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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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字心中一把锁

时间:2020-06-24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李忆庐 点击: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保密工作的故事 三曾里遗址在静安区(原闸北区)临山路202号-204号处,原建筑在淞沪抗战中被毁。这是三曾里中央局机关建筑模型 三曾里的红色历史足迹陈列馆 ◆修复后的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新貌 三曾里革命者日常生活图景 1916年进入商务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保密工作的故事



“三曾里”遗址在静安区(原闸北区)临山路202号-204号处,原建筑在淞沪抗战中被毁。这是三曾里中央局机关建筑模型
三曾里的红色历史足迹陈列馆

◆修复后的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新貌

三曾里革命者日常生活图景

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时的茅盾(左)、1926年离职时的茅盾
 
      ◆李忆庐

      开会时,牢记接头暗号;去秘密接头,地点不准记在纸上;平时工作,非当面协商的事务不得见面;注重保密,建立多个秘密联络点和办公地……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革命时期,在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三曾里”小楼、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的古董店等地方,一幕幕真实版的“潜伏”,每天都在上演……

      巧设联络处

      1921年10月4日,中共一大后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突然遭到破坏。当天下午,这里突然闯进了几个陌生人,抓捕了陈独秀等五人,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家立刻另租房子作为党中央机关包括组织、宣传等各部的秘密办公地点。

      诞生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了租界当局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监控。共产党初步创立时期,尚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要求“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明确的保密要求。

      当时,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年轻的沈雁冰(茅盾)担起了这份责任。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考虑到他的合法身份和广泛联络的有利条件,沈雁冰成了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和人员往来。
   
      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雁冰刚进商务印书馆时,是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月薪廿四元。此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在翻译和写作上展露才华。沈雁冰入职不久便得到赏识,从英文阅卷员改为跟随孙毓修编译童话、校订古籍。后来,因新文化运动冲击,《小说月报》销售量下降,沈雁冰又“临危受命”。在此前后,沈雁冰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有交往,早在1920年下半年,他就与陈独秀等一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党员,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担任秘密联络员是一项极危险的工作。沈雁冰将“生命之火应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他机智又隐秘地主持着联络点的工作。当时,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外面封面写着: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中央”的谐音),有的也写成“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或“转陈仲甫先生台启”,以此方式遮人耳目。沈雁冰每日汇总后送中央处理。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再作后续安排。晚年,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这段秘密工作生涯:“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

      商务印书馆中共秘密联络点,一直维持到1926年4月,因遭军阀追查,他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为止。

      隐匿闹市区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中央驻地由广州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在闸北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的三曾里。这里距上海北火车站约一公里,虽地处华界,但公路纵横交错,与外面的通讯联络较便利。

      1923年7月,中央局5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这里既是中央最高层领导挥斥方遒的办公场所,也是革命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共10口人曾居住在这里。他们对外称一家人,合吃大锅饭。为了保密,还在门外挂上“关捐行”(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招牌作为掩护。在三曾里三户楼居住期间,为了工作,他们口头约定了这样的纪律公约: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需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

      随着共产党的逐渐壮大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三大决定设立秘书制度,由秘书主管共产党的机关保密工作。同年,又确立了文书的签发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书一直坚持负责人签发的制度。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必须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才发生效力,且签发人均为英文署名。例如论述国共合作和收回海关问题的第十三号通告,文末的署名“T·S·Chen”为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eo Dschan-Lung”是代理秘书长罗章龙的德文签名;警惕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第十五号通告,文末署名委员长“T·S·Chen”,“T·T·Mao”则是秘书长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先是由秘书专职负责文书处理和保密工作,后又规定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保密工作。而且规定,屋内文件切勿随意散置,必须设法将文件藏在秘密处所,最好办事机关与保管文件的地方不在一处。这有效地避免了因党中央机关破坏而导致文件泄密的现象。

      接头藏风雷

      192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组织部通告组字第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下发的第一个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文件规定知道秘密者也不能告诉身边的亲人,更加凸显了保守秘密在党纪中的特殊地位。

      1926年底,茅盾辞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到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局势危急。7月23日,茅盾接到党的密令,要他去九江找某个人,并将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非常难买,费了很大的劲,茅盾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丸”当天的船票。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

      茅盾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走进屋里,他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这着实让他暗暗吃惊。董必武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茅盾千辛万苦走水路去接头,没想到接头的人是董必武,更没有料到接头完成任务,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机构也都采用了化名,如共产党化名“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化名“少校”;“钟祖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代称,“同学”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代称。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也经常采用化名。赵世炎化名“施英”,周恩来化名“伍豪”,邓颖超化名“伍美”等。据邓颖超回忆:“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深知保守党的秘密的极端重要性: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密。遗憾的是,在国民大革命后期,却发生了泄露共产党核心秘密的事件,导致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彭湃等一大批革命者的牺牲,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也遭受重创。

      保密有绝招

      当时,上海的各个机关都有不同的掩护绝招。在浙江中路的清和坊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楼下就是烟纸店,邓小平曾经当过店“老板”;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的古董店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机关,这里是商业街,各种肤色人等往来频繁,共产国际人员到此联系工作,不致引起怀疑。即使在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编辑部,其编辑人员的工作纪律也是极其严格的。1926年,黄玠然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导》周刊工作,他说,由于环境异常复杂,大家警觉性很高,当时有一条规定:“不需要见面的就不见面,不需要认识的就不认识。”

      有时,不同系统的机关就秘密设在同一条街上,但为了保密安全,各机关绝不能随便串门。周恩来还创造性地提出,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工作人员的穿着打扮要适应环境,提倡女同志梳发髻。

      召开机关会议更是慎重。会议前,先发出通知,内附诸多注意事项。笔者曾看到1925-1927年的几份会议通知,总结起来保密方法有:路上不得随身携带文件和书报;会议地名不准笔录,纯用脑子记忆;不准迟到;来时要注意是否有敌人跟随等。很多通知还特别注明“阅后即焚”,即不准保留纸质通知。

      1926年2月,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办公地点秘密设在上海市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层楼房。中央军事部人员有十余人,王一飞是负责人,颜昌颐是秘书。时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

      保守共产党的秘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求,而且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其极端重要性,至今,在中共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仍然有“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的宣誓。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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