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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随风万里》书摘】: 13、羊绒衫绽放雪莲

时间:2018-10-20来源: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林小仲 点击:
13、羊绒衫绽放雪莲 1977年12月,我走进刚刚创建不久的北京羊绒衫厂,羊绒衫厂的四层厂房矗立在荒芜的北三环路上,加上附属建筑群是一组很有气派的现代化厂房。 羊绒是山羊长毛下的那一层底绒,有人计算过一头山羊一年才能产二两羊绒。羊绒在国际市场是一种

13、羊绒衫绽放雪莲
1977年12月,我走进刚刚创建不久的北京羊绒衫厂,羊绒衫厂的四层厂房矗立在荒芜的北三环路上,加上附属建筑群是一组很有气派的现代化厂房。 
羊绒是山羊长毛下的那一层底绒,有人计算过一头山羊一年才能产二两羊绒。羊绒在国际市场是一种十分昂贵的动物纤维,有软黄金的美称。羊绒经过梳理、纺纱织成的衣服叫羊绒衫,羊绒衫挺括、舒适、高贵,一件好的羊绒衫的价格往往十倍于普通的羊毛衫。当时国内只有两处生产名牌羊绒衫,一家是上海的“熊猫”牌羊绒衫,一家是北京羊绒衫厂生产的“雪莲牌”羊绒衫。
北京羊绒衫厂是从在北京朝阳门内的北京麻纺织厂分出来的新厂,它是一家有上千人的中型国有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2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不知为什么工厂劳动科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20多天劳动结束后,200多青工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但工厂劳动科留下了我。
正值全国的企业开展“文革”之后第一次调整工资,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又加上许多人都是长期的低工资,再有“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所以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厂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没有进车间,被留在厂调资办公室帮助工作。印简报,发简报,了解各车间动态,填表格,开会记录、帮助跑腿是我的日常工作。经常能看到为了长工资来哭闹的人,厂里领导们需要做大量调解和思想工作。
这项工作使我与厂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有了彼此熟悉和了解的机会,当时主管劳资的党委副书记郝丽华(曾任纺织局的一个企业厂长)、劳动科长陆士娟(现已从市纺织局劳动处退休)、宣传科长刘安民(后曾任厂党委书记,已退休)等不少厂里的干部都非常关心和帮助我,历史给了我一次机遇。 
1978年,工厂调资工作结束后,厂劳动科长陆士娟把我留在科里帮忙。她那个科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我们的科长陆师傅,开始了几百新工人的招工工作。我们几乎跑遍了当时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从朝外到酒仙桥,从三里屯到东郊八里庄,从左家庄到北太平庄,朝阳区让我们转了个遍。
 陆师傅是上海人,那时她四十来岁,她曾在上海的纺织厂做过工,是个工作认真和十分干练的人。她白皙的肤色,头发乌黑,一口上海普通话,人很善良,又不失聪慧和机敏,劳动工资业务娴熟。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与一家又一家街道办事处商洽,看人选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北京羊绒衫厂的四百多名新工人,就是这样一个个招进厂的。那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上山下乡的返城知青,还有近几年的在校毕业生,每当他们听说我们是招工的,便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但是我心里清楚,几个月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待业,但现在我也实在是帮不了他们这么多人。
招工的工作前后进行了两个月,位于东三环路边的羊绒衫厂,除行政领导、技术骨干外,大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纺织厂女工多,工余时到处都能听到她们朗朗的欢笑声。招工结束后,劳动科科长陆师傅跟我商量,现在去兵团、农场的知青算工龄,而插队的不算工龄,如果你现在进科室、进车间,都要像那些小学徒工们一样,拿二十多元学徒工的工资。她像一位慈爱的大姐姐一样对我说,“那样太亏待你了,你下了那么多年乡,不算工龄没道理,但是现在政策是这样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纺织厂库工的工资较高,当月42元,三个月后47元,你先去厂食堂当几个月库工好不好?”关于知青到农村插队不算工龄的问题,影响了很多返城知青的生计,你想插八九年队不算工龄,那影响多大。我到团中央后,按工龄分房,多少次我都排不上队,不能分到房,还是办公厅行政处长于振国看在知青的面子上照顾我,分了一处房给我。要感谢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帮助数百万知青解决了此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陆师傅和有关厂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羊绒衫厂有一千多人,食堂职工有几十个人。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管理得很乱,各方面意见很大。与我一同调进食堂的还有一名叫郑守文的管理员,他是一位“文革”前的大学生,刚从承德调回北京,一个老实人。我管的大仓库里大米、白面、玉米面、淀粉、白糖各种食品原材料、调料一应俱全。那时供应紧缺,什么都需要多存一些。没多久我把那间五六十米的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入库账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开眼的是,我能将近200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什么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但也就是在面案上混混。中午、晚上帮助打菜、卖饭、收饭票。午休时我躲在库房的大米袋子上呼呼大睡,日子过得也乐陶陶。
 三个月之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这个工资一直陪伴着我后来调到团中央,在那时47元对我来说多么重要,我由衷感激羊绒衫厂那些关爱过我的师傅们。
 在这之后,我先被调到羊绒衫厂行政科工作,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还在党组织和共青团里担任了一些职务,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是我在羊绒衫厂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
 在工会我负责宣传,经常干些写简报、挂标语、开会照相、举办书画展览,张罗文艺演出、买电影票、发电影票的工作。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单调,厂工会每个月都要从会费中拿出钱,买两场电影票发给大家。我常去买电影票的地方是东四人民商场旁的隆福寺,那里有“长虹”、“明星”两个电影院,还有东城区工人俱乐部。我们厂住朝阳门附近的人比较多,我有时也去农展馆和三里屯电影院。人们看电影的积极性非常高。但电影票好买不好发,上千张电影票总会有一些前排的票,谁愿意坐在一、二排看电影呢?因此,要把票按好坏、时间班次分好,再发到各车间、科室工会主席手里。每次发票时总有人来套近乎多要几张票,我那差事既容易当好人,更容易得罪人。 
工会当时有5个人,资深的主席关师傅,他很憨厚且很有主意,说话有些口音,在工厂时间很长,身体不太好,他的夫人也是羊绒衫厂的,虽然是干部家属,但很友善。铁道兵有转业回来的大个子毛红,一米八六的大个子,经常穿一身国防绿的军装。人高马大,做事也快捷,纺织厂女工多,毛红形象好,很有女人缘,但后来却惹出招蜂引蝶的麻烦。还有一位把工资关系挂在我们工会的画家,他有文人的风范,只是怀才不遇,常借酒发牢骚,个子不高,架着黑边眼镜。有一次我请教他草书书法,他告诉我笔画或粗或细,字布局或大或小,听起来不雅,对于我这个外行,想想似乎也有几分道理。我对桌是部队转业回来的李颖师傅,她大概比我大十多岁,总穿着一身军装,为人热情周到,但也有叫真的时候,她原是沈阳军区射击队的一名神枪手,她的爱人是总参副总参谋长的秘书。我和李师傅谈得来,她有东北人的豪爽和热情。工会是群众工作,天天和工人打交道,为工人服务,虽然琐碎,但很有意义。
 我在羊绒衫厂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党委宣传科,科里就我和一位从铁道兵转业的科长,他大我十几岁。这位科长心很细,他对我不错,但我觉得与他沟通有距离,但仅仅停留在心里。他原来是个文艺兵,笛子吹得很专业,自始至终我们彼此相敬如宾,好在当时羊绒厂的劳动科、保卫科、人事科、工会、打字室都有我的朋友,我常溜到他们那里天南海北的神聊。
 当时“雪莲”牌羊绒衫,正在紧锣密鼓与上海的“熊猫”牌羊绒衫,争夺纺织部的金牌,事关重大,全厂都积极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奋力工作。为了给“雪莲”牌羊绒衫扩大社会影响,我们积极地向首都各大新闻单位推荐“雪莲”,努力扩大产品的宣传影响。我认识了不少记者,我也写了一些有关“雪莲”的消息和产品介绍登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上,但都是些百十来字的“豆腐块”。使工厂受益的是我们结识的那些大记者们的长篇报道,他们为把“雪莲”宣传推向社会帮了大忙。一时间北京羊绒衫厂成了令人瞩目的地方,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都到这里定做羊绒衫。在当时的北京市场上,只有用外汇券的北京友谊商店,才有专柜卖“雪莲”牌羊绒衫。在北京纺织局里,“雪莲”也大名鼎鼎,那时“雪莲”的多数产品都远销国外。
 在宣传“雪莲”的同时,因工作需要我也常跑车间,熟悉工艺流程。从原毛开始的洗毛、整理车间到纺线的粗纺车间,从染色整理车间到纺成纱锭的精纺车间,从用织衣的成品车间到产品检验、包装车间,从车间主任、书记到一些工段长和工人中的先进人物,那时我都很熟悉。纺织厂的工人很辛苦,纺织厂的生产主力,那些女工们更辛苦,三班倒不说,每天她们要走多少路,听多少机器轰鸣的噪音。但那时能在国营企业工作,当属让人羡慕。我在羊绒衫厂先后编写的几十期简报中,常提到让我们骄傲的产品“雪莲”,也常提到汗水浇灌“雪莲”的纺织工人们。在我离开羊绒衫厂前,“雪莲”牌羊绒衫在全厂努力下,被评为纺织部的“金奖”。
 1981年上半年是我工作变动的年代,那年我随厂纪委书记和保卫科干部去江苏南通外调,回到工厂后,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年初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去参加了在东四十条一所中学里举行的考试。不想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在报名记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不在工厂时,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现安徽省委书记)和团中央组织部陈传书(曾任民政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亲自跑到工厂看档案和外调,党委书记刘安民和工厂人事科,自然也没有少为我美言。他们回机关后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请工厂办调动手读。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些好心人帮助了我。
 1981年7月20日,我告别了工作近4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
 
作者简介:林小仲 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在东北呼伦贝尔度过九年知青岁月,1977年返城,先后在国企、团中央机关、央企、民企供职。现任职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本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梦随风万里》一书。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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