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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小上海” 这年的国庆是和中秋节连在一起的。早饭后，大家集中在宿舍里收听北京传来的广播，听林彪有气无力的讲话，随后每人发了三块月饼，硬硬的，大大的，里面有红丝绿丝。最受期盼的是中午改善伙食，有肉吃。虽说北大荒食物并不丰富，到了冬天只有白菜土豆和粉条，但连队自己养着猪羊牛，过年过节时会杀上一两头，改善改善生活的。所以，在清汤寡水的日子，就总会盼望节日的到来，盼望一享口福时刻的到来。 1968年的年底不可阻挡的到来了，连队为知青建造的宿舍也建好了。期间，哈尔滨、齐齐哈尔、双鸭山等地又来了三批知青，连队里热闹了许多。我和盛德显他们也搬进了新宿舍东侧那栋西头的小屋，里面的大屋是一群刚刚分来的齐齐哈尔女知青。每天上班回来，里面屋里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显出我们的冷清。 至此，齐齐哈尔知青先后来了两批，有近四十的了，而哈尔滨知青则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人，远远超过了上海知青的人数。刚来时，各地知青间受文化传统的限制，互相间都瞧不上，你嫌我娇气，我嫌你流气，时有冲突发生。再加上刚从“文革”发生最激烈的大城市来，身上还留着一些“文攻武斗”的余韵，打架的事情常常有。记得有一次哈尔滨知青与邻近连队的知青发生了矛盾，结伙去报复。眼看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孙连长坐着小红车追去，半道上把他们截了回来，才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群殴。还有一次，我们上海知青钱卫江从外面回来偷偷地在一旁哭，经了解才知他刚发的棉帽子被一个哈尔滨知青抢走了。一旁人高马大、血气方刚的大范不干了，二话没说，出门找到那个比他矮一头的哈尔滨知青一顿痛打，把帽子要了回来，于是也结下了梁子。这是当时的各连领导最头痛的事。但随着共同经历着生活和生产的艰难的深入，各地知青间的隔阂也慢慢的消除了，大家互相帮助，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还成为了终生伴侣。此是后话。 
宴请旅居澳大利亚的李荣生（齐齐哈尔知青）桂未柔（上海知青）夫妇。
12月21日，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导发表。消息传来，我们都集中到了连队的食堂，聆听传达，并纷纷表态积极地接受“再教育”。会议结束，大家又集体在连队里游行庆祝，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很是热闹。当时大家的态度都是真诚的，谁也没有想过今后要回城。 过了元旦，我的阴历生日即将到来，按虚岁算，我将步入二十步了。从民间角度看，这是一个大生日，应该好好庆祝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的：阿爸刚刚去世，大阿姐受牵连，被迫放弃了本来在市机关做得好好的工作，随学校的同学一起到了安徽的城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最后发配去了湖北江陵偏僻的农村，一个学法语的去当了当时不被重视的英语教师。她每月还要承担阿爸生前寄给老家阿爷的十元生活费：阿爸死于非命，我们一直满着阿爷，只告诉他阿爸去了三线保密厂，无法通信。但每月的生活费是必须寄去的。于是由大阿姐先从湖北寄到上海，再从上海寄到老家，一直到1975年阿爷去世。这种情况下她无力来操心我的生日。二阿姐因了我们二人已经去了外地，得以留在了上海，但她每月微薄的学徒工资加上继母一天才8角钱的工资，更是无法顾及。但我却收到了丰厚的生日礼物－－一饼干筒的食品，这是复旦的表姐给我寄来的。表姐也不富裕，她要抚养两个孩子，生活也是紧巴巴的，但想着我这个远在边疆的阿弟，要给孤苦伶仃的我以亲人的温暖。拿到饼干筒，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感到了远在上海亲人的温暖。我那胜过亲姐的表姐啊，我唯有好好的工作才能报答你们。 
1969年底回沪探亲，在复旦第四宿舍表姐（左二）家门前留影。前面两个是表姐的孩子。
此间，留在上海的二阿姐给我来了信，说是收到我寄去钱了。她遗憾的说，可惜阿爸没有看到儿子寄来的钱，否则他会是多么的高兴。阿爸那天发生的事也有了说法，听说是在午饭后有人找他，他就去了商店后门的那条小弄堂，随后就再也没见踪影。单位派人四处寻找，到过我家，去过我大阿姐的学校，始终不见。最后是几天后在市郊北新泾的河里发现了已经浸泡得膨胀了的尸体。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给他加了三条“罪名”：和飞虎队陈纳德做生意；企图自己办厂，当资本家；解放前国民党外围组织开会的会场外，有人看到过他。天那，这在当年是多么大的帽子！和陈纳德做生意是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勾结；相当资本家，是要做剥削阶级；最后一条已经是做可恶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此重大的“罪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怪“三反”“五反”时曾经面对手枪可以毫不惧怕的阿爸，竟然会在这个时候会对着苍天高喊：“毛主席，我没有做过对为起你的事呀！”难怪他最终选择了这样一条要投河自尽的绝路，他是要用河水洗清泼在身上的污水！ 那年的冬天是在寒冷中度过的。我们几个不会烧炕，不会生炉子，再说也没有足够的生火柴。外面零下二三十度，屋里不想上下，晚上睡觉不仅盖得厚厚的，而且个个都戴着棉帽子。早晨起来，大家都变成了白胡子老汉：嘴上，下巴，都挂上了白霜。春节前，钱卫江和大范结伴逃回上海了，我没有走：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件，我更不能走。在还没有探亲假的情况下回沪，是会被认为当逃兵的。我这样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没有这样的权利，更何况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我的心是红的，决不会做逃兵！而且组织并没有抛弃我，在严股长的主持下，我不还在做通讯员吗？ 春节过后不久，1969年的3月，中苏边境暴发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兵团的战备日益紧张。我们除了要搞好生活外还要做好战备工作，要挖防空洞，以务不测。我除了要挖好自己的外，还要为坐骑挖。3月的北大荒土地还未开化，土仍然冻得如石块一样硬，挖防空洞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个时候时时有信号弹从屋后房前升起，每每这个时候就要组织人力去搜查，结果往往无功而返。每天早晨又要早早起来，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操练，常常把人的脸冻出了水泡。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69年的春天就在我们紧张的备战中到来了，一转眼就是五月份了，春播开始了。 年前的整党结束后，连队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孙连长调去团部生产股，沈副连长也调走了，调走的还有霍指导员。现任连长是王连发，一个瘦瘦的小个子，机务连长丛守业，一个很老实的人，还有一个姓王的副连长，是来组建值班连队的。最后调来的指导员也姓王，后来证明是个喜欢整人的人。那天早上我将去团部，王连长交给我一项任务，去接一批新来的上海小知青。听说又有老乡要来，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事。 处理完要办的事情，我就赶往团部办公楼，各连派来车辆都已经停满了团部门前的广场。团里宣布分到各连的名单，分到我们连的有十二人，三男九女，其中最小的才15岁。他们这批下乡与我们不同，是在“12.21”指示发表后，属于“一片红”，没有“自愿”一说，因此对北大荒的思想准备没有我们充分。再加上年龄小，以后遇到的各种困难一定会比我们多。我比他们早下来，年纪比他们大，况且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知道江湖的险恶，有必要为他们引引路，挡挡风，我有责任带好他们！。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可喜的是，也许我是他们到达北大荒后第一个见到的连队的人，而且也是上海人，因为通讯员的身份，和他们接触的时间也多，他们就把我当大哥来看待，相处得十分的和睦，一直到现在。 
2015年11月，上海8连部分知青在嘉定月亮湾聚会留影。
到达连队时，天色已晚，经过简单的欢迎仪式，他们就被分到了各个宿舍，分到了各个班，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接受新的考验。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