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克涛（右）与兄长陈克希  新青年创刊号  福州路（棋盘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南长沙人士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和其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走上了追求知识救国的前沿。  陈子美（右一） 那么，群益书社又是如何开到上海的呢？原来在长沙开办书社时，在上海设了采购站。随着上海采购站的书籍的存量增加，1905年，陈氏兄弟将采购站搬到棋盘街广东路口，因地段好，索性开了一家上海“群益书社”，一举两得，即可营业又可堆货。后来店面经业主哈同洋行翻建后，便是现在河南中路130号。上海群益书社的业务，除经销书刊之外还经营文具，再后来就是出版书刊。 陈独秀与上海群益书社的缘分，应该归功于一个叫汪孟邹的安徽人，此人早年在芜湖开办了科学图书馆，常到上海进货，湖南同乡会会长章士钊把他介绍到福州路惠福里的群益书社内住宿，并与陈子沛、陈子寿交上了朋友。1913年汪孟邹带着侄子汪原放也在福州路惠福里开设了亚东图书馆。第二年，汪将一位同乡介绍给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这位同乡就是陈独秀。 汪提议由陈氏兄弟出资帮助陈独秀发行由他主编的《青年杂志》，作为拥护维新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陈氏兄弟，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汪孟邹的建议。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正式创刊发行。因这个杂志刊名与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青年报》名称相近，双方产生了争议。后来，陈子沛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从第二卷起用了《新青年》。当时，《新青年》杂志的名声很大，鲁迅先生早期作品《狂人日期》就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作品发表后，有不少青年读者前往群益书社打听作者“鲁迅”情况，因为这是“鲁迅”笔名的首次使用，由此可见社会反响之大。 《新青年》在发行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因刊物宣传与提倡新文化运动，有着较为激进的思潮，在深受读者的欢迎的同时，也引起当时政府的监视。特别是1919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出现了大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所以屡遭反动统治者迫害，千方百计想迫其停刊。《新青年》确被停刊过，但屡停屡印，顽强坚持，时断时续地坚持了8年。第九卷以后的《新青年》，由中共中央迁往广州，自行出版。 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出生于湖南，尤注重故乡情谊，当初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时，黄兴也在搜捕之列，兄弟俩将他隐蔽起来，后又资助他东渡日本。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时，经表兄王季范的介绍，他与杨开慧也常来群益书社走动。毛泽东对店里的图书很感兴趣，一到便要翻书看，一看就是很长时间。看书时，他总是坐在店堂楼上一间房的一张帆布床上。 1926年，毛泽民奉党的指令到上海开办长江书店，出版和发售宣传马列、共产主义的书籍。经毛泽东的介绍，前来群益书社找陈子寿来商量开店事项，群益即派了两名店员前去协助开店。“四.一二”事变后，南京政府通缉毛泽民，毛逃离了上海，长江书店也被查封了，丢下的一摊子事，均由群益书社出面解决。另外，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诸先烈在上海时的许多事务也都是托群益书社办理的。 星移斗转，《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在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创刊至1920年第七卷共42期。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轰炸闸北，群益书社印刷、装订所连同仓库都被炸为平地，损失惨重。唯独《新青年》的纸型版藏于书店本部，得以幸免。元气大伤的群益书社由此衰落。1934年时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查封，后由债务担保人汪原放出面，讨出《新青年》全部纸型印刷重版，才还清债务。1935年群益书社停业。  （群益书社在沪经理陈汉声与堂兄弟们） 1950年陈汉声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知纸型轶事。毛泽东即批示给出版总署，出版总署由张静庐同志接洽，将《新青年》纸型买了下来，陈汉声携《新青年》纸型进京呈献，受到张静庐的热情接待。至此，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新青年》纸型有了完美的归宿。民间收藏，成全了中国革命史料一段典藏佳话。 责编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