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69届初中生，毕业那年就像现在的孩子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一样，我在江西、安徽等等中选择了反修最前线黑龙江。 算是工作了，“文化程度”也成了初中毕业，可我每次这样填表时总觉得底气不足：我真的毕业了吗？ 没有证书。没考试哪来证书？再说了，初中三年学到什么了？怎么考？再说了，有哪位老师敢对革命小将出难题？再说了，那年头谁有证书？有什么用？甭再说了，其实，初中毕业说白了就是在初中待了三年。不然凭啥尊你一声“知青”？ 在北大荒的林场，我成了一名小木匠，花了9年熬成了“老木匠”。在锛凿斧锯都基本掌握后才发现，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最缺乏的偏偏就是知识！ 起先，每当盖房子前，师傅们都会先把房架1：1地画在空地上，然后依样画葫芦地套出样板，再用样板复制一个个房架。这就是传说中的“放大样”。 “这么麻烦，不能计算吗？”每当我有疑问，师傅便会瞪我：“你来？” 虽然在中学里也摆弄过几下圆规三角尺，可是三年来我只学到了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算下来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学1度！ 真的不能用计算来替代“放大样”吗？不甘心。 终于觅到了一本李瑞环的《木工简易计算法》，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造房子的各种快算法，还有详细的表格数据备查。“放大样”果然被枪毙了，大大提高了工效，把师傅们吓了一跳。 很快我就明白了：没什么好得瑟的，我还只是一个没文凭的初中生。 那一年，林场要给汽车队盖一个大车库，因为要停放吊车和安装修车用的行车，车库的中段就设计成高出一块。窗高，门高都没问题，问题在高出的屋顶。 在结构衔接的协调论证会上，瓦工队长提议：中段高出部分的屋檐向山墙外挑出60厘米，这样漂亮，像天安门。 我反对，虽然我不懂空气力学，但是知道上海的高楼下面风最大。恰恰车库就盖在北山脚下，如有大风刮来，势必顺着两头低端的屋顶坡面往上折，正好掀掉漂亮又兜风的大帽子。我建议：屋檐最多探出20厘米，甚至干脆不要，直接将山墙砌过屋顶。如果非要外挑60厘米，建议贴着山墙内侧再加设两个房架，将檩子固定在房架上比直接搭在砖墙上牢靠得多。 可是瓦工队长说我这是脱裤子放屁——山里又不刮龙卷风。  再三权衡后，领导拍板采用了好看的方案，甚至连我的加固措施都没采纳。于是后来发生的事不得不让我耿耿于怀。 房子很快就按图造了起来，屋面上已铺好了油毡，刚要往上挂瓦片时，刮来一阵并不很大的风，屋顶一下就被掀领导没怪我为什么赌气不去参加抢险，反而怪我“谁叫你没文凭？”还是知青呢。换了是你，你是相信没文凭的初中生还是相信有文凭的大学生？ 我要读书！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一张看得见摸得着一摔会响的文凭！ 我开始发奋。先报了函大的语文班，发誓要拯救我那惨不忍睹的写作，再让弟弟把他用下来的课本统统寄过来，数学，物理…… 读啊读，白天是体力透支，晚上是脑力透支，不就是少喝几回酒，少打几圈牌吗。读啊读，电池和蜡烛在无情地消耗着，我的羽毛好像渐渐地丰厚起来了。 恢复高考那年我斗胆报了名。 先考政治，记得监考老师宣布完纪律发下油印的考卷后加了一句：“有看不清的地方可以提问。”马上就有一考生举手：“名词解释里的‘国家’是指哪个国家？”我想笑，见没人笑，便憋住了。 待考完语文后又听到一位考生竟然把古文《愚公移山》中的一段给译成了“我死掉以后，我的妻子还会生儿子”时，我看到了希望正在像吹气球一样地涨大。不过，气球很快就漏了：突然发现自己报考的专业全省只招一人！我当然不可能是那个人，还撑着看啥？立马走人回去上班！ 后来黑河的朋友传来消息说：听说林场有个考生考了一半弃考了，大概是理科不行。呵呵，如果那个人真是我，理科可是我的强项。后来又听说只要分数够，所报专业是可以调整的。我假装不在乎。 回沪工作后才长出了一口气。反正要到陌生的电子技术领域去适应，便打算用业余时间系统认真地给自己充充电。我去夜校考初中，一不小心直接撞进高中。一定是那些电池和蜡烛在做功。 三年后，因为分数，又被免试直送工人大学。在那里，老木匠驾轻就熟地成了班里的“制图大王”。可是，来之容易的机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珍惜，我辍学了，只因没照顾好一名孕妇，以至女儿早产夭折。 84年调到了公司工作，那里的干部们正在抢电视大学企管专业的名额，谁都明白，那是一种半卖半送的待遇，哪会有我的份？ 我再次发奋：老子要读就读正宗的！妻子也毅然放弃了正在就读的学业和职称，准备专心在家休息以保住又将报到的宝宝。我明白她的心。当年，在恶补了3个月的文科后，我侥幸考进了上海财大。 这才是我的梦。颤抖的手捧着大红的录取通知，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小学时我是个数学尖子，有次考试还拿过年级唯一的满分，学校里那么多人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们。 我想起初中时花了三年光阴掌握的180度和那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想起函大和工大、想起放大样和揭掉了天灵盖的车库……当然，我没忘记去想起那些为我壮烈牺牲的电池和蜡烛。 有点学历果然好。因为它，我有过一点小小的权力。我的签字尽管分文不值，却能决定一个公司员工的各种求学、进修能否得到公款的支持。我重视这个权力，但没用它卡过谁，因为理解。也因为这个学历曾受聘于某财贸中专做兼职。我尽心尽力，无视合格率不搞淘汰，以至于我的教室人满为患，因为我要把每一名学员护送到最后的考场。 总算为职工教育做了一点点事，居然还受到了市领导的接见。 正应了那句“陋习难改”的老话：我又忘记珍惜而“辍官”了。因为实在受不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无所事事，受不了讲话先绕圈做事先看脸的言不由衷。办公室里哪有钻技术、读职称、带学徒那样爽快、那样真实啊。何况本人动手能力远远强于动心计。 促使我辞官还另有一个原因，它就像当年屋顶事件一样将了我一军，迫使我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 八十年代末一天的课堂上，我正在阐述社会主义的6大特征，有位学员在座位上突然发问：“社会主义有没有阴暗面？” 虽然备课时已预设了各种可能的提问，但意外还是不可避免了。我迟疑了两秒钟，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那好，请老师举例说明。”呵呵，来者不善啊！ 举例？这还不陷入纠缠不清的就事论事中去？自信还没那么低能。于是便大大地板书了两行字：“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性质”。在大家都认同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我开始说明：一种社会形态中必然会有其他社会性质的事物存在，比如，在我们的身边出现过共产主义战士雷峰，也有剥削、迷信、腐败等资本主义和封建性质的残余与渗透，后者就是你看到的所谓阴暗面…… “不善者”渐渐收起了得意，轻轻点头。 次日，公司党委找我“聊聊”，“顺便”仔细询问了事情经过以确认我未出格。 他妈的有告密的？！一丝不祥掠过。想起父母都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打鬼子，结果一个因无端的罪名冤死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一个也被奸佞诬陷饱尝监禁之苦。又想起下乡时就是最好的兄弟在我后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与官共舞”了！趁着此番尚未被撂倒。 并非只有惊弓之鸟才讨厌躲在阴处施冷的惊鸟之弓。我B4阴暗小人！ 跟领导胡搅蛮缠了半年多，终于逃回了最“安全”的最基层，在相对纯净的技术领域，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读啊读。之间，又有几次“上上下下的享受”，我已无动于衷。 终于拥有了令圈内人羡慕的技术职称和一大摞证书，其中浸透着同志的帮助，家人的支持和环境的逼迫。这些烫着金字的硬纸片使单位因资质级别提高而获益，自己得到的只是自得其乐和难言的累。  大把的时光被读掉了。年纪真的不饶人，虽然离“痴呆”尚远，但许多零部件已开始不听使唤，尤其是内存极其有限的记性，就像一盘旧磁带：再老的歌都能播放，录，却不行了。 我开始厌倦无聊空洞的培训和进修，厌倦外行领导的装腔作势指手画脚。终于，领导也厌倦了我对“新生事物”的“拎不清”。于是我很识相地将早已名存实亡的主人翁地位廉价出售给了昔日的“公仆”，带着多年打拼刻在身上和心里的伤痛，“潇洒”地与单位解除“婚约”下岗去了。 今天，我常常危言耸听恐吓儿子：“不好好读书，将来没出息的！”儿子从不质疑，只是我行我素敷衍着。倒是自己在搞不懂了：这辈子读啊读的，活活将一个知青读成了“知叟”。可是，出息过吗？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