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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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秋娟与梁晓声的初恋

时间:2016-04-23来源:网络 作者:董秋娟 点击:
列车在燕赵大地上急驶,几个小时后就要到达首都北京了。 一周前,我还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的一家企业卫生所,当我的万金油大夫。幸运的接到了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习班。接到通知的一刻,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利用这次

列车在燕赵大地上急驶,几个小时后就要到达首都北京了。

一周前,我还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的一家企业卫生所,当我的“万金油”大夫。幸运的接到了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习班。接到通知的一刻,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去一趟北京,探望20年前的恋人梁晓声,圆我多年的梦想。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几年成了名人,而是因为,在那遥远的过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知青岁月中,给我的人生留下过永远的记忆。

一封不留地址姓名的贺信

那是1983年,我在佳木斯医学院妇产科实习。一天,做完了一例难产的剖腹产手术。回到办公室,无意间低头看见一本杂志上熟悉的身影,那是梁晓声身穿羽绒服的照片,并有荣获优秀小说作品奖的名单。记得那时他获奖的作品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看到他的成功,分享他成功后的喜悦,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和激动。此时的我,正在承受着刚刚失去了丈夫的苦痛,留下我和一个仅年满5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得知他作品获奖,这意外的惊喜,无异是在我灰暗的心中投入了一片阳光。顿感精神振奋,当即提笔就在那张病历纸的后面,写下了我对他衷心的祝贺。我不想打扰他获奖后的喜悦,也不想引起他的注意。只希望这封短信能做为许多贺信中的一个,是一个来自东北边陲小城,没有地址不留姓名的贺信。

信寄出后不久,实习结束,我回到了牡丹江市,从此就一直在一家企业卫生所工作至今。

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不留姓名地址的贺信,还是在1988年,刊登在《现代家庭》刊物上一篇题为“初恋杂感”一文中,他谈到在获奖后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他认出了我的贺信。并为此写了一封回信,写毕才见没有地址,但是根据邮戳,将信发了出去,可空谷无音。这封回信,我虽然没有收到,可我为他能在那么多年后,那么多的读者贺信中认出我的信并写了回信,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我们的相识、相恋。正像他所说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我们的知青生活,珍视知青生活中第一次品尝爱的甜蜜,和失去爱的痛苦。想想,我们相爱已是27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中,国家、社会、人生都发生了巨变。可是每每回忆起初恋,和终生难忘的初吻,便永远伴随着他的影子。这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世态的变迁而改变。

北京见面的短暂时刻

下榻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无睡意。

翌日,我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挂通了梁晓声家的电话。

喂,你是梁晓声吗?

是啊,你是谁啊?

我从牡丹江来啊,你想能是谁呢?

啊,是小董啊,你在哪儿?

我为他能立刻想到我而高兴。我回答说:就在北京,在你身边。你忙吗?我们有时间见见面吗?

啊,好的,好的,现在就可以。你就到儿童电影厂门前,我就来接你。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儿童电影厂门前。刚下车,就见他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见到他,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比早年瘦得多,也老成得多了。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煎熬着自己,刻意构思,孜孜不倦,全身心的投入,倾注并消耗了全部的心血,忽视了健康,不修边幅,看到他如此,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油然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怜爱之心。

他向我热情地伸出了手。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昨天下午到的。

他说:走,到我家去。

于是我顺从地随他一路去他的家,这时,我已从刚刚见到他时的紧张的神情中,渐渐地松弛下来,开始边走边打量着他。

梁晓声,你怎么一点也没长高呢?

是吗?你以为我还能长高吗?

我们都轻轻地笑了起来。

他将我带至三楼,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为我泡了一杯茶,并调整了风扇的位置,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这时他注意到了,我在看着对面的一个单人床上,放着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只有颈椎病人才使用的简易枕具。他告诉我他这几年患了较严重的颈椎病,常常疼痛难忍,常为此影响了写作。我当然明白,这与他长年伏案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我说:还可以,你最好不要问我的过去,我们还是多谈谈现在好吗?

谈过去,这是一个我不愿触及的问题。我怕自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眼泪,破坏了我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愉快情绪。

梁晓声稍微沉默了一会说:那么你现在还一个人领着孩子过吗?显然他已从北京知青那儿知道了我的情况。为什么不再婚呢?

我回答他:我婚后生活得不很美满,我已不再想有第二次婚姻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

我说:你爱人不在家,你把她和孩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吧。

他去把影集找来了,指给我看他的妻子和儿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他告诉我,从我们分手之后,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电影厂,以后经别人介绍,和一个工人女子恋爱结婚。父母曾被他接到北京住过,现在都已去世。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已从哈市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为了能够照顾他方便,把他安顿到北京,由他支付全部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他最大的心事,就是让哥哥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望着他似乎有几分忧伤的样子,我对他产生某种敬意和同情,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不能表达。他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感情深沉,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我曾爱过他年轻的过去,但更敬重他成熟后的现在。

然后我也简单地谈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我此次来北京的一些想法。矢口不谈我的孤独和寂寞,几年来生活上的艰辛和无奈,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回忆,所能唤起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拼命地克制住才行。

他说:小董,孩子在读大学,生活上有困难吧?以后我在经济上,给你一些帮助吧。

我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随即转换了话题,说:你想当作家的愿望实现了,这多好啊,真为你高兴。

他说:我曾和你说过,我想当个作家了吗?

我说:当然说过。

他说:记得你以前也很爱读书,现在还喜欢吗?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比如你可以写写自己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

我说:最难忘的就要算我们的知青岁月了,最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初恋了。

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些后悔,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看着他。心想,我们的的确确有许多该写的,从相识、相爱,到离别,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感遭遇啊!

我们谈了很多也很随意,他告诉我,他以后一定能会有机会去牡丹江,可我不抱有希望,我知道他很忙。在我们谈话期间,已来过两次朋友,都是事先约好了的。每一次接待朋友,他都说:小董,你稍等一会,我会用最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就把事情谈完。看得出他也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尽量的多陪我呆上一会。他送我几张最近拍的照片,和新出版的一本书,《99断想世纪末的证明》,并留言签了名,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关切地说:你以后有什么事,遇到了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他再一次让我感觉到,像哥哥般地关心我,爱护我。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我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我知道时间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便起身告辞,心想,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心中真有些不是滋味。

当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时,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小董,我转过身来看着他。他向我走来,握着我的双手,深情地望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关心和忧虑。感情的浪潮开始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胸膛,几天以后我就会离开北京了,我不可能再来打扰他。听到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声,我果断地急转身走了出去。他送我下了楼,叫来出租车。我望着他站在车边那瘦弱的身体,还能再说什么呢: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梁晓声,再见了,多多保重啊!

他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去牡丹江,你也一定还会有机会到北京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车开动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渐渐消失,心里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往事一幕幕在我的心底重现。

北大荒那片冰冷的土地和我们的爱情

我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一个营部分所任卫生员。卫生所的前方,面对的连队的家属区。后面就是没有了人家的旷野,和不远处的一个麦场,不是收获的季节,麦场上显得异常冷清。

记得我当时刚刚满19岁,已能独立接生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所长要回家结婚了,临走前,感到偌大的一个卫生所留下我孤独一人不放心,与连里的领导商量后,请来了一位男知青与我做伴。这位男生就住在门诊室的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对我说:他是小学校里的老师,人很老实,当过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你尽管放心吧。她走了,于是他搬来了。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酷似我上学时的一位老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认识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很拘谨。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生活上互相关照,但很有分寸,清晨我为他烧好洗脸水,他帮我打扫门诊室及注射室的卫生。早饭后他就去了学校,直到夜幕来临,他才踏着月色回到卫生所,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直至深夜。

开始我们从不进入对方的房间,遇有晚上我出去外诊,回来得晚一些,不知他是否已回来,我就在我的药房兼卧室,隔着门诊大声地喊:梁老师,你回来了吗?听到他的回答后,我就去把门插好。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不会躺下的。久而久之,我们彼此间都产生了好感,可从不敢向对方表现出一点的亲近。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我已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位可以依靠的好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遇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脸红心跳。

此后他到药房来取药,我会客气地留他坐一会,他则表现出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患者晚上来,我去门诊,当病人走后,他也会从里间出来,留我在门诊坐一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慢慢地我们之间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了解。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标点符号清晰。刚好和我说话较快,声音较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他的家境贫困,他是怎样的在一个连买上一本书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还向我诉说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辛劳,将来有了能力,一定要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只比我大3岁,可我觉得他比我懂事得多,成熟得多,是个很有责任感、又有孝心的好男孩。

以后每到晚上他回来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门诊室坐一会,他能讲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或读他写的一首首小诗。通常我们是不开门诊室的灯,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晚了还呆在一个房间里。这时只有借助月光,才能看得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当然的成了他新作的第一个读者,我常常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是爱情的春天,生命的春天。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拥抱了亲吻了,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在那寂寞难奈,文化、娱乐极少又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彼此相爱,爱与被爱的本身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正当我们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离别的苦痛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一天他对我说:小董,我觉得我该搬回大宿舍了。大夫已经回来有几天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呢?你说呢?

在男女生都不能同行的情况下,谁又能不考虑到影响呢?帮助他整理了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搬走了。我看得出他走的是那样的不情愿。我们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是,能见上一面却相当地难。

初恋的结束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借故胃疼开药来了一趟卫生所,我们都渴望见到对方,可又不得不如同对待一般病人那样,问病、开药。在我给他付药的时候,他扔到我桌子上一个小纸团,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等确信周围已无其它的人了,才打开纸团细细读来。原来他下午没有课,约我到学校对面不远的一座山上见面,想来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为了能够按时赴约,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把该干的工作一一做完,然后提着一只小筐,拿上一把铁锹,做出一副去采药的样子,向约定的山坡走去,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不紧不慢无所谓的样子。

他比我更早地来到了山坡上等我,彼此相见都有些激动。我们在树阴下相对而坐。

他向我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小董,分别以后,你想我吗?我羞涩地低声对他说:想,很想。动情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我们相拥,相吻,而后谈起了分别后的工作及生活。他又在给我朗读新近写好的几首小诗,我被他认真兴奋的样子所感染,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一扫往日的忧郁,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俩,我们是群山拥抱着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太阳西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是该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心里涌出了几分的不安,担心我们的私下约会,会被别人撞见,于是我们恋恋不舍,一前一后,分路回到了连队。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后的一次约会,给我们并不很成熟的爱情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当空,秋高气爽,在北大荒,已让人觉得有了几分的凉意。我们相约在他工作着的小学校里。月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满了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墙壁四周的字画清晰可见。我们在窗前的课桌两侧相对坐下,心情好极了。他把我的手握在他那并不坚实的掌心里,但是已足使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也许是这美好的月色,引发了他的某种联想。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将我揽在怀里,周围是那么的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都感觉得到,两个人的世界多么的幸福。

他说:小董,这样的月色,如果坐在松花江边,该有多好啊。

是啊,但愿能有这一天。

他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然而现实生活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我踏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当我感觉到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外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少的寻找队伍。其中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等。

当他们看到我已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的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声色俱厉地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一会了。

去了小学校,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已感觉到,回答的声音在发颤,心像被鞭子抽了一样。他们接着问: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       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和梁老师在一起。

以后晚饭后不许再出去了!如果有事,就向连里请假。

我呆呆地站在床边,一声不响,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内心里倏然涌起了一股悲哀。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呢?真怕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只知道他们走了,坐在床边,欲哭无泪。刚刚还是在充满了爱意浓浓的气氛中,仅仅几分钟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全身都凉透了,痛苦极了。

从那天以后,就有了流言蜚语。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专找有男生住的地方,检查男生宿舍,看谁还没有回来,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落在我身上的那种猜疑的眼光,气愤使我想到了走,尽快地离开这个连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我当初的唯一选择。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找到了当时的一位老营长,这是一位善解人意,慈祥的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当我含着眼泪,把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后,他沉思良久,同意了我要求调转的请求。

很快,我就接到了调往另外一个连队的通知,我用最短的时间收拾了行装,交待了工作,带着一颗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走了。走得那样地匆忙,走前却没能有机会见他一面。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不知他是否也遭到了如此非礼的责难。

这真真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多事之秋,人生中的不幸啊!

当第一场小雪下过后,虽是深秋,如同进入冬天。寒风无情地摔打着残枝败叶,显得异常的荒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我们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树林见面。我知道他没有勇气亲自给我电话,是怕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梁晓声在树林边站着等我,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眼泪马上流出来,但委屈地向他诉说着受到非礼时的感受,和执意要离开连队时的难堪。原来连里也找他谈了话,他在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难过。我们相拥在一起亲吻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调往团宣传股了,真为他庆幸,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曾给予过我爱,并剥夺了我们爱的权力的地方。谁能想到,这一次的会面,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就天各一方了。

几个月后,他曾委托我们连队一个开车的青年,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和两本稿纸。我当然明白他送我稿纸的用意,这是我平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至今,我仍然牢记住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简短的结束语,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思前顾后,软弱已使我不愿再为爱而蒙受伤害了。为了使我们彼此能尽快地忘掉对方,没有回信,我选择了放弃。我做出了适应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选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后来听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他走前真想再见他一面,送送他,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有见到,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文艺剧作系,真想写封信祝贺他,但又觉得不妥。直至延续到了分别27年后的今天,才到北京得以相见。

没有人能够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了。

许多只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记得,我曾读过他《丢失的香柚》一书,其中有“情人节杂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

无需谈什么不能,实属我们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与那个环境抗衡。我们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如今,有人说我也算是个女强人了,这无非就是看着我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罢了。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分明是在逃避着由爱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和不幸。知青生活至今已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恍如隔世,人生如梦,青年,是人生花季之年,是情爱之年,我的情爱,是长驻在北大荒了。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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