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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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曾一别,夕阳千万峰 —— 忆景行兄

时间:2022-02-21来源:渔夫美篇(方韧提供) 作者:漁夫 点击:
每天打开微信朋友圈即可见到的那位左手拿空碗、右手拿筷子,仿佛在招呼朋友们开饭了的闲闲,那位每天用微信帖子把朋友喂得饱饱的闲闲,突然不见了踪影,永远离开了朋友圈! 在微信里,一头银发,微皱眉头并微笑着的闲闲,是我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曹景行。

【就读上海市西中学高中的曹景行(左二)与“火箭小组”同学合影,当时他们曾自制模型火箭在操场升空,一位同学还在试验中被火药烫伤。假如没有文革,这批人或许成为共和国导弹、卫星专家。】

 
每天打开微信朋友圈即可见到的那位左手拿空碗、右手拿筷子,仿佛在招呼朋友们“开饭了”的“闲闲”,那位每天用微信帖子把朋友“喂”得饱饱的“闲闲”,突然不见了踪影,永远离开了朋友圈!
在微信里,一头银发,微皱眉头并微笑着的“闲闲”,是我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曹景行。
噩耗传来,胸闷至今。
近乎悲壮的落幕
当大多数同龄同行都告别事业舞台,在家含饴弄孙或游历山川的时候,一年前动了胃切除大手术、年逾七旬的景行兄,依然一刻不闲从早晨七点到午夜一点,甚至在离世前四天还坚持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五、六十条帖子。他的受众朋友只能用无比敬佩加无比惊叹来形容他。
景行兄每天转发的热帖,都是大家关心的新闻热点话题,不少帖子蕴含着“警世恒言”,很多会被接收者再次转发,推动着原创者和转发者所追求的“流量”的增长。我估计,不少朋友也是冲着“闲闲”的影响力,特意把帖子先发给他的。而他则将筛选、编辑、点评、转发视作晚年最大的兴趣与爱好,并乐此不疲。
一位曾与他一起在香港打拼多年的上海新闻同行老友感叹地说,无论如何生命健康第一。活着,比什么都好。长期拼命三郎的奋战搏击,成就了无人企及的业绩和事业高峰,但也同时严重损害了原本健硕的体魄。“用病疾的身体去成就毕生的理想,并不值得,更不要提倡……”;
而他的一位大学校友兼同行则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许老曹选择了一路向前……不悔”。
实话实说,互联网时代,景行兄转发的那些帖子也同时会在其他朋友群里转发。在网络信息真伪莫辨、“流量为王”、“受众碎片化”的当下,社交媒体能不能有效传播真相、启蒙受众、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还是存疑的。 
然而,作为他的老朋友、老同行,我还是能理解他的。正因为了解、理解他,对他的人生近乎悲壮的落幕,内心是格外的感伤。
  黄山空谷传书声
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
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
唐朝宰相、诗人权德舆的这首千古绝唱——《岭上逢久别者又别》,仿佛就是为我写的。
五十四年前的1968年秋,21岁的他和19岁的我,前脚后脚从上海大都市发配到皖南黄山茶林场。景行兄是66届高中生,我是66届初中生。那年上海66届中学生60%分配进了上海工矿,40%进农场。
1968年,66届中学生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
当时我被分配在茶林场最高海拔的高山队采茶伐木,那儿不通公路不通电,吃的用的全靠双脚双肩挑上山。景行兄则与一批热血青年,参加了“五七队”白手起家盖茅棚、种水稻的创业工作,都是这个农场最艰苦的劳作。记得1971年他曾大汗淋漓地从山下背来黄沙,支援我队建设小水电站。
因为与66届高中生在一起生活,我深切感受到高中生与初中生的明显差别。高中生不仅阅历丰富,重要的是高中的数学教育,使高中生思维的逻辑性、条理性都明显优于初中生。这个差距,可以从一代人在日后改开年代的命运中显示出来,而很多人浑然不知。
只可惜6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折腾,加上当时百业凋敝,国家无法安排进入生育高峰的中学毕业生充分就业。共和国未来一代精英,就此开始了命运的断崖式跌落。
在农场里,66届高中生无疑是比较成熟、优秀的一代,其中佼佼者陆续被选为农场骨干,景行兄很快就被借调到场部工作。之后我也调到场部。我俩住得很近,工作之余,常见他在读书学习,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多识,思维敏捷,视野开阔。 
景行兄一个特点是说话嗓音频率高出常人,同连队的小伙伴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喇叭”。到了场部,大家也这样叫他。这“喇叭”嗓子,也许是他日后顺利成为电视评论员、现场直播访谈员的一个先天优势。
当时大家已知道他是鲁迅好友曹聚仁的小儿子、著名配音演员曹雷的弟弟,但他从来没有出身大家的架子,很爱与人交流。他的谈吐幽默有趣,且从不露脏字。一下班,老远就能听到他的爽朗笑声。
他的屋里屋外,常常聚集着许多好学青年。人们都喜欢听他这个“大喇叭”讲故事、讲哲理、讲古今中外;有事情也喜欢找他听听他的意见。从场部到五七队,他满满收获了农场里上上下下的友情,也收获了伴随他一生的美满爱情。

【曹景行与爱妻蔡金莲、女儿一家在黄山茶林场的生活照。】
 
我在茶林场呆了5年,1974年被选进上海某新闻单位的“通讯员学习班”学新闻写作。按理说,出身新闻世家的景行兄,文革前某报副总编儿子王毅捷,我在场部的上司、政宣组组长蔡金莲和五十一中高材生宋小林等66届高中生,无论家庭背景、知识面还是“笔头子”,都比我更有机会回沪进新闻单位工作。可惜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知青的命运前途都握在“工宣队”、“军宣队”手里,“有问题”家庭的学生机会渺茫。
我极为同情景行兄与爱人蔡金莲等一批最后滞留农场的优秀66届高中生。

【曹景行与爱妻蔡金莲,1978年同时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化学系录取。】
 
作为理应当年踏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有的已经列入了包送大学甚至送国外留学培养的名单,最后不仅被一刀切、活生生地掐断了升学的路径,而又因在农场表现突出,被上级安排“扎根农场”。
其他知青陆续回沪,他们留在农场成家。直到高考恢复,年过而立,才得以搭上“高考末班车”,抱着娃离开安徽农村,开启人生的新旅程,真正得到发挥才华、报效国家社会的机会。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里,景行兄不无感慨地对人总结了自己一家的命运:我父亲、我祖父那一代要打仗、要逃难;我这代虽有文革经历,在农场没有选择,但毕竟没有经历逃难;而我女儿连文革都不需经历,属于“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当近年有人在网上叫嚷“再来一次文革”时,年逾七旬的景行兄愤怒发文:《建议搞个文革实验基地,让那些怀念的人优先入驻!》他责问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政治幼稚者:“你们想尝尝文革的滋味么?但是如果让你们回到文革,有些人估计一天也活不了”。
走过农村磨难的十年,有志青年都会格外珍惜随后来之不易的学习和工作、事业机会。与景行兄一起在农场待了十年、同年同日考进大学、离开安徽的66届高中生朱政惠,在华师大毕业后担任本校历史系教授、系领导和博导,也是没日没夜工作,熬夜著述,66岁就倒下了。而在农场时,他们都是身板硬朗的壮汉。 
我想,景行兄这一批66届高中生之所以退休后还这样搏命学习、工作,实在是太想追回那被文革耽误的、人生最宝贵的十年!
十年一瞬耀神州
景行兄1982年复旦历史系毕业后,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经济。其时我在上海一家报社做夜班编辑。我们经常交流。
当时景行兄就对国际经济动态很有兴趣。记得一次他到报社来,把他拟写的一篇关于国际金融及美元汇率走势的文稿给我看,问我报社有没有兴趣刊载。可惜当时报纸没有开辟国际金融版面,但他对新闻工作的喜爱,抓新闻的敏感性和对国际经济的专业剖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进大学到社科院的十年,景行兄基本是刻苦攻读,积累了丰厚的学识功底。我知道他酷爱买书读书,一见面,总是先问他最近有哪些好书可看看,他就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记得有黄仁宇的新作、梅厄夫人自传、剑桥晚清史等十多本。对我来说都是如获至宝。
皇天不负有心人,1989年,42岁的景行兄有机会举家移居香港发展。凭着多年的学识积累和社会阅历,他很快融入了竞争激烈的香港新闻业,先是在《亚洲周刊》 当撰述员。由于撰写的文章观点新颖、 文风扎实, 不久升任为 《亚洲周刊》副总编兼 《明报》 主笔, 并为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刊撰写评论。
1997年,媒体投资人于品海聘景行兄任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他开始转入电视传媒业。这十年的打拼,为香港媒体界注入了一捧清流,也为他自己日后发展打下扎实的新闻专业基础。
1998年,51岁的景行兄迎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刘长乐聘请他担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他成为凤凰卫视第一个时事评论员。由此开启了他“开挂”的人生,进入事业的巅峰。
进凤凰卫视不久,他就创立了《时事开讲》新闻节目。
银屏前,景行兄一头抢镜的灰白银发,天下大事娓娓道来,环环剖析,阳光的形象加上激情的嗓音,使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信赖。尤其是对海湾战争,美国大选之类时事的独到见解,对两岸关系的精到评述,迅速提高了《时事开讲》栏目的知名度。
凤凰卫视在获准落地广州后不久,又在内地星级宾馆获得了传播机会,于是,凤凰卫视与《时事开讲》迅速吸引了内地各界人士,许多政府官员,大学生和企业高管都将其作为固定收看节目,景行兄很快成为中国内地、港台,东南亚华语国家及华语社会家喻户晓的电视新闻明星。
1990年代,我们都在媒体工作。我在相对宽松的上海,他在更加开放的香港,都忙得不亦乐乎。2000年,我去香港出差,景行兄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当时凤凰卫视和他的《时事开讲》已如日中天,我早就想去拜访一下。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凤凰卫视编辑部和演播室办公的地方小得可怜。编辑部就两间50~80平米的房间,一间大点的房间,居中放一张长方形大会议桌,编辑四周围着坐,如同开会一般,哪里像内地媒体拥有宽敞的编辑办公室、每人一套桌椅书柜。另一间略小的是阅览加咖啡室,供查资料、吃咖啡用。
我说你们怎么坐得下来呀?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办公桌椅都不是固定的,有节目播出的人就坐在这里工作值班,没轮到播出的都在家工作。
又看了演播室,也就100多平方,那张每晚见到的《时事开讲》节目用的桌子,孤零零搁在那里,整体看上去就像个昏暗的道具仓库。我说,这就是你的演播室呀。他诡异地笑着说,“我们灯光一打,背景就看不见了,电视上看见的美丽窗户和香港夜景是另外配上去的”。
这次参访给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论物质条件,凤凰卫视落后上海新闻单位太多了,但论敬业精神,我们远不及人家。回沪后,我甚至形成一个奇怪的看法,即媒体大楼盖得越高级,记者的竞争力就越差劲,两者呈反比关系……。
景行兄进凤凰卫视不久,我供职的一家报纸被有关方改为“一日三刊、滚动出版”,不知怎的,远在千里之外的凤凰卫视《时事开讲》,也在节目中“开讲”了这件不合办报规律的事。他的“雷达耳”确实灵通。没多久,“一日三刊、滚动出版”果然以一地鸡毛收场,被景行兄的《时事开讲》点中了“穴道”。
对于个人来说,景行兄在凤凰卫视的十年,是他大展宏图的黄金十年。他在银屏上的“光辉形象”,让老朋友们为他击节叹赏,由衷为他高兴。可惜的是,十年转瞬而过,他很快就面临“60岁退休”的人生选择——正处在事业峰巅的他如何退出人生舞台?上天给他的时间太短了!
这也是他六旬之后对新闻事业依旧放不了手的另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CNN”
在香港这个世界资讯交汇的信息海洋里踏浪潜波做新闻,景行兄练就了敏锐的嗅觉。加上他天生的好奇心、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胆量,入行30年来,他一直行走在媒体变革的前沿。
在90年代后期,他就意识到纸媒行将没落,当时香港正遇上电视技术革新,一个转播器从只能播一个频道扩大到可以播6个频道加4个调频。电视成本大大降低,他就跳槽进入电视新闻业发展。
以前有个理论,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连央视都不做新闻评论。景行兄却在凤凰卫视率先开辟了《时事开讲》评论节目,并建立了十个人的评论员队伍,以致引来很多电视台的效仿。 
2005年,景行兄又觉得电视行业已经进入最高峰,即将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又做起了清华新闻学院的访问学者,教起了新闻课,一面教书总结,一面又投身于新媒体的实验中。
他参与了凤凰卫视和中移动合办的“凤凰手机报”的项目,在手机短信中开辟了《老曹手机报》,每天选十条新闻各配一个短评。内部测试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但后来遇到一些技术问题,手机报做不下去了。他又转移到了邮件上,仍然叫《老曹手机报》,每天搜集新闻加评论传给朋友,朋友会再传出去,赢得了不少受众读者。当时我也是他手机报的用户和“粉丝”。
2015年,景行兄买了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开始学习微信社交媒体。这一玩,真可谓是“要命的一玩”。他自言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下午短时间休息一两次,别的时间几乎都在发朋友圈。
微信是曹景行晚年最爱的自媒体之一。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当同行笑他,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人的CNN?”他说,他就是“一个人的CNN”。而且,他已经为自己设计了未来的大目标:在全球找100位志同道合的媒体朋友,把全球新闻都集聚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抵得上一个通讯社。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大目标”已经确立并向他招手——这是景行兄抱病发圈的又一个原因!
在2017年,景行兄最多时一天发到400条,以至触碰到发圈量的红线,受到腾讯管理方暂停一天发圈的处罚。他对新媒体的酷爱,早已超出对自己身体支付能力的关注。
“他不会站在原来的成就里头,他的心态永远是一个年轻人”、“他有超强的媒体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凤凰卫视的好友这样评说他。


【曹景行夫妇在沪与黄山茶林场老朋友聚会。】
 
浮过生命的海
景行兄出身于教育、新闻世家,祖父曹梦岐是晚清秀才,以“一介书生”,抱持普及教育、开通民智的理念,兴办育才小学,实践躬行,死而后已,有着类同张謇、陶行知的精神。
父亲曹聚仁是鲁迅好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抗战期间,曹家一家都积极投入抗战一线,解放后,曹聚仁曾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特殊贡献。
家庭对景行兄影响极大。因父亲1950年即移居香港,他很少见到父亲,但对父亲十分敬仰。
他的网名闲闲,即来源父亲为他起的小名“闲儿”。1972年父亲在澳门病逝,他获准奔丧,从广州到珠海,一共走了十五个小时,才到澳门关口。25岁的他对香港澳门已经有了初步印象。
景行兄在港工作期间,曾对我说,父亲留下了无数文稿,都来不及整理出版,他们夫妻俩在港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出版父亲的遗作,十多年时间里,陆续整理、修订出版了曹聚仁原创的《听涛室人物谭》、《书林又话》、《笔端》、《我与我的世界》、《书林三话》、《人事新语》等一大批书籍,为抢救父辈留下的满载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最令人感动不已的是,曹聚仁在晚年出版了一本《浮过了生命海》,里面记述了作者1967年重病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剖析,可谓作者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2020年11月下旬,景行兄也因胃癌住院动了大手术,他也在术后的病榻上撰写发表了《我也浮过生命海》的博文,与父亲一样,表明了自己对疾病、对人生的思考。两代媒体人都以相同的鞠躬尽瘁心态向社会作了表白,读者无不动容。
景行兄在博文中写道:
“2020年11月24日中午,我从手术的麻醉中一点点醒了过来,最初的朦胧意识中隐约飘现‘浮过了生命海’六个字——那是父亲1968年出的一本书的题目”。 
“生癌与治疗,让我第一次直面并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这时翻看父亲的《浮过了生命海》,会出现一种隔世隔代同他对话的念头,还想写下一些文字,或以‘我也浮过生命海’为题出书”。 
“我也浮过了生命海,还在挣扎上岸,过程辛苦,但也很值得。每天都有新的体会,每天都从遭遇到的人和事中获得新的感悟。生命的力量实在顽强,科学的发展已让‘带癌生存’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现实状态,甚至可以‘带癌工作’”。 
我想,他之所以直至生命最后的关头,每天依旧不顾死神的临近,不歇地转发着几百条微信帖子和博文,除了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还有父亲给他的力量吧。 
朋友无法相信,浑身充满活力的景行兄竟会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位内地资深媒体人感叹地说,“曹景行是上海人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上海人,媒体人中一个很有特色的媒体人。他身上既有斯文江南、古典之光,又兼有赤诚年代的气息和自由思想的光芒……” 
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景行兄的逝去,既意味着传统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景行兄是最勇敢迎接新时代挑战的一位“老黄忠”,他已经抓住了缰绳,正奋力跃上一匹新马的马背……他尽力了,只可惜上天没给他更多的时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曹聚仁给儿子的名字起得真好啊。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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