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家路曾是富人区
曾有读者朋友问我：今天上海的核心商务区在南京路，或者包括淮海路和徐家汇，那么在上海开埠前后，县城里哪条街道最繁华啊？ 说到这个话题，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各位，从方浜到方浜中路（含小东门）肯定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但是老城厢里还有一条乔家路，算得上是富人区，解放日报记者倪祖敏在乔家路的修仁堂出生并度过难忘的童年生活，他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前不久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乔家路》。他认为乔家路“是明清时期与民初时的‘高档住宅区’，而且也是上海中心城区整体性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上海传统地域文化为风貌特色的历史区域，留存着上海七百多年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蕴藏着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遗存，集中体现了明清以及民初以后上海的传统城市生活文化”。 乔家路东端略带弧度，这证明它本是一条小河乔家浜，进入民国后填河筑路。两边建有不少豪宅，比如明朝万历年间宣府守备乔一琦的最乐堂，早几年我摸进去看过几次，典型的江南城镇民居，客堂加两厢，院落加回廊，规整气派。曾看到有个中年男人正对准一根雕满了花卉图案的横梁，使出吃奶的力气敲钉子，看情景是想利用廊檐挑出部分搭建一只雨棚。最乐堂的门口还有一方旗杆石埋在人行道上，正面图案是插在瓶内的三支画戟，意为“连升三级”。主人身为武将，这个图案对他很合适。有一次，里面的住户准备将这块石头卖给古董商人，幸亏被我的朋友、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毅发现并及时制止，保护下来。 往东行30米，则有清朝道光年间沙船业大亨郁泰丰的宜稼堂，我也进去看过，原本十分敞亮的房子现在挤了十多户人家，好在走马廊保存得还算完整。郁泰丰是郁遵堂的儿子，与堂兄一起合营沙船业，后创办了森盛沙船号。郁泰丰是一名贡生，经商之余，手不释卷，是标准的儒商。他曾耗银10万两搜集历代名著典藉50万卷，建造了宜稼堂藏书楼，编纂《宜稼堂丛书》计229卷。森盛沙船号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多时拥有两百多条沙船，是沙船业朱、王、沈、郁“四大天王”之一，为当时上海建成航运业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郁家有多牛呢？原南市区文化局的老局长顾延培曾经告诉我：郁松年被称为“郁半城”，当年他的孙子郁荣培“郁老三”迎娶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女儿，嫁妆用船运来上海，居然有清军的战船一路护卫。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后，吹吹打打的队伍绵延两三里，市民一路跟随围观。郁家大摆喜宴的那天，连左宗棠也光临郁府祝贺，而上海县的县太爷就只能委屈一下，坐在最靠近门口的那一桌，里面宾客的地位都比他高啊。太平军横扫江南，上海周围陆上交通堵塞，城里出现粮荒，全靠郁家用沙船从大江南北运了一百多船粮食来，稳定了民心与局势。 再补充一点，著名编辑邹韬奋与郁松年的玄孙郁鸿治是同窗好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迫害，邹韬奋与夫人沈粹缜在郁家大院里避过风头，养过病，并利用曲径通幽的环境为地下党刻印文件。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出生在上海，也在这处宅院留下愉快的童年印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上海公干间隙悄悄来此探访过。 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是郁家的后人，他本名郁锺正。以前有人说他就在这座大宅子里降生，于光远在1991年专门写过一篇寻根问祖的文章，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我家住在上海大南门的顾家弄。一头是凝和路，一头是阜民路。阜民路南口就是大南门。”顾家弄与郁泰丰故居尚有五六百米，他既然是郁家后人，为何没住在一起呢？于光远在文章中也写得一清二楚：“作为上海首富的郁家就是这一家，在我们族人中间叫做‘大郁家’，而我们这一支后来成为大财主的弟弟后代，便叫做‘小郁家’。‘大郁家’在上海有钱有势，‘小郁家’就是大郁家的附庸，靠‘大郁家’过日子。高阳笔下（高阳的多卷本历史小说《胡雪岩》——作者注）的‘郁老大’就是‘大郁家’的人。” 梓园接待过爱因斯坦 位于乔一琦故居与宜稼堂之间的是王一亭的梓园。王一亭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他笃信佛教，在日资企业当买办，赚了不少钱，便从宜稼堂后人手里买了一小块地，造起了梓园，门额上“梓园”两个篆字出自吴昌硕的手笔。王一亭与吴昌硕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老缶的经纪人。如果不是王一亭将吴昌硕的作品引入日本办展，吴昌硕的成名可能还要晚几年。王一亭本人也能书善画，曾拜任伯年为师，画佛像尤其出神入化，有人将他与吴昌硕并称为海上画坛的一对双璧。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王一亭在第一时间就向日本捐了第一批救灾物资，被日本民众誉为“王菩萨”。事后日本天皇派人来上海，给他在梓园内建了一幢西式建筑，就是保留到现在的主楼。 
网络老照片，王一亭在梓园。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途经上海，在汇山码头上岸后得知自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只呆了两天，其中一天游玩了城隍庙，并在梓园赏画宴饮。关于这一节，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然后，与稻垣夫妇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去一位富裕的画家家里吃晚饭。房子外墙高冷，外面黑暗，节日般灯火通明的走廊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晚饭之前。所有参加晚宴的人合影留念，……无穷无尽、特别丰盛的佳肴，超出欧洲人的想象力。东道主的脸不同寻常地健康。”当时《民国日报》也有报道：“由王一亭接见爱因斯坦，正是为了借便博士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 十年前我随黄浦区政协领导爬上很陡很暗的楼梯去看个究竟，遥想当年王一亭住在楼上，一般不下楼，有事出门，必须由身强力壮者驮着他才行。在三楼一个平台上可以看到王一亭当年为他母亲建造的亭式佛阁。西式洋楼加中式佛阁，民国时期老城厢的建筑常常就是这般画风。在走廊的一面墙上我还看到嵌了一块仅比A4稍大一点的石碑，记录了爱因斯坦“到此一游”这件事。 乔家路上还有一处古建十分低调，它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所建的徐光启故居。据《徐氏家谱》记载，徐光启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太卿坊祖宅”。文史专家顾延培先生考证，太卿坊祖宅就是这处九间楼。这处建筑外形呈“沙帽式”，中间较高，两旁较低，楠木梁柱，斗拱、替木、柱础等不少仍是当年旧物，宽厚的楼板也是明代遗存。在经历了战乱之后，只剩下最后一进，只有七间房。 不得不说一句：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从南京来到上海，寓居在九间楼内。第二年，徐光启就在住宅的西侧造了一座小教堂，这也是上海第一座家庭教堂，至今还看得出大致的痕迹。1640年，在徐光启孙女的资助下，由长驻上海的意大利籍传教士潘国光在梧桐街建造了敬一堂，这是上海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天主堂，这座飞檐翘角的中国楼阁式教堂现已成为文保单位。 九间楼早已确认为市级文保建筑，但马路对面有一个菜场，整天市声喧哗，污水遍地，春节期间还有小贩在路边卖咸鱼咸肉咸鳗鲞。平时九间楼里的居民也不把楼前的石碑当回事，常常将拖把、布鞋等搭在上面晾晒。 三四年前我还七转八转找到了建于明代崇祯年间的徐光启祠堂，真真想不到，徐氏祠堂深藏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弄堂里，经过文管部门的修缮，挂了铭牌，白墙灰瓦十分古朴。朝里张望，可见大梁上雕刻着花卉云头图案，髹了广漆，饶有古意。这座平房被一家制衣作坊所用，电熨斗一旦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乔家路动拆迁开始后我又去看了一下，所幸无恙。 不久前光启路拓宽工程中，因拆除违法建筑而“浮出水面”的一根方形石柱，可能是徐光启去世后建立起来的阁老坊遗物。历史上，光启路曾经叫作“太卿坊大街”。 九间楼对面这个菜场也是有来历的，在清代是一个小校场，面积并不大，与今天一所普通中学的操场差不多。我曾在一张老照片里看清末的一位武将在校场里指挥操练，冷兵器与汉阳造步枪混编的军队将面临中国社会的千年大变局。 乔家栅和黄泥墙 在上海的“老味道”风味小吃中有一款擂沙圆，许多资深吃货也不一定吃过。讲得粗糙点，擂沙圆就是可以干吃的汤圆。这款小吃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李一江的安徽人，人称“小光蛋”，清宣统年间到上海来讨生活，先是挑担串街叫卖徽帮汤团，后来在凝和路乔家小弄（百子弄）栅门旁有了一个固定摊位。经过若干年的拼打，生意做大，“小光蛋”就借了栅门内街面双进市房一间，开了一家永茂昌点心店，但市民为便于表达和记忆，将永茂昌呼作“乔家栅”。后来这条乔家小弄堂就叫乔家栅弄，现在还在。 擂沙圆是乔家栅的招牌产品，开始是将包有豆沙、芝麻的汤团煮熟后沥干，滚上一层熟赤豆粉趁热吃，风味独特。上海人将汤团上粉的动作称作“擂”，于是这款小吃就叫作“擂沙圆”了。后来还有一些小贩每天到李老板那里批发擂沙圆，串街叫卖，辐射远近，老城厢其他地方的市民也可享此口福了。 擂沙圆可作为快餐外卖的初级教程。因为这道点心当初是可以送进茶楼书场的，不需要任何餐具，如果宁波汤团连汤带水送进去，不仅麻烦，还可能给势利眼的伙计赶出来。 台湾作家唐鲁孙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乔家栅的擂沙圆：“上海乔家栅的汤圆，也是远近知名的，他家的甜汤圆细糯甘沁，人人争夸，姑且不谈；他家最妙的是咸味汤圆，肉馅儿选肉精纯，肥瘦适当，切剁如糜，绝不腻口。有一种菜馅儿的，更是碧玉溶浆，令人品味回甘，别有一种菜根香风味。另外有一种擂沙圆，更是只此一家。后来他在辣斐德路开了一处分店，小楼三楹，周瘦鹃、郑逸梅给它取名‘鸳鸯小阁’，不只是情侣双双趋之若鹜，就是文人墨客也乐意在小楼一角雅叙谈心呢。” 小时候吃过妈妈做的擂沙圆，糯米圆子外面滚的是黑洋酥或者黄豆粉，没有一次是赤豆粉，但想象中赤豆粉应该不比黄豆粉差。近年来在怀旧气氛中，有些饭店老板也努力让擂沙圆复活，我试过几款，差相仿佛，聊胜于无。 乔家路向西在凝和路拐个弯，就到了蓬莱路，171号有三幢民国风格的建筑组成，其中一个八角亭相当别致，这里曾经是南市区公安分局。但它的前身更有意思，是1914到1933年间上海地区最后一个县署、县政府所在地，再往前追溯，是南市杨家桥清代提标右营游击署。 蓬莱路也是很有历史底蕴的，这里曾有一座半径园，后来邑人为慈禧祝寿在园内建了一座万寿宫。半径园内还有一所西成小学，1949年就成了蓬莱路第二小学，20年前还可见到山石池塘的遗痕。1925年民族工商业者主张“提倡国货，与洋货抗争”，无锡人匡仲谋在蓬莱路建了一个国货市场，除了推广国货日用品，还带动了餐饮业、娱乐业在南市的拓展，尤其是1932年针对抵制东洋布的“土布运动大会”，搞得声势浩大，也体现了国民的爱国情操。八一三后日军进驻南市，就将国货市场烧毁了。 往西走点路，有一处沓无踪迹的“黄泥墙”。以顾绣驰誉天下的露香园在清初因顾氏家族的衰败而荒废，露香园内的水蜜桃便被邑人引种到这里，因为桃园周围用一圈黄土墙圈起来，便有了“黄泥墙”的俗称。每年桃子成熟的时候，桃园向市民开放，付点费用可得一饱，但不准带走桃核，这种保守思维影响了良种的传播。再后来，黄泥墙水蜜桃被人折枝引种到龙华，然后流传到日本。今天许多人只知道龙华水蜜桃，却不知道它的“前世”在黄泥墙和露香园。 孙甘露在他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也安排了一出发生在黄泥墙小桃源的戏。国民党特务头子叶启年对他的学生卢忠德说：“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三百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颊晕，甜美至极。插根麦管一吸，满口甘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 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牌楼有一个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鹤丰农庄，创业者是来自江苏徐州的新农民仇明慧女士。2013年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被分在了水蜜桃班，由此对江南的水蜜桃发生了兴趣，后来她与人合作，引种了日本优质水蜜桃。这个日本品质优良的水蜜桃其实来源于上海露香园水蜜桃的基因。经过数年试种，最终获得成功，现在种植面积达到300亩。仇总还给回娘家的水蜜桃取名为“露香金桃”。这枚“海归”桃子个头大，果皮色泽红润鲜嫩，果香浓郁，糖度超过13.5度。从投放市场的情况看，消费者反响不错。 世界上所有的老街，都通向我们的童年，半路上一定有我们慌乱中遗落的记忆和欲望。乔家路在老南市，在昔日警钟楼的视野内，今天又处在等待蜕变的时间盲点，但是它注定要成为上海近代史的一个符号，它属于所有的上海人，包括寻迹而至的外省人。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