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我的党龄 43 年。亦即我是 1978 年入党的党员。说到入党，不能不忆及我的入党引荐人、原大庆油田油建指挥部薛光指挥。我是 1973 年 11 月随大批知青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调到大庆油田被分到气建指挥部机关工作的。1975 年初，随着“下辽油田”的开发，原油建指挥部成建制开往新油田，大庆则以气建指挥部为主体，从庆建、采油二部等多个单位抽调干部、职工共一万多人组成了“新油建”（全称“大庆油田建设指挥部”）。从“气建”到“新油建”，我的工作岗位从人事劳动工资科到综合调度室，乃至后来的综合计划科，直至调回家乡，在油田整整 10 年没有离开过生产系统。而初到大庆那几年，正是国内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其时，我们生产一路的主要骨干受“反击右倾翻案风”波及，都被视作“唯生产力论的追随者”、“和走资派同一个战壕同一条黑线”而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某些“政工”干部的侧目。我个人更是在政治上坐了“过山车”——我于 1970 年 10 月赴大兴安岭“支边”，1971 年 6 月 28 日在大兴安岭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四处四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曾是地区团代会代表，公司团委委员，工程处团总支干事；到油田后，被直接分到指挥部机关上班，彼时极受机关党委书记的关注和关心。
然而，当一年后我谢绝去政治部而接受前线生产指挥的选调到调度室前线工作时，该书记却对人摇头惋惜，“这么好的女娃子却偏偏去搞生产，真是误了自己前途”……也“偏偏”是我自己“不争气”，尔后接二连三地出了一些“状况”：1976 年 11 月底，为迎接翌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指挥部机关所有办公室以及集体宿舍都要进行装饰、粉刷，我们这些住宿舍的单身青年便被安排到正在安装暖气管道的闲置房暂住。不料在我搬住的当天深夜，隔壁房间着火殃及我的寝室，我为了向大庆消防报警并帮回家去的室友抢救东西而无暇顾及自己的个人物品，以致所有“家当”全部被火烧毁。尽管事后查明失火原因与我无关，却也被不明真相的人议论了一阵子……随之，我由于衣着、生活用品全都化为灰烬难以过冬，无奈之下只得提前请探亲假回家。结果，因种种原因误了归期。这在半军事化管理的大庆是不被允许的，为此我受到生产办党支部一位负责人的批评；在生产办全员政治学习会上有人还对我“上纲上线”，指责我是头脑中“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流毒尚未肃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7 年 3 月中旬，油建发生一起“知青抬尸事件”轰动大庆西区，而我又是当事人之一……这接二连三的事件让我成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先前一直夸赞我的人开始疏离我；有些人见面时对我的态度一反往常。于是乎，我不再是“进步青年”。1978 年初，薛光先生被从大庆建设局派调到油建指挥部任党委副书记、指挥。他上任后亲驻前线抓生产，使前线指挥所的局面大为改观，我们生产指挥系统的同志精神也为之一振，感到搞生产可以扬眉吐气、理直气壮了。我在指挥部调度室任综合调度，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指挥部所属八大施工单位当日的工程进度和四厂一站一车队的生产、供应、运力情况。点多面广战线长，除了用专线电话联系我还要骑上摩托车跑到分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各施工现场实地了解重点工程进展情况，带回基层反映的问题，汇总后向指挥部每天傍晚召开的生产例会汇报，再记录会议情况形成纪要，会后一并编成生产简报、《情况反映》和日报表（由打字员打字我本人在宿舍油印）分别报送各位领导和大庆总调度室。同时，代表指挥部参加每天的大庆油田调度电话会议，在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与油建两级指挥部之间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由此就与薛指挥接触较多。薛指挥是扬州人，在读中学时就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曾经为祖国解放打过仗、抗美援朝上过战场，随军队转业到石油战线又辗转大江南北。他的经历造就了他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明辨是非、扶正祛邪。在我们年轻人眼里，薛指挥既是领导又是师长。他志存高远又平易近人，通古博今又风趣谦和。指挥部开大会时，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话。他的话简明扼要，干脆利索，通观大局又无官场套话，令人信服，使人振奋。在会战前线指挥所，夏夜闲暇时，他还会在露营地的院子里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一帮小青年（通讯员、驾驶员、话务员、调度员等）讲故事。他讲过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曾使我们着迷。听他讲故事，也使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严增添了一份可亲。更主要的是，他全面关心部下每一位青年同志的成长。这对于我而言更有切身体会（另见《永远的记忆》一书前言）。薛指挥上任伊始就找生产办十大科室的干部逐一谈话，除了工作调研还了解各人情况。因此，他对每一位前线生产“指战员”的工作和思想状况都了若指掌。记得他与我谈话时是趁着指挥所搬迁的间隙，在随车厢式露营房转运过程中他一直在认真地听我讲述那些“事件”的真实经过，仔细询问我在其中的表现。我呢，也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申诉”的机会……
1978 年只剩一两个月的时候，为了迎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指挥部党委决定在“献礼”同时发展一批新党员。这是“新油建”组建以来的首次，要求之严、标准之高那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几番考量，最终在生产指挥系统确定了“老中青”3 名发展对象——与指挥部两位德高望重的总工程师陈云龙和田肇英同时我也有幸被列入其中。他们二人中，田总年纪稍长，他通晓七国外文，常常通过翻译资料为油田建设引入国外先进技术；陈总虽非“高知”，却是实践出真知，又值年富力强，是指挥生产的重要顶梁柱之一。但之前两位老总由于“家 庭出身不好”，在“文革”中又属“臭老九”之列，故而在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申请多年未能入党；而我则是个“知青娃子”， 年轻资历浅，政治上很不成熟。为了我们 3 人的入党问题，薛指挥不仅在指挥部党委会上以事实力排众议还特意从前线指挥所赶回指挥部机关出席生产办党支部大会，亲自介绍我们几人在生产一线的表现和贡献。在他的极力举荐和直接关心过问下，我们的入党问题才得以受到机关党委和生产办党支部的高度重视。
当年 11 月中旬，我随薛指挥参加大庆“东风会议”（在“东风招待所”封闭式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受到机关党委考察谈话，回来后，即由两名调度长作为介绍人、生产办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自此，我迈入了党的大门，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同年底，我还在大庆千人大会上被授予“大庆油田模范调度员”荣誉称号。是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正本清源，将中国从处于经济即将崩溃的边缘拉回到正确的轨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是薛光指挥这样的领导干部以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著、对油田的热爱引领并带动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坚定地走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光阴荏苒，时空变迁，转眼几十年过去，许多往事早已不能忆起，然而我还是难忘我的入党引荐人薛光指挥！难忘培育我的大庆油田！难忘我的“1978”！
 
 
 
                                       邬志林草于 2021.6.27（暨作薛光先生仙逝 1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