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那是1967年1月份，寒冬季节，不知从哪儿刮起了一股风，许多国营大厂开始接纳学生进厂“学工”了。名为“学工”，其实对更多的学生来说，是把它当作一次“找工作”的机会看待的。我和邻居几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当然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的。这场学工风潮基本上与学校无关。那时，学校原有领导都已靠边，处于瘫痪状态；几个造反派组织忙于夺权打派仗，哪有心思来管你们学生的事？ 我们开始打听了解这方面的消息，发现附近的几家国营大厂都在进行这类学工的报名。于是，我冒着寒风步行先跑到闸北电厂。走进电厂礼堂，只见里面人头攒动挤满了从全市各处赶来的学生，主席台上几位厂里的工作人员各自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表格，手忙脚乱地向着蜂拥而上的人群分发。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挤进去也拿到了一张，然后退下来找支笔填了起来。填的内容很简单:姓名、性别、年龄、学校及年级、通信地址，仅此而已。填好了，再拼了命挤上前去交出表格，便大功告成。 沿老军工路回家，经过东海船厂技校，这里同样人山人海，也在报名。于是，我如法炮制，重新再来一次，又完成了东海船厂的学工报名。  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我同时收到了闸北电厂和东海船厂邮寄来的“上班”通知。考虑到东海船厂离家近一些，最后选择去了东海船厂。 和许多中学生一起来到东海船厂，有关领导宣读了去不同部门的分配名单，我被分去铐油(油漆)车间当上了一名油漆工。负责带教我的老师傅给我领来了一套厚厚的帆布工作衣裤，大头工作皮鞋，这些都属于借用的，以后要上缴回收的。另外，每周发一副棉纱手套，一只口罩归自己所有，不用回收。油漆工属接触有毒气体的工种，每天有一角五分营养餐补贴，一个月的营养券，老师傅也替我领来了；另外，还发给每一人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厂里自己制作的，那个年代也是弥作珍贵的。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开始了在东海船厂的上班。 上班了，我才发现老师傅根本不管我们的。高兴时，我跟其他几位学生一起钻进处于维修中的船舱，戴好口罩，找一副旧手套，拿把铁榔头，“咚咚咚，咚咚咚”敲去钢板上的铁锈，再涂上防锈的红丹油漆。干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在厂区各处走走看看。在这过程中也算了解了东海船厂作为交通部重点工程船厂的地位。东海船厂当时的厂部办公室是在一栋红色洋楼内，据老人说，这里早在三十年代是外国电信洋行所在地，是一栋具有较深历史承载的洋房。今天，我乘轻轨3号线经过张华浜一带，总要朝当年东海船厂(今天已划归江南造船厂)里眺望，但是，再也看不到那栋有着厚重历史的红色洋楼了，看来早已被拆了。我们的许多企业家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确是太欠缺了。 中午一角五分营养券在食堂用餐是很不错的，有荤有素味道好极了，平时在家根本吃不到的。旧手套是在休息室地上随便捡来的，新的棉纱手套拿回去给母亲拆了结线衫用了，这也是那年代盛行的。 这场席卷上海各家国有大厂的学工活动，不知怎么会风行起来的，反正与那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及同时发生的“经济主义歪风”分不开。同时，全上海从1966届高三以下的学生全流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其中不安定因素必然存在着的。在这种形势下，不知谁的主意，哪个部门发的通知，平地上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应者云集，笔者也被卷了进去，人生中又多了一项体验。 就这样，每天早八晚四上下班，当了两三个月的候补学徒工，突然有一天听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于是所有学工的学生，几乎是不打招呼地一轰而散，离开了无人管的，再待下去已毫无意义的工厂，回各自的学校去了。 那场“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是无计划，无领导，无目标地敷衍了事而已，教师基本什么也没教，学生基本什么也没学。 大约1967年的10月份，吴淞中学组织全校师生到崇明跃进农场去参加“三秋”劳动，也是处于谁去谁不去没人管的状态。我是一天在逸仙路张行铁路道口行走时，碰到正好骑自行车经过这里我们原来的体育老师，是他跟我讲了有这样一次三秋劳动，否则，我也不可能参加的。其实，这次去崇明三秋劳动去的人很多，没去的同学也不少。记得当时是乘坐海军长白山号大型登陆舰前往的。从吴淞到崇明南门港的行驶途中，我充满好奇地跑遍了军舰的舰舱、甲板、餐厅、前后炮位，玩不尽，看不够，感觉太好了，想象自己要是当上一名人民海军，该多好啊！ 陪我们班级一起参加劳动的是吴淞中学一位记不起姓名的男教师，他没教过我们班级，恕我实在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印象中，这是位戴副眼镜，风度儒雅的老师。他对写隶书很感兴趣，只要看到旧报纸上有隶书印刷体的标题，总会反复琢磨，用手指反复模仿练习。受他感染，这次崇明之行后，我也爱上了隶书的学习与书写了。 我们劳动内容，每天就是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里摘棉花，劳动强度看似不大，但从早到晚实打实的劳动，个个难逃腰酸背痛。那次两个礼拜去农场劳动后，老三届开始“毕业分配”，大部分上山下乡，少数人进了工矿。于是，这批学生的在校学习生涯划上了“O”号，走上了人生更坎坷不平的征程。我作为“回乡知青”，也开始了10年的农民生涯。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