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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码头去商店 1967年伊始，上海暴发了“一月风暴”，学当年的巴黎公社，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昔日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学校里工宣队进校，组成了由解放了的老领导、工宣队师傅和革命学生“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我被结合进革委会，根据我的特长，当了宣传部的副部长。说是副部长实际就是个广播站管理员，那个阶段我就住在学校广播站里。广播站设在原先的实验室，每天早晨远处外滩海关钟楼的东方红乐声传来，我就把广播打开，向四周传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  这些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想方设法要找地方去躲避一下，于是我们就联系去港口码头劳动。我是随高中的同学去的，到上港三区当装卸工。时值夏季，上的是夜班，劳动强度比较大。我们和码头工人一样，下到船舱里面，把货一件件的搬到网兜里，由吊车吊到陆上装车或入库。夏天的晚上虽然有风，但船舱里仍旧很闷热，汗出得很多，但我们干得十分高兴。 在码头劳动最高兴的是喝营养汤。也许是劳动辛苦，也许是物质的贫乏，清汤寡水的营养汤喝到嘴里，感到十分的鲜美。还有就是解暑的盐汽水，装在保温桶里的，想喝就可以自己去倒。还因为摆脱了政治的纷扰，身心格外的愉悦。 有时上白班，休息时我们一边吹着江上的凉风，一边看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比试相互的眼力。高三有位同学是色盲，分不清红绿。有一次，黄浦江上驶过一只小舢板，舢板船尾挂了一棵卷心菜，大家就问他那是什么，他看了看自信地说：“一块肉嘛！”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劳动的辛苦就在这样的笑声中愉快地消逝了。应该说，这样的劳动让我们再次接触了社会，知道了工人的不易，生活的不易，更迫切的想脱离当时让人压抑的社会环境。 
昔日繁忙的港口码头现在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高大的吊车、行车依旧挺立在黄浦江边，江上依旧船来船往。
后来我们还去过农村，但此时的农村劳动已经与“文革”前变了味，大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份积极性。而农民看到我们手臂上戴着的红袖章，也没了当年的那份热情。这次农村劳动，匆匆的下去，又匆匆的回到了城里。 期间，我们也到过铁路南站（澎浦车站）做搬运工，附近有一个坟场，我们看到过工人们清理骨殖的情景，得知了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份职业。我们也去过位于国际饭店旁的体育大厦，去过已经瘫痪的上海公安学校，在那里帮忙做事，但都是很短暂的。 
澎浦车站原址上还停着一辆火车，当年这里送走了多少知青奔赴各地农村，上山下乡。
有一段时间我还喜欢上了木刻，买来成套的木刻工具，在三合板上刻主席的画像，刻完后用油墨拓在纸上，贴到墙壁上。也曾将这种版画画在家门口的墙上，写上相关的标语。后来我们去黑龙江兵团时带的那幅毛主席的画像就是我画了图像，再由大家你一针我一线的绣出来，缀在红布上，装入镜框的。 我又去了阿爸的商店。阿爸就业的第一五金商店在浙江路和北京东路的拐角上，店面朝着浙江路。隔着浙江路就是食堂，不远的北京路上还有一个店面。商店的后面是一条窄窄的小弄堂，通向北京东路。商店有二层，一楼前面是店面，后面是阿爸他们办公的地方，二楼则是财务的办公室。文革开始后，阿爸商店的领导已经靠了边，阿爸被大家推选负责商店的经营。我去他们商店主要是帮他们刻刻蜡纸，没有事情的时候也去站站柜台，因此知道了搬手原来还有专门对付内六角镙帽的那种，细细的，成直角，十分精致。 在阿爸商店劳动的日子里，有两件事一直不能忘怀。第一件事是做像章。那时人人胸前都佩戴金光闪闪的像章的，但做像章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十分新鲜。说是做，其实只是上色，就是用装满颜料的针筒往已经铸好的模坯上注，注满颜料后再放到烤箱里去烤。等到颜料烤干，像章也就做好了，装上别针就可以佩戴了。制作的过程是很有趣的，也不难，但大量制作用去了许多的铝合金，难怪主席要说“还我飞机”了。   从阿爸商店回来，我又回到了学校，那已经是1968年的夏天了，我们即将北去边陲“屯垦戍边”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