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强生自从1991年年底筹备开始到1992年年初正式成立短短的的几个月里，受到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市出租四场七车队”多数“的哥”的强烈反对，为此，胡本初和金安强同志百思不得其解。 四场七车队的党支部书记钱慕东同志和我此时是坚决支持体制转换和成立“浦东强生”的。因此除了每天与众多的反对者沟通、解释，宣传我们的观点，此时，我们俩无形之中还成了筹备组与“的哥”们之间的桥梁。 “浦东强生”的初期框定在50辆车，100位驾驶员的规模。其中三分之一是整体归入“浦东强生”的四场七车队驾驶员，三分之一来自市出租二至五场的家住浦东的驾驶员，其中包括后来我们很要好的秦志平和周茂利二位党员“的哥”，他们是我的观点的坚决支持者，我们志同道合的一致认为：出租汽车行业只有不断改革才有出路！ 另外三分之一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关系招聘进来的，说是招聘其实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旁门左道进来的。当时是穷公司富“的哥”的年代，能够争取到“的哥”这个职位的一般都是“上面有人”的驾驶员，因此这批新晋“的哥”有些是出身显赫的，有的是大型企业厂长的专职司机，有的本身就是车间主任之类的中层干部。 以上后二种人，本身就是自愿来的，但是被七车队“的哥”一闹，有些心里也开始“打鼓”了，我当时给胡本初和金安强同志分析了七车队“的哥”的抵触情绪的症结所在，我认为主要有3点：首先一点是从全民企业转换到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大家不了解心里不踏实，甚至还有人认为股份制企业相当于公私合营，生老病死根本就没有全民所有制那样的有保障，这个理由在当年属于非常重要的，因此多数“的哥”感觉恐慌。 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浦东强生”打破了铁饭碗，以前“市出租的哥”的营业指标是三千元，做不到这个指标也有工资和基本福利（包括车贴、洗澡费），三千元以上的超额部分是提成百分之十二。“浦东强生”把指标一下子提高到四千元，但是超额部分的提成也相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并且是超额每增加一千元提成便增加提成百分之五。 另外，从成本核算出发，还考虑到每公里的车辆损耗，每公里的营收也有很细致的计算方法，把公里数与个人收入挂钩（同样的营收，公里数跑的越少提成越高），这个许多“的哥”在实际操作中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明白的很复杂的基本核算办法，是被我们称之为“金（精）算师”的金安强每天敲击计算器花了半个月时间才计算出来的。这个办法对喜欢轻松上班吃大锅饭的“的哥”而言，犹如晴天霹雳。 反对者的第三个理由是规定每个人必须认购30股“浦东强生”股票，除“浦东强生”之外市出租的其他职工每个人只需要认购10股“浦东强生”股票，当时大多数“的哥”都不知道什么叫股票，所以根本不认同每股面值10元的股票为什么要以28.50元强迫认购的“歪理”。许多职工坚决不认购。想不到在二年后职工股上市前，股票通过拆细（1拆10）、送股、配股，转增股，最后不到三千元的资本上市后市值已经超过三万。 金（精）算师还同时发明了预扣税、代扣税制度，根据国家征收个人调节税的方法，对“的哥”八百元以上收入进行预征税、代扣税。这笔钱先放在“浦东强生”的账上，以防税务局今后找麻烦时可以及时补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个月被预征、代扣的个人调节税数目在300元至500元之间。 直到93年公司实行“全承包”之后，“的哥”收入进一步增长，普遍达到三千元以上，税务局才闻风而来，从“浦东强生”拿走了几十麻袋发票想做一个征税依据的核算，结果过了一个月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弄清楚谁谁应该征税多少，遂决定每个“的哥”每个月固定100元个人调节税。 只是之前我被征税的钱最终流向何方，我不方便打听，反正也没见退还。但是我对精算师金安强发明的预征税、代扣税办法以及他那为了便于随时可以给你在纸上展开关于运营指标、预征税的详细图解、交流的需要，因而从不离手的那只计算器、那一支笔、以及他那始终不变的笑容满面至今记忆犹新！ 话说尽管有人反对，但是历史的潮流从不因此而止步。首先因为那段特殊岁月里，党支部书记钱慕东同志利用自己是七车队老领导的身份，每天与“的哥”们促膝谈心，苦口婆心的宣传劝说产生了巨大效果！ 其次，我也以讲事实摆道理的诚恳态度与大家沟通，事后，总经理胡本初，副总经理金安强同志高度赞扬我在那一段特殊时期表现出了一个职工代表和共产党员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们深刻认识到，由于我是一个普通“的哥”，为人诚信，因此出面讲话的影响力要比几个干部做工作还要有效。 公司也通过努力，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把一些“的哥”不愿意认购的“浦东强生”职工股消化掉了，避免了针锋相对的“认购风波”。就这样，原来四场七车队的那些吵吵嚷嚷着要调离的“的哥”最终一个也没有离开，1992年2月1日，“浦东强生”按照原计划圆满地如期成立。 其实早在1月20日，50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就到了“浦东强生”暂时租借的东昌路1号粮库码头，我记得当时车辆牌照号码从5055到6105，其中平白无故的少了一副5088的牌照，看来吉祥数字的号码在“的哥”眼睛里一样的抢手！我当时随便挑了5098的牌照，后来有一位北京乘客称赞这个号码好，说陈希同的座驾就是这个号码，寓意“我动就发”。 当时“浦东强生”的总部设在浦东南路1680号，离开我们临时停车场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的哥”领车的当天下午，钱慕东骑着自行车特地来到停车场看望大家，并且传达了公司决定，明天（1992.1.21日）开始营运，营收全部计入下个月。这就意味着我们2月份“的哥”分成收入将会很高，“的哥”们自然很高兴，有人问道，如果我们今天就出车行不行？钱慕东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但嘱咐大家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1992年1月20日14点许，天空中哗哗的下着大雨，钱慕东穿着雨衣，站在门口，亲切地注视着每一个驾驶员离开，并且再三叮嘱大家安全第一，号召大家以安全行车的优异成绩向即将诞生的“浦东强生”献礼！ 我是第一个开出东昌路1号粮库码头停车场的“浦东强生”驾驶员，正好胡本初和韩畅冒雨赶到，亲切地和我打着招呼，此时此刻，他们很深情很感慨地注视着第一批悬挂着崭新“浦东强生”顶灯的红色桑塔纳，一部接着一部鱼贯而出。 停车场外就是东昌路轮渡码头，立即有乘客扬招去花木，这是我作为“浦东强生的哥”做的第一差生意，也是整个“浦东强生”历史上的第一差业务。后来在燎原酒家举行“浦东强生”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总经理胡本初动情说道：“一年前，小李同志冒着大雨从东昌路码头开出的第一辆“浦东强生”营运车辆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1992年上半年除了总经理胡本初，副总经理金安强之外，总部人员已陆续配齐，他们分别是主管机务的夏继军，主管财务的钱晓萍，主管工会的钱慕东，主管人事的朱荣强，主管营运的韩畅、钱磬祥、朱永嘉，主管质量的陈公奋，主管安全的潘公义、石辉明，最后一位到任的是党支部书记侯永顺。 公司成立之初，发生了两件不如人意的事件，一是人高马大的党员“的哥”姚海在1992年2月2日深夜，也就是“浦东强生”成立的第2天被歹徒凶残的杀害在虹口的甜爱路上，案件至今未破。第二件不如人意的事情是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专门委派乔国梁同志坐镇操刀，这在当时是国家政策允许的。结果不幸血本无归的铩羽归来，令人痛心，期货市场的残酷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于是，尽快成立“浦东强生”工会以及经济审查小组的工作立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夏天，“浦东强生”举行第一届工会选举，选举采用6选5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了包括工会主席钱慕东、工会委员李根生（“的哥”、本人）、朱永嘉、戴丽华（女、财务科科员）、黄唯（修理厂车间主任）总共五位“浦东强生”第一届工会委员。工会的经济审查小组采取等额选举，他们是财务科长钱晓萍、另二人是下属公司负责人周逸民、张林松。以上所有人员除了本人是“的哥”外，其余全部是干部。 当年由于浦东出租汽车迅速发展，上海市客运管理处决定在浦东耀华路设立分支机构，当时只有3个同志，忙不过来，于是请“浦东强生”、“浦东大众”等一些出租汽车公司派人帮忙参加日常稽查活动，在本公司应该是陈公奋同志的份内事，但是因为公司也在迅速发展，他也公务繁忙，于是向金安强请示推荐我去浦东客管处帮忙。 当时去浦东客管处帮忙的有3、4个人，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出租汽车公司，除了我是“的哥”之外，他们都是公司干部。每天有二位客管处人员带着我们分乘二辆车去沪南公路、川北公路、杨高路等地设卡稽查。 这是一件我很不愿意做的事情，其他人显然都比我尽心尽责，第二天还成功的抓住了一个挂着江苏牌照的夏利车，他车上的一个假扮乘客其实是我们同去的一个小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那个夏利车司机看上去就一点也不活络，语言表达能力极差，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大概他们农村大多数车辆买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跑出租汽车生意的，因此大大咧咧的毫不畏惧地跟着我们一起回到耀华路浦东临时客管处，好一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憨感觉！ 第三天听说客管处对他做出了罚款二千元的处罚，他当时就哭了。我这个人天生心太软，当天回到公司就要求明天起请公司另派他人，当时在场的有陈公奋、金安强、韩畅。 金安强有着一头美丽的白发，雪白雪白的，是一个可爱又精明的老头、整天笑眯眯的和蔼老人，他提出：“你的车子我们已经派人顶上去了，你一定要回来可以，就跟陈公奋一起搞质检吧，你的脑子我看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侬，做这个工作很合适。” 陈公奋喜笑颜开地说道：“你这个人办事牢靠又勤快，脑子清爽、能说会道，我这里事情多真的忙不过来，我已经跟老金提出好长时间了，要调你过来。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啦！” 韩畅更是一直跟我很谈的来，他热情洋溢的说道：“强生司机能文能武的里厢小李是属于好算算的了，做人清白，做事体爽气，人格人品绝对属于好算算的了。这个事体我看行！” 我回答他们：“我这个人做驾驶员习惯了，估计并不适应做管理工作，还是请金师傅和公奋同志放我到一线去，我这个人我自己清楚，属于性情中人，心里想的必定就表现在面孔上，一定是不适合坐办公室的，我还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做我的强生的哥。谢谢你们的好意，请你们满足我同意我继续做一个强生的哥地愿望好吗？求求你们了！” 之后，又有几位公司干部做我思想工作，其中总经理胡本初语重心长的和我谈心：“阿拉看问题要有长远眼光啊。是不是因为经济收入问题不愿意到后方来啊！”（当时普通的管理人员月薪300多元，驾驶员在1500元左右，一年后大承包“的哥”收入超过三千元。） 胡本初真是一个人才，看问题总是那么透彻，只是在我的眼里，收入问题确实是有一点因素的，但是，自从我在云南农场赶牛车开始，以及回城做“的哥”，工作性质都属于单枪匹马，特立独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更重要的是：我应该信守诺言，这就是1979年1月25日傍晚在北火车站立下的誓言（见强生的哥之一），因此应当继续固执的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于是从此以后，我继续踏踏实实地做我的开心快乐的“强生的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