胸前的衣襟上，就等于把“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的承诺别在了心口。 2月4日大罢工开始后，长达一千二百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每一个佩戴这枚铜章的身影，都成了反抗压迫的旗帜。 他们守在铁轨旁、站在厂房边，没有精良的武器，却凭着一身硬骨，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劳工的力量。 铜章的凹痕里，藏着二七惨案的血色记忆。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对罢工工人举起了屠刀，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哪怕被刀斧反复劈砍，也不肯下达复工的命令，一句“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成了那个年代最振聋发聩的绝响。 劳工律师施洋慷慨赴死，全路五十多名烈士牺牲，三百多人负伤，上千人流离失所。这枚小小的铜章，见证了枪弹穿过江岸的晨雾，见证了鲜血浸透脚下的枕木，也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那份宁死不屈的决绝与坦荡。 百年光阴倏忽而逝，当年的硝烟早已散进历史深处，这枚铜章却躲过了军阀的收缴，熬过了动荡的岁月，带着一身浅淡的包浆走到了我们面前。 它不再是当年那枚需要藏在衣襟底下才能保存的信物，成了我们触摸那段工运史最鲜活的物证。 指尖抚过铜面上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纹路，仿佛还能触到百年前工人们粗糙的指腹，触到他们藏在硬骨下的温热心跳。 这枚刻着“1923年”的铜章，从来不是一件只供赏玩的藏品。  它让我们永远记得，这条穿越风雨的道路，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铺就的，那些镌刻在铜章上的名字与信念，永远不会被时光磨平。 我爷爷百年前在白色恐怖下，收藏这枚铜章真不易，现在存世量极其稀少。 当年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有两三千名会员，二七惨案后军阀曹锟下令全路收缴工会徽章，能躲过搜查留存至今的铜章实物不足百件。 民间私藏更是罕见，和国家博物馆、二七纪念馆馆藏的一级文物属同批次历史遗存。 爷爷曾说过徽志的特殊来历，章面核心的“双翼车轮”图案，源自1919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下令制作的“轮轨双翼式”铁路徽志。 后来简化去掉钢轨部分，被直接用到了工会证章上，象征铁路工人向往自由、飞驰向上的精神，二七烈士纪念碑顶部的鎏金大鹏飞轮造型，就取自这枚证章的图案。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