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春节，老大振民要办婚事，日子定在正月初九。姑娘是本公社薛家窑的，读过初中，人品模样都不错，振民看上，二万子和王村钰也中意。可是要把姑娘娶过来，得花一笔钱。姑娘一家很明事理，没有多要：两份礼金(一份二百四十元)，六身衣服，十二块银元。一块银元价格是二十块，没银元给钱也行。依当地风俗而论，这个数目一点也不逾外。如今嫁女，张口要三份五份礼金、十身八身衣服、二十块三十块银元的娘家多的是，二万子、王村钰对此很满意。他们估算，家里两头猪卖掉一头(另一头留下过事时宰了待客)，种的烤烟一卖，多少再借点钱，媳妇差不多就可以接到家。孩子的婚事终归是一场大事，花几个钱值得。  这一年烤烟长得不错，振民暗暗算了一笔账，觉得一亩地收入二百五十元不成问题。十六亩地，除过给生产队的上缴款，籽种化肥农药以及租炉烘烤烟叶等费用刨过，至少能落二千五百元。这笔钱他与那个合伙的亲戚平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看来，他办婚事不成什么问题了。 八月打烟叶，十月烘烤完毕。收购由县上统一组织。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问题，在烟叶收购过程中发生了。 这一年，上边向Y县下达的烤烟收购指标比往年少许多，而全县种植面积比往年又扩大了许多，又是大面积丰收，因而，烟叶收购不几天，计划指标就完成了。烤烟是定向销售经济作物，国家不收购，就很难卖出去，烟叶变不成钱，压在家里就成了一堆废物。 种烟的人无不焦虑万状，叫苦连天。振民虽说参过军，闯荡过外边的大世界，可是仍然是个老实角色，只会在家里摇头叹气。二万子和王村钰四处奔走，托人求情，想找点关系开“后门”把积压在家里的烟叶处理掉。路跑了不少，人也求了不少，可是一斤烟叶也没卖出去。 振民的婚期一天天迫近。礼金还缺一份，衣服只给人家买了两身，还缺四身，十二块银元，一块也没有搞到，一家人急坏了。介绍人来过几次，尽管每次来都客客气气，但二万子看得出人家已经不耐烦了。他赶紧到楼底卫生院找王村钰商量。 王村钰从县医院学习回来，工作担子压得重了，又带着小女儿还把小儿子接到身边来上学，整日忙忙迫迫。虽说人在外边，但家里还要她操心。振民的婚事让她好生熬愁，二万子一来，她默然半晌无语。 事到如今，你看咋办?”二万子愁谷满面地说，“事情往后拖，人家答应不答应?再说有个变故咋办?不往后拖吧，手头没一点点钱。 王村钰只觉得心里苦极了，这种苦，她在二万子面前说不出。为了支撑这个家，她紧咬牙关，鼓起劲头，越过生活设下的一道又一道难关。多少年来，她一直自己给自己打气：往前走，总有希望。她不和别人比吃比穿，不理会别人怎样以不解和怜悯的目光注视她。她强迫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不去回忆早先做姑娘时的种种梦幻。她甚至不太愿意回北京家——家里让她年年都回去—怕亲人那醉人的温爱、京华之地那诱人的现代化生活使她内心失去平衡。她只盼她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家好起来，一家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心没少操，苦没少受，她的面前却依然是解不完的难疙瘩。哪天是个终了啊！她心里悲哀透了。 思忖半晌，她对二万子说：“不能拖。瞌睡总要从眼皮底下过，想办法吧。” 二万子满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唉，要是烤烟能卖……“ ”王村钰说：“不去想烤烟了，贷款。” 二万子不解：“贷款?” “听梁海燕讲，现在贷款比较容易，咱们就说买牲口用钱，这比求张三央李四借钱好。” 贷款要还利息哩。” 买牲口贷款的利息是六厘，很低。没什么，先把振民的事情办了，卖掉烤烟，再还贷款。”  通过梁海燕的关系，款贷出来了。振民的媳妇如期娶到家里。这一年，振民虚岁二十二岁。 Y县早婚习俗，由来已久。我翻阅民国三十三年编纂的《县志》，在卷二十三《风俗志》里，读到男女婚嫁多在十二三岁的记载。从清代开始，官方便致力于劝改早婚。乾隆年间知县李辆的《劝改早婚示》，附录于《县志》里。全文如下： 清 李柄《劝改早婚示》 为劝改早婚旧习，以免天礼，以繁嗣续，以端风化事。照得古者三十而娶，廿而嫁。非故延缓其期，盖以夫妇为人伦之始，宗祝攸关，必至壮盛之年，血气充盈，始谐配偶。故古者胤繁昌，人多寿考。乃本县陋习，每于男女十二三岁时，即图婚嫁。想因情深舔犊，欲令速缔良缘；抑或愿切向平，藉以早完重负。不知男女精血未充，听丧大早，必多天折。即令幸免天亡，而少年纵欲，不知节，以致精薄血寒，每艰生育。本邑无子之家千居四五，均由早婚为之厉阶。又本邑择配，多女长于男，谓早得志成内助，可藉持家。不思男尚音蒙，情窦未启；女子善怀，私忧窃叹，或竟羞中等，更不忍言。查早婚虽不载禁例，为人父母，亦何忍因无益之爱，反酿无穷之祸?为此痛怀晓谕，幸各细思猛省，共鉴前车，力挽陋习。虽三十二十之期，未能骤复古制；亦必俟男已胜冠、女已及斧，方议成礼，则寿算可延，后可广，国门益正，邑睾不胜颟望之至：须至示者。 振民结婚半年之后，王村钰又遇到一道难题：有人给老三振邦说亲了。振邦刚满十八岁，说的姑娘十六，他一眼就看中了那姑娘，巴望着把婚订下来。但他知道家中给哥哥办完事后没松一口气，实在没有力量来办这桩事，也就不敢对父母亲讲。王村钰看穿了他的心思，苦苦思索几天之后，对二万子说：“订就订吧，还是那句话，瞌睡总要从眼皮底下过，紧就紧一阵子，咬咬牙关也就过去了。” 其实，她的内心相当悲哀。这悲哀并不仅仅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而生，主要的是她觉得振邦还小，不该早早被婚姻的绳圈套住。她很想说服振邦，让他不要这么早就决定终身大事，可是拿什么理由去说服他?让他珍视自已的前途?他的前途是什么?说早婚不好，为啥不好?早结婚早得子早享天伦之乐，不比光杆一条好?还有，她是继母，这是最敏感的，不论她出于什么动机去阻止这件合乎风俗、顺乎“情理”的事情，村里人都很容易看成是因为她和他不亲，她不愿背也背不起这个指责。思来想去，她只好让步。 她痛苦地发现，在很多方面，她已经被这块地方强大的外部力量同化了。二万子觉得负担卸掉一个是一个，晚卸不如早卸，便也同意了。又贷了一笔款，总算给振邦订了婚。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