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1968年底到达西双版纳东风总场，一个多月的“再教育”生活，肚子里没一点油水。除了到的那天吃了顿有肉的“欢迎餐”，已经一个多月没尝到肉的滋味，当时，人人都盼着这顿“年夜饭”。 记得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在红卫农场会战现场——曼帅寨北的山林上奋战。 当时，东风总场刚经历了“划线站队”的斗争，以宋天明为首的“三·一九”极左派打击排挤了“八一兵团”派，完全占据了全总场三级革委会班子，说是“抓革命、促生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下山，要突击砍坝，同帝、修、反抢时间。 对我们这些刚到边疆的小青年说来倒也新奇，下不下山都可以，只是想有一顿鱼肉吃，油油嘴巴，能睡一个懒觉。这么多天，在山林里没日没夜的大突击砍坝，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到了下午，连队赶马车的老表驾着马车上山来说：总场宋天明来电话，春节还是放假，连队已捉了鱼、杀了猪，马上回队过年去。 大家一听欢呼着，收起砍刀，掉头收工。脸也不洗，就七手八脚爬上马车，一驾马车挤满了人，一路上唱着、吼着、戏笑着飞奔下山。 回到连队，已近傍晚，整个试验站（我们所在的11队原是总场试验站和文工团刚撤并后划归红卫农场）冷冷清清，没有我们期盼中大年三十的气氛。 说来也是事出有因，前几天，因为我们上海知青阻止农中红卫兵乱抓老职工，痛打“落水狗”的行为，惊动了上面。加之说试验站的权不在革命造反派手里。宋天明就带着付之宁来到试验站，捅了东风总场的“炮窝”，打了“落水狗”，改组了“队革委”，搞得全队职工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所以大家没心思过年也不足为怪。 但叫我们知青寒心的是，当我们敲打着饭碗到伙房去打年夜饭时，却是一碗白饭上面盖一勺豆腐渣。说是会餐改在明天，晚饭就是磨豆腐剩下的豆渣炒一下当菜，对付着吃。 我也一下愣住了，但看着老职工们接了一勺豆渣就默默走了，我也就端着豆渣饭回到住房。扒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放了饭碗，望着门外黑沉沉的一片，只有几家老职工的小伙房房里还有一点光亮。 触景生情、一股辛酸涌上心头，就是过“革命化的春节”也没有这么过的，但我还是忍住了。一个人斜躺在床上，灯也不开，黑灯瞎火地迷迷糊糊望着房顶。 不知什么时候，“小宁波”过来推醒我说：“连长，大家都在哭，你快去看看，大年三十怎么就给我们吃这个豆腐渣。”来到知青宿舍，女生房间一片哭声，根本没法劝慰。男知青虽没哭，但也是一个个耷拉着脸，纷纷向我诉苦：“这算什么意思，大年三十叫我们吃猪食！这对我们知识青年是什么态度，说今天晚了，留队的头干什么去了？” 我一想对啊，应该找他们头儿，哪有大年三十吃豆腐渣的道理。当时，新仼的队革委主任已经回农场部自己家里去了，只好找到刚降职的原队革委主任周占民和新上任的队革委成员李启平据理说理。 他俩一再解释：“今天的做法他们也不清楚，想不到你们知青有这么大的反响，实在是不知道你们上海是这么看重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他们听着一片哭声，也束手无策。只好对我说：“马上分一些鱼给你们上海知青补吃夜饭。” 我立即说道：“要分鱼吃，就应该全队职工一块吃。”老周说老职工们都已在家炒了小锅菜吃了饭，就你们知青烧鱼吃吃，大家高兴高兴。 现在说来也不怕丢脸，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听说有鱼吃，大家立即挑灯夜战，搭起了临时砖头灶，有的拿出了从上海带来的煤油炉和卷面等。 事务长李志华打开伙房，分出一些大青鱼、豆腐。19位上海知青齐动手，刮鱼的刮鱼、捡柴的捡柴、点火的点火、洗盆的洗盆干得不亦乐乎。一会儿，就把几大盆水煮豆腐鱼端到场地上，烧起了篝火，围着脸盆有说有笑的吃起了別有风味的“半夜饭”。 有些老职工也好奇的远远看看我们，队里的重庆“老四川”知青也和我们共享了这顿美餐，不记得谁还拿来了瓶酒、开怀畅饮。事后，他们曾心有余悸地说：“真是胆大敢这样“闹”，也不怕秋后算账。”也就是这种相识相知，让我们同这些“老四川”们结下了至今还牵挂着的友情。 这顿年夜饭，吃啊、说啊、笑啊、唱啊……一直“闹”到凌晨，真正是守岁一年。可是有谁知道大年初一的“年夜饭”会餐倒是真的闹出事了。 大年初一，全队都忙碌起来了，各班派了“公差”到伙房帮厨，准备“年夜饭”会餐，陈军等几个知青也去帮厨，有的知青跑跑东风商店、小街，我这天倒是清闲了，抓紧时间看了看书。 下午，各自组合的十人一桌排定，钟声一响，大家乐哈哈地端脸盆分菜等着吃会餐。由于五队、七队的“部长”、“小江北”等人来我队串门子，当然得留下一起会餐。 向队主任老何、事务长老李要求能另打几份自费客菜。可是，老何好象挺为难的，一再解释今天不能打客菜（事后才知是新上任的队革会付主任、许应钦等人不允许），最后在我一再要求下总算同意了。 所有上海知青合在一起分成三桌，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老何、老李来找我说是伙房少了一盆鱼，并指着那三盆鱼说：“陈军趁忙多拿了一盆，你们只能分到两份鱼。” 我一听就急了，这关系到我们知青的声誉。于是询问了陈军后向老何解释，但此时屋外球场已经吵声一片。我出去一看，小金、大宁波、老无锡等人和新上任的队革委副主任许应钦争辩着，许一个人在场地中央大声指责我们，说什么偷鱼啊，上海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啊，怕艰苦啊，不吃豆渣啊，对待革委会什么态度啊，昨晚唱“心中想念毛主席”什么意思啊等等。 想起昨晚的豆腐渣，据说就是他许某决定的。他一个农中红卫兵，仅凭着是总场权势人物李XX的未婚妹夫，帮着宋天明等痛打“落水狗”就到我队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仼，现在还要来指手画脚训斥我们，大家都气不打一处来。 一齐围上去同他辨论：“什么叫怕艰苦、什么叫小姐少爷、偷什么鱼。”说到伤心处，小金几个人忍不住哽咽着哭了出来。我一看阵势忙把“小江北”他们劝进屋，毕竟是11队的事，其他连队的人不方便参与进来，怕给人留下口角。 这时和许应钦的争辨惊动了全队，大家也顾不上会餐，有看热闹的、有劝的，总之，全队乱哄哄一片。 许某看我们人多势众吓得一边骂，一边向农中逃去。我当时也气得脑子一片空白，许某逃走也没有了争辨的对象，就把全体上海知青集合到毛主席像前，排好队唱起了“造反有理”歌、“心中想念毛泽东”歌，讲了几句话后继续会餐。这“年夜饭”还吃得进去吗？连来看我的好朋友都不肯留下来会餐，回了自己的连队。 39年前的这顿“年夜饭”就这么吃出了一包气，吃出了这场“风波”，还成了决定我在东风农场十年命运的因素之一。 第二天，红卫农场革委会副主仼牟绍福就来找了我，了解“年夜饭”的起因，了解了“轰走农中红卫兵”之事。随后，农场革委会主仼李忠孝也来找我谈话，询问我对“三·一九”的看法，对“划线站队”的看法，对打“落水狗”的看法。 第三天，联想到当时场里已经有“试验站知青支持‘老保’”的传言，我虽是一个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但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只是赌气地对两位领导说：“对‘三·一九’、对‘划线站队’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认为‘痛打落水狗’不符合党的政策，至于年夜饭上唱‘造反有理’歌、唱‘心中想念毛泽东’没有针对农场革委会的意思。”并表示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想待在试验站这个地方，要求到九队去建新队，不久，我们11队的上海知青全部去了红卫九队。 “年夜饭”原本是一家人和和美美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由于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样一个非常环境下吃了那么一顿“年夜饭”，因为和“政治”沾上了边，弄得人啼笑皆非。 这是我到西双版纳的第一顿年夜饭，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来倒也不失为一件趣事，见证了那个年代的荒谬、苦涩和可笑，见证了极左路线下的芸芸众生。（本文来源于知青老友会）  上海市第六十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1968年12月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总场，历任连队班长、连队指导员、分场宣传干事。1979年5月返沪，曾任上海人民印刷23厂书记，上海市印刷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包协、上海包协印刷委副秘书长，《上海包装》杂志主编，退休后热心于知青文化事业，曾任《知青·上海》杂志主编，上海知青网云南频道主编，现为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主编有《勐龙记忆》《上海知青在云南》大型文集、影册。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