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文人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闪耀着夺目的、永恒的光芒，但在仕途上却坎坎坷坷，少有建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古代文人的磨难史和抗争史。对于这种现象，后人多同情地冠以“怀才不遇”一词。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 “怀才不遇”，前提是须有“才”。没有“才”，又何谈“遇”与“不遇”呢？问题在于，“才”有“文才”和“官才”之别。“文才”，是指在文学领域里的才能。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人的诗歌或文章，都是经大浪淘沙后的精品，他们的“文才”早已得到举世公认，是“遇”了。“官才”，是指做官的才能。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方法是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是以文章的优劣为依据，由此，许多人凭借“文才”走上了仕途。然而，由此“文才”也便和“官才”混为一谈。落魄文人中，有“文才”而没有“官才”的人，大有人在。重新审检一下他们自身素质和能力的缺陷，或许有些许启示。 贾谊，年仅二十岁就被召为博士，后因提议改革政治，遭权贵嫉妒毁谤，贬为长沙王太傅，33岁抑郁而死。毛主席有诗感叹：“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古今有作为的政治家，人生道路无不都是曲曲折折、沉沉浮浮的，无不都是百折不回的。贾谊锋芒毕露，又缺乏政治家必备的意志、毅力和胸怀，遇挫折便郁郁寡欢，一蹶而不振，终难成大事。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长期以来，人们都赞美他不唯上、不唯权贵的骨气。现在看来，也可以有别的理解。“折腰”，乃旧时的礼仪。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和指导工作，理应接待和陪同。待人有礼貌、与人沟通、与人合作，既是对人的素质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职场上最起码的交际能力，而陶渊明却不具备能力和意愿，于是，他只能选择离开。况且，他的逃避是有其物质前提的：如果没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那么“羁鸟”大概也飞不到所恋的“旧林”，“池鱼”也游不到思念的“故渊”了。 李白也始终没真正认识到“天生我材必有用”里的“材”仅仅是“文才”而已。李白曾于天宝初年应诏入京为翰林。他恃才傲物，天宝三年，唐玄宗便“赐金”让他“还山”。唐玄宗惜其诗才，相比之下，已算是客气的了。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柳永，沉溺于“烟花巷陌”和“偎红倚翠”，以“风流事”为“平生畅”，为人放荡不羁。若考虑到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层面的要求，那么宋仁宗在考察干部时将他的名字勾掉，也是难免的。 苏轼先反对王安石新法，后又和保守派司马光过不去，在新旧二派的激烈斗争中，两边都反对，两边都得罪，于是就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累遭谪贬。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分歧，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裁断孰是孰非。苏轼具有完美主义的文人情结，所以也就只能“早生华发”，将满腔的惆怅“酹”于江月之中了。 综上所述，这批文人这样那样，都缺了点“官才”，他们的“不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类文人，终生未进入过官场，其“官才”不得而知，而其“文才”也可推究一番。 蒲松龄，自幼聪慧好学，热衷功名。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偶尔的批阅误差是难免的，但在近40年的考试中屡试不第，唯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的文章确实过不了关。写小说固需“文才”，但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这是硬性规定，当然也有其行文要求。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屡屡落第，也在常理。“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科场的失败使蒲松龄悲愤万分，可也许，他本来就不是写公文、做官员的人。 还有一类文人，细究其“文才”和“官才”，似乎觅不到短板，这就需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量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只有在顺应潮流的前提下，个人的才能才有发挥的空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