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4日在古田九中读初二的我，光荣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那年我住在凤埔公社，公社办公地点是在凤埔俱乐部，借用凤埔大队部办公。那时，常跟公社通讯员祖华叔玩，古田九中团支部是那一年成立，成立九中团支部的文是由祖华叔打印的。打字机是铅字一个一个敲打上去，团支部书记是何臣宽老师。后来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这批入团有五七位学生，初二班的卢惠忠、丁翠云和我，初一班的周仕杰、郑学平，仕杰是学霸，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即考入重点学校，后留学澳大利亚。我们入团那一天，拍了张合影，卢惠忠同学个子小站在前排第一个，仕杰光着脚参加拍照，我想，这应该是九中第一批入团学生。多年来我一直在找这张照片，询问了几位当事者，但都丢失了，真是个遗憾。初中毕业后，面临升高中，那年升学并没有考试，当时，有两个学校都可以去，一个是古田一中，另一个是古田五中。去古田车费是四毛五分，去平湖车费是两毛五分，为了节省车费，父亲选择让我去五中就近读高中，每星期发五毛钱菜金包干使用。后来我们在平湖读书时，多是约同学一起步行往返，也是为了节约车费吧。 去五中前，在九中办理了入学证明、团员组织迁移证后就跟学兄姚鸿锋一起到五中报到。他比我高一年级，对五中自然很熟悉，入学手续都是由他带我去办理，一切很顺利。 我们的班主任是黄敬吾老师。高个子，戴近视眼镜，为人和蔼可亲。尽管当时受黄帅“不会ABC，照样干革命”思潮影响，学生对学习并不重视，但黄敬吾老师总是兢兢业业，完成每一节的授课，生怕学生不理解，是位爱生如子、尽心尽责的好老师。我们班级前后有两位团支部书记，一位英年早逝，在高一就离开了人世间，大多数同学都感到无限悲哀。 第二任团支书是位女生，叫李华妃，瘦小的脸盆，明亮的小眼睛，蕴藏着精明能干。  团支部的活动多与班委会一起开展，最枯燥的就算政治学习了，常念一些报纸“社论”。最活跃的就是联欢会排练文艺节目。班上有几位活泼的同学，男生金嗓子李鲁闽同学，是文艺节目的常客。一曲低沉而磁性的《回延安》迷倒众多女生。女生中最活跃的要数三班的团支书晓燕及艳霞、慕斌同学，加上二班的赛琴、桂琴，一台戏就差不多完成了。印象最深的是《我来到了乔洋村》，由慕斌同学将民歌填词而成，算是自编自导的节目。乔洋村当年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典型大队。演出那天晚上，还有解放军拉练部队，他们的节目看点很高。晚上我化妆时，把打底的油沬到头上去，弄得满头油光闪亮，几个解放军见到我后指指点点，而后叽叽咕咕也听不清说啥，我看见到后觉得很不好意思。 高中毕业后就回到原籍林峰参加劳动，因为是农业户口，没资格成为“知青”。回到林峰不久，就被大队党支部推荐任命为林峰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是退伍军人林而玲。虽然我是带“副”，但工作还是很卖力的。白天劳动，晚上组织夜校和团支部开展活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当时还创办了油印刊物《新长征》，拟稿、编辑、排版、印刷一把抓。也不管质量怎样，每期必寄往团县委和公社团委。如此一来，林峰团支部就常受到上级表扬，有一次公社召开团支部书记会议，林峰团支部由我参加，会上大甲公社团委书记阮卫平还拿着《新长征》称赞林峰团支部工作开展的好，这一年团支书林而玲被评为县优秀团干。后来，正是因为这个团支部副书记，我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折。1980年度全县在农村“八大”干部中招收30名国家干部，平均每个公社2名，第一次以书面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我正好符合条件，年底一考，成了国家干部。而林峰村则一次性考入三名，在全县招干史上，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佳绩。这当然要靠时任大甲公社党委负责人的林而森书记的巧妙运作。当时，林峰大队符合条件三人，正常情况下，一个村能推荐一人参加全县考试就不错了，后来，公社也用考试的方法，择优推荐，解决了一村推荐多人的难题。结果就不用再叙述了。 1981年初这批刚加入干部队伍的30名人员由人事局余根守先生带队集中到福安参加了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1981年的4月份我们中的十位学员被分配任专职团干。我被分配到卓洋公社任专职团干。当时卓洋公社团干是翁聿强副书记，这是一位热情豪放的青年干部，初到卓洋，他就带我走了几个大队，算是向各团支部介绍我吧，所到之处，给我的感觉是，他与各团支部团干相处非常融洽，深受团员的爱戴和欢迎。1981年8月就开始筹备卓洋公社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而翁聿强副书记则调到湖滨公社任团委书记。接手时，思想压力还很大，好在翁聿强副书记非常耐心地一项一项交待，让我有了一点点的头绪。有一件事记忆非常深刻，就是团委分工，团委书记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兼任，其他委员均由我推荐，当推荐完毕时，送党委会审定，党委黄茂兴书记阅后就签了同意交给我，我拿回办公室一看，分工没明确，于是我再次进入党委会议室，说明分工未明确。黄茂兴书记拿过后，不加思索地在我的姓名栏填上“副书记”三个字交给我。我即高兴又觉得很不好意思，高兴的是，这来回一走，就得了个“副书记”，不好意思，是觉得这不明罢着有伸手“要官”之嫌吗?到了选举那天，居然有几位大队团支部书记提出，串通要直接选我为团委书记，虽然我极力阻止，但开票时还有十多张选我为团委书记的票。好在那位党委副书记在后来的工作中，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 初到卓洋任职时，我又把在林峰办《新长征》的刊物重新开办，请书法家江山老师为刊头题字，送到古田请刻印师傅刻了个木质刊头。这比起林峰时办的《新长征》象样多了。后来在团支部书记会上，都会重点强调要求团支书们每个月至少投稿一篇稿件。 1982年11月，在团县委书记陈修茂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宁德地区第三期团干训练班。当时培训的内容是什么现在都忘了，但有两点记忆犹新，一是时任团地委副书记的钟安，时常到各县看望团干，讲话轻声细语，平易近人，深得团干们的尊敬。另一位团地委的韩启明部长，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到各宿舍敲门叫醒学员，生怕学员们上课迟到。二是文娱活动时，让我上台教唱新歌。等歌教完了，又让我指挥。我深知自己从未指挥唱歌，一直推辞，这时，有位帅哥自告奋勇上来指挥，为我解围。后来得知他是霞浦一中的团委书记林鸿。  当年各公社的专职团干，平时工作还是以公社中心任务为重点，计划生育工作已开始，加上征粮、征收土特产税、植树造林和包村，各项任务都很重。团的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开展，公社党委书记黄茂兴是从团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卓洋公社任职的，因此对团的工作也特别支持，只要是开展团的工作，他都给足时间、经费，全力支持。 这一时期，古田全县团的工作在陈修茂书记的带领下开展的有声有色，开创了古田县共青团工作的春天。在团县委，有一班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副书记熊财宝年纪稍大，办事稳健扎实，深受团干们的尊敬。还有位婶婆，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亲切感。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长张宝生，浑身充满活力，所到之处笑语满堂，表演更是拿手好戏，单口相声让你捧腹大笑、哑剧表演惟妙唯肖、独唱独领风骚。我的性格跟他相反，说话办事拖泥带水，他常叫我“老人仔”，从此，“老人仔”就成了我的专称，这一叫就叫了几十年。在组织建设方面，各中学、企业单位相继建立了团委和团总支，进一步健全组织建设；组织基层团干集中培训，提高团组织的战斗力。团县委班子经常组织各乡镇团干，深入边远山区检查团的工作，与青年朋友交流经验。  印象最深的是到吉巷乡七茶洋村检查团的工作。当年李忠宏为团县委常委兼吉巷公社团委书记，专职团干邱金木是与我同一批提干的。七茶洋是吉巷最偏远的村。我们坐拖拉机到吾山后步行前往，沿着坑坑洼洼的原始小道，一路前行，时不时碰到村民挑一担用鼠夹抓到的山老鼠。到七茶洋后，团支部书记杨居光汇报了团支部工作，带我们上山观看青年植树基地。晚上，有人提议要到卓洋公社广洋瓷厂检查，顺便要点瓷器作纪念。第二天我们从七茶洋步行过京峰下前洋历经六七个小时到达广洋瓷厂检查，但因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却不敢开口向瓷厂厂长提及此事，回来的路上，挨批是难免的，回想此事，至今乃有自责感。 这一时期全县涌现了诸如全省植树造林先进单位吉巷公社七茶洋大队团支部、全国星火计划带头人、新长征突击手戴维浩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在文艺活动方面，团县委成立了“共青团古田县直机关业余文工团”（后更名为“古田县职工业余文工团”），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支队伍依然活跃在古田文艺战线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共青团古田县委员会为了活跃青年文娱生活，成立了“共青团古田县直机关业余文工团”。 团县委有的活动也会放在卓洋公社开展。1983年公社已更改为乡，全县团干培训班在卓洋乡举办，为迎接这次团训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在乡大门对面的墙壁上布置一个宣传栏，这可是门面，全县团干报到时第一眼就会见到这专栏。要是在平时都是自己动手，这次面对全县团干，总得搞得象样一点，于是我就将这任务交给十一中团支部书记江叶财老师。在这期间，卓洋下街发生了一起火灾，多橦民房被烧毁，火灾发生时，乡干部全到场参加救火。到现场时，我见到卓洋村团支部书记黄祖铭和多名团员也参加救火。大火扑灭时，已近清晨。回来后我赶写了一篇共青团员积极参加救火的报道。当天，时任团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宝生来到卓洋，为全县团训班作准备工作，我就把这篇报道交给宝生部长修改。为了让报道更加生动，他加上了：“有的团员光着上身穿着裤叉参加救火”。其实没有那场面，但我也不便反对。这期专栏除了救火报道外，都是江叶财老师所写，从版面设计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 1983年9月，陈修茂书记调任宁德地区团委书记。 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议，会议的许多细节都记忆犹新。会议期间传达了胡耀邦总书记对团中央领导的谈话。会上我拼命地记录，生怕漏了细节。中心是解放思想，从对年轻人穿着打扮、跳舞交际、流行音乐，到共青团工作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在当时有些观点都是非常新颖、开放，也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休会期间，代表团组织学跳十六步舞，男男女女手拉手围成一圈一步一步跟着舞蹈老师学。尽管动作很简单，但在那时还是很新鲜的，每位代表经过一个晚上的学习，第二天就很熟练了。 会议选举是等额选举，没有悬念。但团省委候补委员是按得票高排前。我是团省委候补委员人选，填票时我在自己名下打了个叉，翁聿强看见后瞪着眼睛说道：怎么这样填。我回看他的选票，其他的候补委员被他叉了好几个，在我的名下打了一个圈。 闭幕式上，省委项南书记到会讲话，没有用讲话稿，足足讲了近两小时，时不时地引起阵阵掌声。闭幕式后省委领导与代表合影留念，之后各地区代表团争先恐后，拉省委领导合影留念。各代表团想方设法邀请省委领导，场面有点乱，我们宁德代表团有人提议让少数民族美女代表上前邀请。这位雷姓代表也不负重望，一上前就捥着项南书记手往宁德代表团走。省委书记来了，其他领导自然就跟上了，这一招还真管用。省委领导示意雷代表坐在他们中间。 1984年1月11日，时任福建省委主要领导项南、杨成武等与出席省七次团代会宁德地区（现宁德市）代表团团长陈修茂等全体代表合影。  第四排：林 鸿（右二，时任霞浦团县委书记、现任宁德市委常委、宁德市委统战部长），林泽春(右三，时任宁德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省侨联副主席、省侨办副主任，曾插队古田县大桥公社双桥大队 )，韩启明（左二，时任宁德团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宁德代表团联络员，后曾任宁德市直属机关党工委书记），张宝生(左一，时任古田团县委书记、后任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翁聿强（三排右二，插队莪洋公社双坑大队，时任湖滨公社团委书记） 出席福建省第七次团代会回到卓洋后，就到各大队传达会议精神，并在卓洋组织了团员跳十六步舞，我也正儿八经地当起了教练。排练过程，茂兴书记还特意交待可带团员们到街上吃点心，每晚经费控制在五元左右。当年卓洋乡的会场是和食堂连在一块，场地就选在这。男女手拉手跳舞，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吸引了很多青年来学习，特别是组织各团支部进行联欢时，食堂挤满了观众。有些观众进不去，就在窗外观看。 1984年团委换届，各村团支部换届先行一步。村团支书人选基本上由村党支部定。但有一个村报上来后，我觉得有更好的人选，就没按村党支部的意见，直接任命另一位团员为团支部书记。任命前也没向兼任团委书记的党委副书记和党委书记汇报。现在想来，是违反组织程序的越权行为。事后，两位书记从未提起这事。我想，这是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吧。 1984年团委换届工作就轻松多了，三年来的工作都是亲身经历，写起工作报告也有了更多的内容。在这次换届中，乡党委打破团委书记由乡党委成员兼任的惯例，直接由“老人仔”任团委书记。 1984年下半年乡镇党政班子换届，我进入卓洋乡党委会任宣传委员，卓洋乡跟全县其他乡镇一样都组建计划生育工作小分队，班子分工让我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人事也基本上由我抽选，我推荐了两位团支部书记参加计划生育小分队，能进入计划生育小分队，就享受社办干部“待遇”。他们在小分队中，自然而然成了我得心应手的骨干。 1984年12月28日，古田县第十二届团代会召开，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泽春到会致词。 1984年12月29日,时任共青团宁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林泽春（插队大桥公社双桥大队）代表宁德团地委在古田县第十二届团代会开幕式上致词。 在这次团代会上张宝生同志当选为团县委书记，“老人仔”也被选入团县委常委，并在会上宣读会议决议，留下了第一张彩照。 1985年，全县又一次以考试方式择优录取在基层选拨干部。在党委推荐会上，我一口气推荐了五位团支部书记和计划生育小分队成员参加应试，考试结果，有三位团支部书记进入国家干部队伍。几十年过去，他们也都成长为正科级公务员。 这期间，卓洋乡调来新乡长肖传明，他是省青年联合会委员，我常跟他调侃：卓洋乡有两位省级“领导”。 1986年，我离开团干队伍，并向党委推荐了刚考入干部队伍的团支部书记黄佳恩接任卓洋乡团委书记。今天无意中居然还发现了当年移交清单。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