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憾的。 不过，我有一张1979年9月10日入学报到那天在大饭堂外边拍摄的照片，特别珍贵，多少可以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 这张照片是用一次成像相机拍摄，照片上有三个人和一辆破自行车：右边那个穿着笔挺的西服、面带微笑的老外，据说他是美联社驻华首席记者；中间那位戴着眼镜，比划着说话的是当时北大的副校长王竹溪老师；左边身体消瘦，穿着一件破蓝布褂子的就是我。我就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来到了北大。 当时，我已经在大饭堂里办完了报到手续，回到饭厅外边准备去宿舍送行李。这时候，一个老外在一个老头的陪同下采访，正好碰见我在那里。他们看见我带着校徽，断定我是新生，就过来问我几个问题。我听不懂英语，王竹溪老师给当翻译。 问题很简单，就是你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学什么专业？等等。我老实巴交地一一作答。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那个老外的助手给我们拍了照片，然后立即就给我一张。我当时很是吃惊，觉得这照相机太牛了，一边拍照一边就把照片洗出来了，真神奇！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最深情凝视的肯定不是那个衣冠楚楚的老外，不是后来极少见到的王副校长，也不是我那辆在北大校园里不知所终的破自行车，而是我身上那件肩上有破洞，袖口有补丁的破蓝布褂子。因为它在我的青年时期见证了我的贫穷、我的努力、我的荣耀。 我1960年11月出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一个叫幸福村的地方，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不熟悉北京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它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简称工体）的北边，与工体只隔一条马路，与目前北京最时尚的商圈——三里屯近在咫尺。 幸福村分成一村，二村，三村三个区域。幸福一村，二村在新东路的西边，幸福三村在新东路的东边。幸福村的老房子在1994年以后逐渐被拆除，新建了官员公寓和商品房，原来的居民多被安置到了朝阳区南磨房乡一带，远离了工体、三里屯这些炙手可热的地区。 我家原来住在幸福二村九巷。幸福村是1950年代末建工人体育场时建的拆迁安置房，建筑简陋。住在一排排灰砖平房里的基本都是干粗活的底层劳动人民，是典型的草根社区。 我家的邻居有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有拉板车的板爷，有扫大街的清洁工，还有食堂的大师傅。那些没有工作的妇女基本都出去捡破烂。我父亲年轻时在北京东郊火车站扛大包，卸火车，后来当了兵、入了党，才在一个大集体性质的运输公司里当了个小干部。 我家四个孩子，加上瘫痪在床的奶奶，全家7口人全靠我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为了补贴家用，我妈妈也和其他家庭妇女一样经常出去捡破烂。大概觉得男人捡破烂没出息，所以我妈妈不让我跟着她去捡破烂，但她愿意我跟她一起去废品收购站卖废品。因为每卖一次废品，就可以让我吃一次炸油饼，解解馋。 当时幸福一村有个清真食堂，幸福村一带的居民都到那里买油饼，豆浆等早点。我奶奶有个弟弟，也就是我舅爷，住在幸福一村。解放前，他是个拉洋车的“骆驼祥子”；解放后，他靠蹬三轮车为生。由于贫穷，一辈子也没娶上媳妇，到了晚年他非常孤独，就时常来我家看我奶奶，顺便吃口热乎的饭。 我们家四个孩子都喜欢他来吃饭，因为他会给我们带一点关东糖，糖耳朵之类的小零食吃。他住的地方就在清真食堂边上，到我家的距离也就两站地左右。1975年冬天的一天，他在我家吃完晚饭，在回家的路上被公交车给撞死了。 给舅爷办完后事，我妈妈从他的遗物里拿了两件东西给我，一个小收音机和一件蓝布褂子。那件蓝布褂子就是我上北大报到时穿的这件。所以这件衣服一开始并不属于我，它其实是我舅爷的遗物。 如果是现在，死者的衣服肯定都烧掉了，没人会继续穿。在那个穷苦的年代，有衣服穿就好，我们就不忌讳这些了。我大概从16岁开始穿这件蓝布褂子，一直穿到大学三年级。它在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时刻都陪伴着我，其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高考。 小时候虽然贫穷，但是可能因为周围的人都是如此，没有比较，或者是因为年纪小，也没觉得多么痛苦。真正开始觉得痛苦或者苦恼，大概是初中三年级以后。 我在新中街中学上的中学（这个学校原来就在东二环东四十条立交桥的东南角，被拆除后，建成了港澳中心大厦）。新中街中学是新建校，我们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是朝外吉市口地区和幸福村草根阶层的后代，只有少数干部子弟，他们来自空政文工团、外交部、团中央、总参等机关大院。 大部分学生素质比较差，好老师也少，加上“文革”后期，社会混乱，人心浮动，学校基本上没法上课。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公安局时常来学校抓人，开公审大会。学校教室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好无损的。上学确实没什么意思，毕业之后要去插队，前途渺茫，大家都十分苦恼。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 当时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名叫司京生，一个名叫陈小京。我们三个经常下午逃学到陈小京家去抽烟，胡侃。陈小京住在三里屯总参宿舍，他家楼下就是现在著名的酒吧街。他父亲是总参军官，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我们经常去他家偷他爸爸的烟抽。除了抽烟、胡侃，我们还经常拿着学生月票坐公交车到处瞎转悠，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初中和高一基本上就这么瞎混过去了。 真正让我看到人生一线希望的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当意识到如果能考上大学就可以不去农村插队时，几乎所有同学都开始准备高考。高二高三班很快就成了高考备考班，文理分班了。经过不太深入的考虑，我果断选择了文科班，因为物理、化学课完全没好好学，数学还凑合。 文科班有30多个同学，北大中文系79级的赵雪和我同班。文科班班主任老师名叫史志刚，不仅姓史，而且教历史。他身材瘦小，面色黝黑，烟瘾极大。史老师讲课魅力十足，对学生十分友好，大家都喜欢他。 回想起来，在文科班备考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努力、也最才华横溢的时刻。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除了学校的课本，复习材料之外，周末我也经常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或者前门的中国书店去看书。家里亲人也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妹妹们分担了原本应该我做的家务。大概我还比较善于考试吧，各门功课的考试我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史志刚老师也越来越喜欢我，给了我很多鼓励。 努力学习了两年，终于迎来了高考。高考那天，我就是穿着这件蓝布褂子去的。之所以穿它，一是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衬衫，二是因为袖子长，擦汗方便。虽然觉得准备得比较充分，但是高考时还是很紧张，我的破蓝布褂子总是汗津津的。高考那三天的每一个中午，我都吃不下饭，就吃一个西红柿，下午接着考。 高考成绩出来后，史志刚老师亲自跑到我家来告诉成绩。我考了367分，全校第一名。那天下午在全校宣布成绩，我因为已经知道了成绩，所有去得比较晚。到教室的时候，里边已经坐满了同学，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史老师特地把我叫到第一排，坐在校长旁边。副校长宣读超过分数线的同学名单，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赵雪。 副校长读我名字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校长问史志刚老师，“谁是史宝良？”史老师指了指我。校长扭过头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高考成绩发布会结束后，我跟着校长来到了他办公室。那天，我也穿着这件蓝布褂子。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件旧衣服，我又穿了三年，领口，袖口都磨了边儿，肩膀、肘部也有了破洞和补丁。 那位校长原来是工宣队的工人，大概是因为是老革命，退伍军人，后来留下了当了校长。他没什么文化，基本上是个大老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怎么看得起他。不过校长倒是个朴实的人。他让我站在办公室中间，围着我转了好几圈，仔仔细细地数了我蓝布褂子上的口子和补丁，然后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口子和补丁共有11处。他操着浓重河北口音对我说，你是穷人的孩子。我就知道，穷人的孩子就是有出息，有出息，你要好好干，将来要为革命多做贡献。 公布高考成绩那天是我的中小学生活中最光彩、最荣耀的时刻。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个蔫儿吧出溜儿的孩子，面黄肌瘦，从不被人注意。那天，我却成了全校瞩目的明星。从校长室出来时，拥挤在楼道里等着看成绩的同学，都对我投以敬佩或羡慕的目光，就连平时都不舍得用余光看我的校花也对我笑了笑。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初中同学从人群里冲出了，跑到我身边，使劲搂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对我说，你真行，我早就知道你行的。我的小虚荣心着实被满足了一下。 我们那个年级共有十八个班，将近一千个学生，然而只有十三个同学的成绩过了分数线。文科班只有三个学生过了分数线。不过，这三个学生里有两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中财。这个成绩足以让班主任老师傲视其他老师了，因为我和赵雪是新中街中学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因为班主任老师教历史，我也喜欢历史，我的高考历史成绩又很高，93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因为一心要上北大，前五个志愿都报了北大。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历史系没要我，国政系共运史专业把我录取了。那时候真不知道国际政治是什么，共运史又是什么。高中同学在祝贺我时总是问一句，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毕业后能去哪里工作呢？我一般都回答说，去外交部。 等大学毕业时才知道，北大国政系的毕业生，外交部一个都不要。 1979年9月10号一大早，我穿上破蓝布褂子，和赵雪一起，在几个要好的同学的陪伴下，蹬着破自行车向北大出发。在大饭堂里办完了入学手续后，在大饭堂外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从此开始了四年美好的大学生活。 进了北大以后，我逐渐发现家境比我还贫寒的同学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从偏远乡村来北大读书的同学，基本上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很难得到家里的资助。我们班的部分男生在28楼门前有一张光膀子的合影，从现在角度看，那些当年的“天之骄子”，个个都营养不良。 有一次我请几个同学去工体看足球赛，顺道在我家吃晚饭。那天，我妈妈做了猪肉白菜馅饼给他们吃。几个同学吃得很多，很香。看到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妈妈很高兴。可是看完足球赛回来，我妈妈却很难受地问我，你们在学校吃得饱吗？我说吃得饱，就是吃不好。几十年过去了，那几个同学还记得那顿晚饭，还时常说，你妈妈做的饭真好吃。 现在，由于住在北大附近的缘故，我经常到北大校园里转悠。看着衣着光鲜、青春靓丽的大学生们，感慨万千。一方面，庆幸我们的下一代终于可以在衣食无忧，甚至是富足优裕的条件下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另一方面，也开始怀疑，现在那些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孩子还有多少机会进入一流大学呢？“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虽然夸张，但是也真实地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一线城市富裕家庭集中的现实。 不过，回望历史，我们这些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北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也不能选择出生的地域和时代，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努力奋斗。即使在这个“成功主义”泛滥，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受追捧的时代，人们依然会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人报以更多的赞许。毕竟靠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荣耀，才是真正的荣耀。 2019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