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9日,这是上海市300余名赴贵州印江县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终身难忘的一天。当时没有湘黔铁路，乘坐的火车只能经湖南绕道广西。一节一节车厢里装满了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他们大都是六七、六八届初中生；也有少数20来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基本上都是“老三届”高中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名高中生。火车到达终点站遵义，历时52小时。知青们在遵义住一晚，第二天爬上一辆辆东风牌货车（没有座位，只能站立）,开了一天才开到思南县城。当时思南没有乌江大桥，在思南又住了一晚，才从乌江摆渡过来，卡车终于开到了印江县城。然后，上海知青兵分三路，一路往木黄走了；一路到缠溪去了；还有一路跑得更远，经江口、石阡县境到洋溪去了。从上海出发，到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所在地，时间过去了6天。路途遥远，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和另5名知青被安排到木黄区木黄公社阳坝大队。休整两天后，我们就分别参加了所在生产队劳动。记得第一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从后山爬坡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累得我直喘粗气。看到农民挑着百把斤的大粪上山有说有笑的，我感觉到我与农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一大早吃了点稀饭，爬上山后肚子又空了。坚持劳动半晌，生产队长照顾我先回家了。下坡路更难走，往往刹不住“车”，走到急转弯处，人就趴下来了，不然的话人就摔下坡了。连走路都胆战心惊。第二天我又出工了，这次不爬山，却要趟过一条10多米宽的小溪。农民习惯于穿大裤腿裤子，看到农民裤脚一撩撩到羊子窝，几下子就过去了。而我还要脱鞋袜、圈裤腿，一步一步过河，过去了还要揩干水，穿上鞋袜，再抬头一看，农民已走得很远了。就这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开始做完全陌生的事情。当时生产队男劳力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工，做两三个钟头再吃早饭，饭后再做一整天活路。这样男劳力一天记工分20分。而我们当知青的一大早不出工，要自己弄早餐吃，所以只能参加做饭后一整天的活路，与女劳力一样记工分15分，相当于做一天得一毛五分钱的报酬。每日两餐饭，是当地人的习惯，他们做活路就是据此安排的。而我们一日三餐的习惯显然是不适应的。我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是政治口号，又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要尽快将不习惯改为习惯，尽快将不适应改为适应。当然，这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下乡第一年每人每月有9元钱的生活费。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苦，我想，我也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生产队分给我一块靠路边的自留地，我开始学种蔬菜，还写信让家里人从上海寄来青菜、南瓜等种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公有制条件下的私有制经济。试种的青菜，不知是品种原因还是气候、海拔因素，种出的青菜叶短杆长，有点变异了。但试种的新品种南瓜基本上是成功的，开花后结成一个个弯弯的、类似电话手柄模样，真是新奇。这种品种的南瓜，可能当地人没见过，被来往过路的行人摘得所剩无几。我用树叶遮住一个最大的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打下来了，一称有18斤重,在当时算大的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高兴之余，不免也有遗憾，毕竟瓜太嫩没留下种子来。其它蔬菜，自给有余，多了吃不完，就让农民自己到土头去撇、去摘，因为我不养猪，而农民家家都养猪，他们需要大量的猪食。生产队周围很少有灌木林，农民家里煮饭一般都是烧草，前一天割下来晒干，第二天挑回家。我也学样，趁劳动间隙割一把，第二天再割一把，顺便把晒干的草捆牢挑回来。日复一日，我住房后阳沟干草堆积如山，根本不用花钱买柴火了。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件事，那是雨后的一天，生产队不出工，让大家走远点去弄柴。我穿着一双底纹磨得差不多的半旧球鞋，随几个农民一起去砍柴。那是一片灌木林，铜板粗的树枝，作为柴火质量肯定好，所以大家都砍得多了点。我也砍得稍微多了点，挑起来就感到吃力。但难得来一次，无论如何硬撑也要挑回家。于是咬咬牙，愰愰悠悠下山了。不料，脚底一滑，人就坐下来了。因为身上有重担，身体平衡不了，人就往外倾斜。猛然一看，我竟然是走在悬崖边一条羊肠小道上，下面是绝壁，最底下是条大河，如果人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下意识拼命往里挪。说时迟，那时快，走在我身后的农民、我的房东王正强立马撩下担子赶来，把我身上的担子提开，我终于脱险了，还坚持把柴挑回了家。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仗着年轻力壮，我没有去医院进行医治，但从此我的腰落下了病，经常痛，不过，我仍然很感激房东，是他救了我。我终于明白，做农村活路，还是要穿草鞋，草鞋轻巧，摩擦力大，走路不滑，过河也方便。于是，我学会了穿草鞋，穿了一双又一双。农村真是个广阔的天地，生活苦，干活累，个中酸甜苦辣味，只有自己能品嚐。到艰苦地方下乡劳动绝对磨练意志，是人的一生极其难得的机会。面对如此境地，你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逐步适应，甚至于快步适应，否则肯定坚持不了，早就返回上海了。而你一旦度过了难关，今后遇到什么样事，再苦你都不怕了。

    当时大队有个很小的水电站，还是110伏特的，电灯泡只有一根红丝丝，基本不能用来照明，晚上只能点煤油灯。一到晚上，就坐在门坎上听邻居农民摆龙门阵，虽然当时对当地土话还不能完全听懂，有时也听听门外纸质喇叭的有线广播。我从上海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因没有信号收不到广播也束之高阁。黑夜是漫长的，也是无聊的，但我的睡眠质量还是高，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再重复一天的故事。这样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半。直到1970年10月，我参加了湘黔铁路大会战，才走出大山。记得当时挑着三四十斤重的行李，随民兵连徒步走了7天，从木黄一直走到黔东南的镇远县青溪区铺田公社农村安营扎寨，裤子都磨破了，硬是凭着意志咬牙坚持才走到了目的地，从而开始了新的民工生活。

    很幸运，我只是参加民兵连修了几天公路便道，连部就安排我顶替文书的工作。我在连部注意收集好人好事，写表扬稿，协助铁二局写大幅标语牌，政治宣传搞得红红火火。我所在的印江民兵团第十二连的铁姑娘不怕苦、不怕累，手执钢钎铁锤打隧道的事迹闻名全团。团部文艺宣传队还据此编排节目，将铁姑娘事迹搬上了舞台。于是，经印江民兵团政治处考察，没多久我就被调到了团部政治处宣传组工作，负责采编“战地黄花”报。我的工资也一下子调高到每月36元，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同时也告别了我的知青生涯。

    从1969年4月到1971年6月，我当知青两年多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了贵州农村的艰苦和农民的艰辛。农村、农民贫苦程度深，这就是真实的写照。我想，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强调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包括当前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这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完全符合农村实际。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我国农民又是一个绝对庞大的群体,每一个党员和国家干部确实要身体力行，时时刻刻想着农民，急农民之所急，解农民之所难，真正为农民增收竭尽全力,把为农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