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山大队下乡时，我曾在“三线”开过荒，打过羊草，铲过地，割过黄豆。跟拖拉机播过种，在“康拜因”上收过小麦。赶过牛、马车，赶过牛马爬犁，做过各种农活。搞副业在塔河修过铁路，在七十三林场筑过公路，在十八站盖过养路段的办公用房。拉过大锯，冬季上林场伐过大木，装过爬犁，归过楞。虽然吃了不少苦头，遭了不少罪，但自己也确实得到了锻炼，可以跟农民一比高下了。  黄山上的松树，并不比大兴安岭的樟子松美丽多少。想当年上山伐木，到山顶上见到巨大的樟子松遮盖的面积，远比黄山迎客松大好几倍。针叶很茂盛，尤其是金黄色的树身漂亮极了。这是黄山松所不能比的。每次把大树伐倒后，光树墩就像小圆桌面大，一棵树能出二三立方木材。有时数一下树墩上的年轮，一般都有150～200圈。每每心里总有隐隐不舍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在呼玛的十个年头，除了艰苦和饱经风霜外，其实收获也颇多。在山上干活，还经常见到鹿，狍子，野兔等动物在奔跑，灰鼠，花鼠在树枝上跳跃，啄木鸟在病树上啄洞捉虫，并不时发出“咚咚”的响声。哪怕冬季零下40度，照样有啄木鸟在捉虫。还能见到野鸡，“飞龙”及很多不认识的小鸟掠过。夏季在山谷里常听见布谷鸟在鸣唱……大兴安岭的春，夏，秋，冬景色不同，像一幅幅画卷，有各自的美。记得在金山地营子秋收过后，黄昏时分燕麦地里每年都会有一群一群的大雁，由北向南飞行，途中落下来休息觅食并过夜。大雁落地后嬉戏，找食并发出“敖敖”的叫声，在几里地外都能听见。在它们四周均有站岗放哨的大雁，一旦有人靠近时会发出惊叫，即刻雁群全部起飞远去。有一回见大雁落地不到五分钟，只听到雁群发出不正常的尖叫，忽然全都匆忙起飞远去。过了约莫半个小时，见老乡刘洪起两手各提着两只大雁，从燕麦地向地营子居住点走来。此时大伙都在院子里吃晚饭，见状围上去观看。大雁的羽毛是灰褐色的，每只都有八九斤的样子，和家养的鹅差不多。大雁的腿已被他下的夹子打断，老刘用剪刀把两只大雁的翅膀剪去后，扔进放粮食的大空木箱里，然后去食堂打饭。很多人继续围观评说。  此时知青中间有人起头在凑钱，我一块，你二毛，他五毛，凑了大约六七块钱后，到老刘住处把钱放到他铺子上，去木箱捉了一只大雁便走。在知青们七手八脚把大雁的毛褪完时，见老刘跑过来直囔囔：这玩意也不好逮，我也从没逮住过，我是不卖的。知青没人搭理他，有人在剁大雁，有人架火，然后放进铝质的大洗衣盆里煮了起来。我也尝了几块，味道好极了。至今还回味无穷。想想当时要不是强买的话，怕是吃不上了。  七拉八扯，还是说说黑龙江鲤鱼的事。休闲时间多了，知青就是看书，打牌，吹牛。老乡们却忙着逮鱼，个人搞副业挣钱。我跟老乡收过几趟鱼钩，觉得也不难。有一天。我回金山供销社买东西，路过铁匠铺，跟铁匠老张头说起逮鱼的事。老张头给了我一捆200多米长的12号铁丝。我扛着沉重的铁丝走了10里路，回到采石场的江边。我把铁丝的一头拴在江边柳树上，另一头捆上大石头用小木船运往江中放下。距离岸边20米样子每隔一米栓上钩子，鱼饵（用面粉，面筋，麸子等做成，蒸熟，晒干，样子像木头线团）。  此时还是鲤鱼汛期，每天黄昏时（夏天七八点钟）放鱼饵。第二天旭日刚出大江水面（三四点钟）去收鱼，每天都能收获10多条。我最多一次收到25条鱼，大的有10多斤。最小的也有1斤以上。那时采石场顿顿吃我逮的鱼。鲤鱼味道太鲜美了，我还给队里知青食堂送过鱼。多余的学老乡腌起来，然后挂到树竿上晾干。有时收到鱼马上要上工了，就用细麻绳从鱼鳃穿过，从嘴里出来，等于栓上笼头，用小树枝插在江中养着，待收工回来再收拾。有两次回来不见了江中的鱼，才知道边防小艇来过，有人把鱼收走了，并留下钱，把钱放在铺子上。有时20元，有时10多元不等。人没有碰到过，正好有了这个钱，派人走10里地，去金山供销社购烟酒等食品享受了，大家都很开心。半个多月鱼讯过后，也就钩不到了，据老乡讲，每年六七月间鲤鱼会从下游逆水上游。那时各种鱼真多，老乡撒一网就半水桶鱼。现在想想那时真享受开心啊！  有一次在逮鱼过程中，只见远处苏联边防军两艘快艇朝我们方向飞速驶来，在离我们小木船50米处突然速度放慢下来，两艘船一前一后在与我们小木船五六米处，老毛子水兵的面孔都看得很清楚。说实话大家心里有点慌，等他们慢慢地漂过去约50米后，小快艇又飞速开走了。事后问老乡才明白，他们快艇如不减速，我们的小木船肯定要被大浪掀翻，看来苏联士兵还是蛮讲道德的，如按当时中苏双方约定是不准在江心中捕鱼的，显然苏联士兵没有为难我们。  作者简介：徐顺友，1952年生。1970～1979年先到呼玛县金山公社金山大队插队，后到县装卸队工作。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