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截屏
周晔 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同志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也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是共青团的早期组织暨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8位发起人之一。望老一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青年骨干。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建团八人”中，陈望道和他的学生俞秀松、施存统等3人占了半壁江山。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57年3月4日，望老谈及当年建团初心时说：五四运动后“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找出路的心很切，很需要有人指点”“我们曾为他们安插住处，给他们补习功课。以后，在他们中间发展了团员”。所谓“指点”就是用刚刚译出《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青年头脑，“补习功课”的处所就是党团早期组织创办的青年干部培训学校“外国语学社”、社址即新渔阳里。时任党的早期组织劳工部长（又称工会部长）的陈望道利用业余时间给青年学生和工人授课，讲解《宣言》精神、传播马列真理。当时学社的青年学员、后来党的高级干部萧劲光同志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1976年6月，老校长大病后身体极为虚弱，在华东医院病榻上为子媳写下遗言，嘱托两位年轻人“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如今，这封字迹颤抖、用铅笔留下的遗嘱就展示在《宣言》展示馆三楼的特展室内。 1944年的秋天，新闻系一年级新生入学，陈望道讲授修辞学的第一课。他走进教室，打开皮包，随手抓出一堆钞票放在讲台上，向新生发问：“买了我所著《修辞学 发 凡》的请 举手。”买了书的学生都举起手来，却不知老师的用意。陈望道微笑地向学生说：“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学生的版税。请买了书的学生上来领取。”望老不仅在小处注重“立德”，更是毕生践行“在我的观念中，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格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城乡接合部，师生户籍原属杨浦、归于市区，不料“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了宝山县，隶属郊区。特殊时期，物资供应凭证市区与郊区大不一样——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从那时起，陈望道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望老病重后，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在陈望道同志生命的最后日子，市领导关心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归市区的问题。在望老一再要求之下，此事在他去世后得以解决。 1923年秋，陈望道收到一张纸条，署名“知名”，纸条上写着：“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见罢便认出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字迹，此时他虽已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离开党组织，但望老深知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培养青年干部的重镇，便毫不顾虑地先后出任中文系主任，代理校务主任、主持上大工作，保护培养了大批日后党的高级干部。后来他跟学生谈及这段往事时说，“那是党要我去（上海大学），我就要去。”1945年春，陈望道在抗战西迁至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实践教学基地——复旦新闻馆，并掩护进步师生在馆内收听延安广播，将解放区的新闻传播至渝碚内外。陈望道还将寓所“潜庐”院内的平房辟为进步报刊《中国学生导报》的编辑部，指导学生宣扬真理，改造社会。在陈望道的支持下，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被中共南方局誉为“最好最典型”，学校也成为抗战大后方有名的“民主堡垒”，被称为“夏坝的延安”。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