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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农相结合 “与工农相结合”是国家一贯的政策，进入中学，这项政策就落实在我们的课程里了，让我们从小就在意识里扎下了根。于是，每周半天去基层劳动，每学期去工厂一周去农村一周就写入了我们的课表。 每周半天基层劳动的地点在一个中药店。药店在成都路上，不小的店面。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药店后面的工场里分检中草药原料，即按草药的品质的好坏、大小分捡成类。这项劳动体力消耗不大，但熬人熬时间，需要有耐心，能静得下心来，坐得住凳子。我们这些男孩子平时玩惯了，要在凳子上整整坐上一下午确实不容易。尤其到了临下班前的那段时间，简直就是坐立不安了。还有就是那中草药的味儿，初闻还有点特殊的香，但时间长了也就不那么好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一种考验，让我们在掌握一门技能的同时，了解了劳动的艰辛，磨炼了我们耐心做事的意志。 每学期一周的下厂劳动，我们去的是益民食品四厂。益民食品四厂坐落于新闸路上。从我家去那里，只要沿陕西北路往北走，到新闸路后折向西边，过胶州路即可到达。 
那时许多家庭都有益民四厂出的这样一个饼干筒。
在益民食品四厂，我们的主要工作有几项，都是一些不要技术的辅助活。益民厂很早就制作脱水蔬菜，就是现在方便面中的那种，颗粒要大点。我们的工作就是分检脱水蔬菜，把次劣品挑拣出来，这与在药店里的工作差不多，练就的仍旧是耐心和定心。再就是帮着搬运成品箱－－塑料的、纸盒的，需要一定的体力。在这里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卫生，这东西都是要进入广大民众嘴里的，食品卫生关系到千家万户，万万不可松懈，所以我们必须戴口罩。这对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是考验，毕竟平时谁老戴口罩呀！捂得时间长了并不好受。 每天最难熬的是中午休息前的那段时间，因为此时一上午的耐心也熬得差不多了，屁股下的凳子已经长了刺；而且肚子已经开始提意见，“咕咕”直叫－－不知那时怎么那么容易饿。于是就会不断抬头看墙上挂钟的指针－－快点走呀快点走！只待时间一到便冲向食堂。 午饭时分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既可以得到休息，更可以品尝美味，是何等的快活呀。不愧是做食品生意的，益民厂食堂的饭菜不但味道好而且便宜，一角钱左右就可以买到如大排这样的荤菜。饭是放在一个个白色的搪瓷碗里蒸的，按两给。好像是三两一碗，如果要二两的话，就在碗里扣去三分之一。由于是蒸的，没有煮的好吃，所以我们会去买肉馒头。 肉馒头大大的，塇塇的，特别是里边的肉很多，咬一口见肉，咬两口是肉，咬三口还是肉，香极了。这是我们平时家里舍不得买的，所以吃起来特别香。这一周，家里也特别的大方，会给足我们午饭钱。我们集体换了饭票和菜票，到时候就在食堂售饭口前排队，争相买来自己喜欢的菜，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吃，远比现在坐高档的饭馆里来得热闹，来得舒坦。 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吃蒸饭，肉馒头好吃毕竟吃不起，它的价格要比买菜买饭贵。菜可以根据自己手里菜票的多少来决定，贵的便宜的由自己掌握。 那时候最艰苦的考验是下乡劳动，劳动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双抢”或“三秋”季节。所谓“双抢”就是在每年的7月份南方早稻成熟时。早稻收割后，得立即耕田插秧，保证在立秋前把晚稻种上，所以十分繁忙。如果是“双抢”季节去农村，那就会安排在暑假前，下乡回来就参加期末考试，随后就放暑假了。“三秋”即为秋收、秋耕和秋种，上海地区的“三秋”已经到了11月份，天气就有些冷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把早稻收割完毕，再把土地翻耕，以便接着播种冬小麦。其实，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人，即使是如我般小时候在农村呆过，依旧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是帮不了什么大忙的，但终究也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我们也会和农民一样去收割稻子，把收下的稻子挑回来，到晒谷场上去脱粒，扬场，凉晒。有时就去翻地，学着播种。至今还记得在田埂上一步一滑地挑担前行的样子。可以说，在农村的劳动让我们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劳动技能，初步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以后的上山下乡打下了基础。 在农村我们住的是老乡们给我们腾出的房子，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当床铺，随后摊上自己带来的被褥。每天早晚洗涮用的是河里挑来的水。吃饭以班为单位，如果一个班分住好几个村，那就要分好几个灶，由班里派专人负责做饭。我们班是由劳动委员负责炊事班工作，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在仅有的条件下改善伙食，让我们辛苦劳动后有可口的饮食。前面提到的咸肉菜饭就是他们的“杰作”，是我们当时的“佳肴”。 记得“文革”前最后一次下乡是到现在的古镇枫泾，所在的生产队与浙江就隔着一条河。劳动之余，我们会向对岸扔石块，比谁的手劲大。当然这是白费劲，因为河很宽，没有一个人能扔过河去；但我们却乐此不疲。我们还注意搞好与村民们的关系，常常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与村民们联欢，为他们表演节目，我们这些在学校里上过舞台的人就要拿出浑身的解数来。记得我曾经唱过《我为祖国献石油》《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唱得脸红脖子粗的，真的很拼命。许多同学由此还和当地的农民结成了友谊，“文革”开始后，有位同学竟然跑到那里去“发动群众”，让那里的人告到了学校，学校派我和翁玉海一起去把他接回来。此是后话。  
枫泾古镇，现在是上海著名的风景游览区。
对于农村的生活我们还是很新鲜的，许多事情都要去试试。那次去枫泾劳动后回沪，生产队安排用船把我们的行李运到镇上，再集体装车运回城里。船在河里走，我们就在岸上拉纤，很是有趣。不久，船来到河叉前。按拉纤的规矩，此时应该把纤松下，人从桥上过去后再继续拉，否则角度太直，不但费力而且容易出安全事故。我们不懂，走到河叉的桥上还是拼命地拉，一下子纤绳就绷紧了，纤绳与船成近90度，纤绳脱手了。我后面的黄毓麒就去拉，匆忙中掉下了河。还好他会游泳，自己游到了岸边，我们一起把他拉了上来。时值深秋了，他浑身衣服湿透，冻得够戗，赶快找地方把衣服换了。这段小插曲，有惊无险，算是受了场“洗礼”。 此次农村劳动回来，我入了团。按规定，初二是建团的时间，学校安排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做辅导员，帮助我们建团。对于入团，我们这些班干部都信心满怀，不管怎样，在班级里我们的表现总归要突出点，因此机会总要比别人多。但事与愿违，第一批批准入团的两位同学都不是我们几个主要干部，大家很是不服气。后来才知道，那时入团是十分看重家庭出身的，那两个同学都出身于工人家庭，比我们要好。我父亲虽然是店员，但毕竟不算纯无产阶级，当然就轮不上了。但我还算好，1965年12月，从农村劳动回来不久就入了团，在班里几个主要干部中第一个入了团，班长和学习委员直到毕业也没有入成团。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