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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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锣打鼓送行忙

时间:2019-10-26来源:海哥博客 作者:刘宏海 点击:
上山下乡早已有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倡导,城市知识青年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着积极的理想主义愿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成为下乡务农的典型代

上山下乡早已有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倡导,城市知识青年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着积极的理想主义愿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成为下乡务农的典型代表。1955年,北京青年垦荒队奔赴北大荒,1957年上海青年奔赴安徽,1958年上海青年奔赴湖北等等,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愈演愈烈,达到高潮,终于形成“运动”之势。党政机关和学校的一切工作重点是上山下乡,为之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一切以上山下乡为主,一切为上山下乡让道。
       1968年,上山下乡由“缩小三大差别”为目的,转变为“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为目的;由“四个面向”的动员方式,转变成实行“一片红”的强制方式,意味着上山下乡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全民运动。1969、1970年一锅端地下农村,“批林批孔”后,四人帮绑架孔老夫子,把本身教人尽孝的“父母在,不远游”硬是套上了“反对上山下乡”的帽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制造了极大的理论误区。
       动员方式也有了许多“开拓性”的“创造”,大会小会开道,办学习班、个别谈话跟进,最为触动人心的莫过于“敲锣打鼓”了。街道里弄组织一帮人,每天到那些尚未报名的青年学生家门口“锣鼓敲到震天响,你不报名我不停”,真是搅得一条弄堂不得安宁,家家户户寝食难安。永丰农场的上海女知青,人称“大伯”的东山连副连长李丽珍,就是错过了学校的报名,结果遭遇居委会的“锣鼓队”,硬是被敲到报名为止的。这个女强人对笔者说:“本来我就是个不怕苦的人,只是在考虑去哪里的问题。但那些天,让我领教了什么叫心惊肉跳了。”
       只要一报名,大红喜报立刻贴上门,马上得到“光荣人家”的称号,“黑五类”子弟立即成为“划清阶级关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在挨整的父母可以得到稍事缓息,大有减轻“罪名”的“好处”。很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忙不迪地报名下乡正是出于这份考虑。
       交代了时代背景,让我们回到这张照片中来。
       这张欢送知青下乡的照片是我收集到的同类照片中拍得最好,表达最完美的一张。说的是1968年8月11日,发生在上海市杨浦区革委会大门口的一幕。这天是杨浦区第一批赴黑龙江的知青启程的日子,共有两百多人去边疆务农。
       杨浦区的欢送仪式与其他区有所不同。比如笔者所在的静安区是前一天召开欢送大会,出发那天只是在集合点集中乘车而已。徐汇区和普陀区都是让知青到区革委会集中,简短的欢送仪式后,乘车送火车站。各区形式略有差异,但都用得上“隆重”一词。
       这天一清早,杨浦区革委会门庭若市,拉起了横幅,抬出乒乓台作主席台,摆上伟大领袖的半身塑像。区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员、机关干部和前来送行的群众把个江浦路堵得水泄不通。
       出征的知青则分别在各个指定集合点集中,乘上大客车,全部依次开到江浦路,缓缓经过区革委会大门口,接受区领导的“检阅”后,再转向火车站驶去,营造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氛围,在上海各区的欢送仪式中也算是别具一格了。的确,这样的氛围,让赴疆的青年学生倍感荣耀。要知道,那时候就连被批准参军的青年人都享受不到如此隆重的仪式。黑龙江兵团41团5连的上海女知青宣晓妹,是杨浦区鞍山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她因哥哥身体不好,主动报名去黑龙江,好让哥哥留在上海。她回忆说,那天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门口都有锣鼓队、秧歌队出来送行;沿街有许多居民挥舞旗帜、彩带,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口号。车队在万众欢呼中缓慢行进在平凉路上,转到江浦路区革委会门口时,气氛达到高潮,非常热烈,由不得你不热泪盈眶。然后汽车直驶老北站。一路上到处是红绸、红旗、红宝书,还有横幅和标语,组成一条红色的长河。她在欢送的人群中看到了同班同桌葛竞存同学的侄子,便把胸前的大红花抛给他留作纪念。
       那一年,每隔几天就有一次万人空巷的欢送场面。而到了火车站,同样是红色的海洋,数不清的欢送人群,让人自始至终沉浸在“众星捧月”的亢奋中。
       刻意营造的形式,确实能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受和体验,一时间上山下乡者光荣,不上山下乡者可耻,似乎成了社会的“共识”。很多没有被批准去边疆的学生就用写血书等方式来表达决心,甚至有的偷偷潜入专列,“偷渡”下乡,我的同学虞忠均就是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成功去到黑龙江的,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就在8月11日杨浦区的赴黑知青中,有个女同学,叫蒋慧英,临出发前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同学们以为她不能随大队出发了,没想到她还是在家人的搀扶下上了车,坚持一同前往北大荒,生怕因病耽误了“前程”。
       这就是1968年上海知青赴黑龙江时的情景。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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