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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的客堂间曾经安放着两张榉木八仙桌。家中有一对八仙桌的，在费家宅并不多。 两张榉木八仙桌是外婆的嫁妆。这嫁妆从周浦她的娘家摇着船，沿着水路来到费家宅的。那时船舱里除了樟木箱子、绣花被面，最显目的就是这一对沉甸甸的榉木八仙桌。榉木，是江南最家常的硬木，不比红木金贵，却有种扎实的脾性——木质细密紧实，敲上去笃笃有声，像川沙人闷声过日子的筋骨。桌面上的纹路清晰得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套着一圈，那是榉木特有的山形纹理，年岁越久，越泛出暗红的油光。桌子四边的雕花装饰也是榉木的……  可每隔一阵子，这两张桌子就要出趟远门。来借桌子的总是村里的叔叔们，进门便朝外婆憨憨一笑：“昌元妈妈，借两张八仙桌用用。”外婆不多问，只点点头：“在客堂里，自己搬。”叔叔们弯腰将桌子往侧边一翻，桌面竖起，四条桌腿朝前，右肩往桌沿下一送，轻轻一扛，便稳稳起了身。那榉木桌子少说几十斤重，到了肩上却像长了根，走动间纹丝不动。我常站在门口看他们扛着桌子走出去，桌腿朝前，一晃一晃的，在窄窄的村路上排成一列，像是去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知道，那约会的主角就是我的文根娘舅。 费家宅附近没人不认识文根娘舅。他是川沙南门出名的“茶担师傅”。谁家有了红白喜事，他带齐家伙，桌椅碗筷笼屉一应俱全，就能撑起一整台宴席。我从小喊他娘舅，辈分早已远得说不清，但叫惯了，顺口。他的家在杨家港河南岸的虹桥大队，一长溜白墙黑瓦的房子，足足十来间，孤零零立在川黄公路边上。旁人盖房都用五根梁，他家偏偏用了七根，远远望见那高出一截的屋脊，就知道是文根娘舅的家了。 外婆家的榉木八仙桌一摆开，文根娘舅拿手的“老八样”便有了安放的地方。什锦拼盘搁中间，扣三丝端端正正摆在正位，走油肉热气腾腾上了桌，最后，那道三鲜肉皮汤，必定由他亲自端上来。八仙桌四边坐满了人，筷子起落，宴席的魂就有了。我总想，文根娘舅的菜做得再好，若没有外婆这两张榉木八仙桌托着，怕也少了些体面。头一回见识文根娘舅的本事，是老太公过世。 五十年代的事，我还小，只记得他在灶间指挥若定，铁钩和铁勺来回翻飞，像两件趁手的兵器。白事不准笑，可灶火映在他脸上，红堂堂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安详。三年自然灾害那年，阿姨要出嫁到扬州。市场上鸡鸭鱼肉的价格高得吓人，连卷心菜都要七角一斤。外婆咬着牙请来了文根娘舅做茶担师傅，操办阿姨出嫁的婚宴。阿姨婚宴前夕，远在周浦的舅公摇着小船从周浦赶来，船舱里装满了活鸡活鸭。我和外婆卸货，忙得满头是汗。傍晚时分，外婆差我去北浜叫我爷爷过来陪舅公一起喝酒。文根娘舅这时便备好下酒菜，陪长辈们喝上一杯。他不急不慢，把第二天的菜单与程序一五一十说给长辈听，末了，切一盘白斩鸡，让我们孩子先尝。那天夜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文根娘舅坐在对面喝茶。桌面上油灯的光把他半边脸照得亮堂堂的。那灯焰一跳，榉木的暗红纹理便跟着晃一晃，像水底有什么东西翻了个身。他忽然伸手摸了摸桌角一道深深的划痕，没说话，又把手缩回去了。第二天的喜宴上，扣三丝端上八仙桌时，文根娘舅特意从灶间走出来，站在桌边看了一会儿。火腿丝、鸡脯丝、冬笋丝码成小山，清汤从山顶浇下去，顺着丝缕渗进盘底。桌上坐着的亲戚们举着筷子，竟一时没人先动手。文根娘舅笑了一声：“吃呀，看什么。”筷子这才落下去。我那时最爱看文根娘舅发肉皮。 川沙这一带，无论红事白事，都少不了一道三鲜肉皮汤。发肉皮有三步：冷锅、慢炸、再浸泡。工夫全在那一口大铁锅里。干肉皮和冷油一道下锅，用小火慢慢熬。他站在土灶前，浑身的筋骨都像是重新活过一回。油锅慢慢热了，他盯着油面，像望着一池春水。一手握铁钩，一手背在身后，腰板挺得笔直。我那时总觉得，他做的不是菜，是布一场法事。两把铁钩时不时伸进油锅，轻轻拉拽那些过于卷缩的肉皮。舅妈在灶后烧火，他叮嘱火候，半点马虎不得。大约半个时辰，肉皮渐渐蓬松，泛起金黄，体积胀大了好几倍。厨房里弥漫着焦香，肉皮在油花里翻滚，像活过来了一样。炸好的肉皮捞出来浸入温水，泡上两三个时辰，水里加些食用碱去油腥。第二天一早，黄芽菜炒肉皮端上酒席的早餐桌，配着红烧杂鱼，给早早来喝老酒的叔伯们当头道鲜。那肉皮蓬松多孔，吸饱了汤汁，咬下去“噗嗤”一声，满嘴鲜味。我端着碗站在八仙桌边上，桌面的榉木纹路在晨光里清清楚楚，一圈一圈的，像水面上漾开的涟漪。文根娘舅端着一碗肉皮汤从灶间出来，看见我，顺手往我碗里添了一勺：“多吃点，长个子。”那两张八仙桌就这样在村子里流转。东家娶媳妇用，西家老人过世也用。有时桌子刚还回来，客堂间里还留着隔夜酒席的气味，第二天天不亮又被扛走了。 外婆从不记账，也不问谁家借了多久，只隔几天用抹布细细擦一遍桌面。榉木质地坚硬，最吃得住这般经年累月的擦拭，越擦越润，像一块被手掌盘了多年的老玉。可硬归硬，到底也怕磕碰——桌沿几处缺口，都是哪家办酒时搬进搬出撞的，缺口处露出浅黄的木茬，外婆就用核桃仁细细地涂一遍，说是能养木，能让伤口慢慢变深变暗，融进桌子的颜色里去。她擦完了，总偏着头看那些纹路清清楚楚露出来，像在看一汪不会干涸的水。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外婆，八仙桌都借出去了，自家吃饭怎么办？”外婆从灶间端出小方凳，搁上两块木板：“将就一顿，又不是天天摆酒席。”我坐在那临时搭起的“桌子”前，总觉得碗底不稳，筷子也没处搁。外婆却照旧吃得安稳，一面夹菜一面说：“八仙桌借出去是积德的事，人家办的是大事。”她说的“大事”，我心里清楚，那都是文根娘舅的茶担事。文根娘舅每次在别人家做茶担，他在灶台前总是忙得团团转，低头忙着切配，案板上笃笃笃地响。只要一抬头看见我跟在扛八仙桌的人后头跑来了，也不说话，只笑一笑，顺手从案板上拈一块糖糕塞过来。我揣着那温热的甜，像揣着一个秘密，转身就跑。身后传来他喊舅妈添柴的声音，洪亮亮的，在油烟里传出去老远。 后来我长大，回川沙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回回去，客堂间空荡荡的，那两张八仙桌竟还在。桌面依旧油亮，划痕却更深了些。我伸手摸了摸冰凉的桌面，指尖沿着那道文根娘舅当年摸过的旧划痕慢慢滑过去。外婆正择菜，头也没抬：“现在人家办酒席都用圆台面了，谁还稀罕八仙桌。”顿了顿，又说：“文根娘舅也不做茶担师傅了，也没人做老八样了，借八仙桌去摆什么。” 我在川黄公路上远远见过几次文根娘舅的背影，他背已经驼了，走路也慢了许多。那曾在灶台前挺得笔直的腰板，终究是弯了。曾经风光无限的茶担师傅，就这样悄悄没落了。但他站在土灶前发肉皮的样子，两把铁钩在油锅里轻轻拉拽的画面，还有那一口蓬松多孔的肉皮汤，一直留在我味觉里，活着。如今偶尔在别处吃到肉皮汤，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想想，大约是少了一位守在油锅边的文根娘舅，少了他那两把铁钩轻轻一拽的温柔，那些年被灶火映红的脸，终究是回不来了。 现在外婆家两张近百年的老物件一一八仙桌，一张留在费莎家，一张留在我家。我像外婆那样隔几天总要擦一擦，擦得榉木纹路一圈一圈露出来，像水的涟漪，一圈推着一圈，推到边角就散了。桌面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划痕，一道是文根娘舅摸过的，一道是阿姨出嫁那年酒碗碰的，还有一道——我记不清了，大约是那年秋天，我趴在桌上写作业，刀片不小心划的。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