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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市郊农民的分红与分粮

时间:2020-09-19来源:上海老底子 作者:​赵锡麟 点击:
说起改革开放前上海郊县农村的分红与分粮,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远古历史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于上海近郊下乡务农期间,曾担任生产队会计,对当年农民的分红与分粮十分熟悉,记忆犹新。 笔者所在公社是以种植粮棉为主的生产集体。由于

说起改革开放前上海郊县农村的分红与分粮,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远古”历史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于上海近郊下乡务农期间,曾担任生产队会计,对当年农民的分红与分粮十分熟悉,记忆犹新。
笔者所在公社是以种植粮棉为主的生产集体。由于地处上海近郊,农村与工厂共处一地,有一个生产大队几乎全部农田与村子都在上钢一厂包围之中,这里农民人人都有上钢一厂出入证,否则有家难回。更多的大队或生产队与一些大小工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错。笔者所在大队与生产队就属后者。
这样的地理环境,又是田少人多。我们生产队百来个劳动力,仅84亩农田。农民的收入主要由这点农田出产的农产品创造的价值而得,当然还有一些不多的向附近工厂派出的农民劳务工,即“外出工”的收入。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里农民去工厂“外出工”的机会是不少的,但,这在当年是被当作“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非公社批准统一安排的劳务农民是不能自已承接去做的,也是大家不敢做的。记得,当年笔者曾与《解放日报》记者李树林先生合作写过一篇通讯《不要金山银山,要叫社会主义粮棉堆成山》发表在该报上,介绍淞南公社华浜大队一位生产队长的先进事迹。这篇报道,比起“宁要社会生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粮”的极左口号,已算是进步了很多了;但,以今天的认识来看,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些。
交代了这样的背景,再来谈农民的年终分红,就比较讲得清楚了。
所谓分红,即农民一年辛苦劳动,到年终生产队给农民劳动力所作的现金货币分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即使地处上海近郊的农民,平时一年到头是没有货币分配,即平时不发工资的。笔者所在生产队,因是上海近郊工农共存的生产队,绝大多数家庭的男主人,或是国营工厂的职工,或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等,平时生活费都是靠他们所挣国家工资来维持的,那时老百姓称作“吃皇粮”的。极个别家庭没有“吃皇粮”的,也叫“纯农户”,生产队每月给这类家庭的成员每人预支2元,到年终分红时扣回。
那么,年终分红可分多少钱呢?这要看生产队全年可分配的纯收入(利润)有多少,还要扣除明年再生产所需公积金的提留。
至于个人可分红的多少,就看你全年劳动所得工分有多少。那时,生产队劳动力按体力技能,分若干等级。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大多数男劳力为11级,即田里劳动10小时可得11个工分。多数全,女全劳力为10.5级,即劳动10小时得10.5个工分。当然,老弱病残者的等级都在此以下。应该说,基本体现了同工同酬的政策。
再说一个工分可分多少钱呢?这就要看生产队的收成了。那个年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是十分严重的,100斤稻谷只值11.4元;100斤小麦值13.2元。生产队的货币现金收入主要靠向国家缴售棉花、油菜籽,以及出售生产队饲养的生猪等的所得。记得棉花出售时,税务部门会直接从销售款中扣除生产队实有每亩农田8元钱的农业税,剩下的钱款存进了生产队在信用社的账户中。
我们生产队近百个劳动力,年终分红扣除全年分配的稻谷麦子等实物款,及少数家庭的预支款后,整个生产队从信用社提取作分红的现金仅有20000元左右。有的家庭五六个全劳力,分得最多的上千元;有的一家分得两三百、三四百元,也感到很高兴了;还有些家庭由于劳动力少,分得极少的几张零碎小票;更有甚者,辛苦一年,只收获一张白条,他们属透支户。
所以说,上海市郊农民的劳动收入比起“36元万岁”的企业职工还要差不少了。 
关于粮食分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我们这里棉粮区农民由粮管所规定的基本定粮是年人均480斤毛粮,按72%的出米率,年人均基本口粮为345.6斤,按十二个月算,月人均28.8斤。这数字有怎样的含义呢?
首先这毛粮的出米率其实根本达不到七二折的。最近在宣传节约用粮时,从媒体所见,眼下碾米厂稻谷的出米率只有61%左右,放低标准将碎米全算进去也达不到70%的出米率。在当年上海郊县种植双季稻的情况下,出米率更是远低于此标准的;但,粮管部门制定的标准,农民只能全盘接受,也就是月人均口粮实际上达不到29斤的。
其二,此28.8斤的月定粮,是按整个生产队老老少少总人数算出的平均数,而各个生产队的人口年龄分布不一样的。有的生产队年幼小孩多些,口粮安排就比较宽松些;有的生产队小孩子少,而青壮年男劳力多,这口粮安排就十分困难了。笔者所在生产队田少人多,还要靠一部分返销粮过日子,这口粮安排更是难上加难了。那个年代是很难吃到荤菜肉类,人价肚子里本来就少“油水”(脂肪),一个农民劳动力每月36斤定粮也是很难够吃的;像上钢一厂等重工业企业的工人月定粮45斤,甚至60斤也是不稀奇的,而种粮的农民却是口粮不够而常常捉襟见肘的。那时住在同一村子的小孩子,城镇居民户口的初中生每月定粮27斤,而农村户口的只有23斤;城镇居民户口的高中生每月定粮29斤,而农村户口的只有25斤。所以说,农民家庭大多粮食不够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取消粮票为止。此话讲给今天的小青年听,无异于天方夜谭,很少有人会相信的。
前几天从媒体报道所闻,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年报说粮食连续十几年增产,人均达到940斤,很厉害,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进口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我们国家按14亿人算大账,人均年消费800斤(其中一半转化为肉蛋奶),粮食总需求为11200亿斤,有关部门确认的2019年的粮食产量为13277亿斤(1996年为10000亿斤时,我国是粮食净出口大国),应该说现在的粮食产量(假如没有泡沫)即使不进口,供中国14亿人吃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没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人,对以上这些数字是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的;若与上面笔者当年亲历的数字一比较,感受就大不一样了。
记得10多年前,某名牌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宝山党校作报告,大讲发展房地产对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作用。坐在下面的笔者当场质疑,大量农田被占用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否会受影响?这位教授的回答是,同样面积的土地种粮食能有多少收益?如果开发其它经济项目,可取得种粮食的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的收入,我们可以用这部分钱去买更多更好的粮食,何乐而不为?对此话,笔者总以为有点似是而非,至少,并不完全正确。今天,在中美贸易战中,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不少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稻米时,人们对此的认识应该醍醐灌顶比较清楚了吧。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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