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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我们的岁月(上)

时间:2020-09-19来源:鲤鱼洲情怀(原刊于上海文学) 作者:朱大建 点击:
01 1970年的春天,我十七岁,下乡去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正式的名称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古称彭蠡、彭泽。江西的五大河流赣江、抚河、鄱江、信江、修水,都注入鄱阳湖,经过湖口

(左为作者)

01
1970年的春天,我十七岁,下乡去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正式的名称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古称彭蠡、彭泽。江西的五大河流赣江、抚河、鄱江、信江、修水,都注入鄱阳湖,经过湖口,汇入长江。鄱阳湖和洞庭湖一样,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演变形成的调节长江洪水的天然水库。夏天长江上游中游发洪水,长江水位高,洪水就流入鄱阳湖,夏天的鄱阳湖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波浪翻滚,无边无涯。冬天长江水流小,水位低,鄱阳湖湖水就流入长江,冬天的鄱阳湖,一片荒滩沼泽,水草丛生,是农民放牛、渔民捕鱼的天堂。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湖底的沼泽荒滩,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围起来就是良田啊。1960年代,方圆七十公里的鄱阳湖浅滩——鲤鱼洲就这样围垦出来了,这就是我要去的沼泽荒滩。
鲤鱼洲又是一片水面古战场。元代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水军,在鄱阳湖大战,地点就在鲤鱼洲这一片水泊。传闻,朱元璋的水军获胜后,在鲤鱼洲的制高点造了一座庙,称为天子庙,意为朱元璋有天命护佑,有天子命。农民渔民常来烧香,祈求天子保佑五谷丰登,保佑不发洪水。岁月流逝了几百年,天子庙早已坍塌,了无痕迹,而天子庙的名称还在。这处名为天子庙的高地就是鲤鱼洲的中心,是九团的团部,有学校,有商场,有整齐的马路。
而我分配去的新建31连,位于湘子口,是鲤鱼洲最偏远的东南面,是一片刚刚围垦出来的土地,地势低洼,沼泽连绵,水草遍地,水草深处,藏着很多传播血吸虫病的小小钉螺。
五营31连,这个新成立的连队,上海知青来之前,匆匆忙忙在这片沼泽地高处盖起一排草房,草房中间齐人高的地方用草帘子一隔为二,分为男女生宿舍。男生睡地铺,高处仍然潮湿绵软,知青穿着皮鞋的脚,一脚踩进去,脚拔出来,皮鞋还陷在泥里。潮湿的地面上,铺一层稻草,这就是床。女生略有优待,用毛竹打桩,铺上一长排杉木板,总算是睡上了通铺。上海知青刚到鲤鱼洲的那一个月,正逢雨季,淅淅沥沥的春雨,昼夜不息。新盖的草房漏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男知青只好和衣穿着雨衣睡在潮湿的稻草上。半夜里,女生宿舍里传来一片轻轻的啜泣声。小女生都在想家吗?
一个下雨的晚上,男生宿舍走进一个中年军人,穿着军用橡胶雨衣,在潮湿的地铺上,和衣而眠。等第二天早上中年军人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年军人是崔团长,鲤鱼洲最大的行政长官。崔团长和我们同睡一晚之后,回到团部就下达命令,撤销31连,上海知青分到五营各连。
我所在的班被分到五营22连。

(22连文艺宣传队的知青战友)

 
02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阳光灿烂,22连开来了一部带车斗的拖拉机,知青的箱子等重物放上拖拉机车斗,随身物品自己挑在肩上,朝22连走去。女知青有优待,22连派出几名男知青来为女知青挑行李。杨君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就是22连派来挑行李的男知青。他挑着两件捆扎好的被褥。女知青的被面是鲜红色的,用透明的塑料布包裹好。月贞,我海防中学一个班级的女同学,现在已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五营22连的年轻女战士,她穿一件鲜红的衬衣,紧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就是紧跟着杨君的扁担走,她是怕被子弄脏。在春天一片翠绿色的田野里,缓慢移动的红被子和红衬衣,万绿丛中几点红,几乎成了一道风景。十七岁不到的少女月贞,浑身散发出美丽的青春朝气,一步不离地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引得杨君不由地朝这个皮肤白净的漂亮少女多看了几眼。这一看,就印到心里去了,就成了一辈子的缘分。后来,知青们说笑:杨君挑着月贞的被子,顺便将月贞也挑回家了。
月贞刚刚安顿下来,去井台打水,一不小心,一只铅桶掉到井里去了。正好杨君在井台上洗脚,见到后,就去打谷场上扛来一根毛竹,插在井底,顺着毛竹滑到井里,再捞起铅桶爬上来。春天里,天气虽然已不冷,但跳到井里,还是很冷的。月贞感到难为情,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轻轻地用上海话说:“谢谢侬谢谢侬!”大概就在杨君为她跳到井里捞铅桶的一刹那间,她爱上杨君了吧。
刚来鲤鱼洲的杨君,朝气蓬勃努力上进。他打了入团报告,发誓要“滚一身泥水,炼一颗红心”。干什么活,他都要多干一点。春天的农村里,下雨天,一般就不出工了。而杨君穿着雨衣,裤腿卷到膝盖上,赤脚走在冰凉又泥泞的田埂上,手里牵着一头水牛去耕田,这种技术活,知青一般是不做的。杨君拜老职工为师,苦学苦练,学会了耕田耙田耖田。尤其是耖田,要将高处的泥推到低处,让水田平整如镜面,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都是老农老职工在做。杨君是知青中少有的技术农工。春天种甘蔗,甘蔗要浇大粪,这活儿又累又臭。杨君挑起一担粪桶就朝厕所走去,我们刚去鲤鱼洲时,厕所很原始,就在连队菜园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大坑上铺着杉木板,杉木板上搭一个草棚遮羞避雨,人就踩在杉木板上往大坑里拉屎撒尿。粪坑里,一堆堆的金头苍蝇叮在粪便上,一泡屎掉下去,金头苍蝇“嗡”地飞起来撞在屁股上。眼睛看下去,一团团白色的蛆虫在粪水中翻滚,让人恶心。很多男知青学会抽烟,就是因为厕所气味太重,拉屎时抽一支烟,可以对冲臭味。知青只要神色坦然地上茅厕,习惯了茅厕的脏与臭,他就可以在农村长期地生活下去了。杨君用粪勺子在粪坑中搅一下,躲避着粪坑中特有的大个头金头苍蝇的冲击,忍着冲鼻的臭味,装满一桶粪水,晃晃悠悠地稳步走,中途换一次肩,走二里路,来到甘蔗田,再一勺一勺浇在埋在地垄中的种子甘蔗上面。一天干下来,身上全是大粪味道。收工后,杨君先去食堂烧好一锅热水,就在井台上洗去臭味,再去吃晚饭。先洗净再吃饭,这就是上海知青和当地老职工的区别。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收工后,杨君去食堂烧热水时,少女月贞正往灶膛里塞稻草,白净秀美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水烧开后,月珍将开水舀进铅桶,轻轻地对杨君说,你拿去洗吧,这是为你烧的水。说完,月贞的脸都羞红了。杨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明白了,月贞对他有好感啊。
从此杨君干活更有劲道。早稻收割后,他也尽可能多装多挑,肩上的一担稻子,像一座小山,几乎要擦到地面。他属于知青里的“劳动党”,几乎是拚命一般地干活。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杨君更加卖力劳动,他写下了入党志愿书。
冬天,鲤鱼洲要加高加宽圩堤,防备来年夏天鄱阳湖洪水的冲击。鲤鱼洲的冬天比夏天的抢收抢种还要辛苦。天不亮就起床出发,走一个小时到圩堤脚下,此时天刚蒙蒙亮,鄱阳湖湖面上的北风呼啸着吹来,脸上感觉很痛,手也冻得僵痛。知青挖土的挖土,挑担的挑担,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挑担更劳累些,杨君选择挑担。
1973年夏天,鲤鱼洲遇到特大洪水,老天日日下着倾盆大雨。大风刮来时,波浪“轰隆”一声卷上堤岸,护堤的一堆堆红山石,平时两个人都抬不起的巨石,就像一片片饼干,被轻飘飘卷入湖中,坚固的圩堤瞬间被冲刷出一个很深的大洞,可以开进一艘机帆船。知青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对洪水的力量感到害怕。杨君在圩堤上抗洪,知青们手拉手,在圩堤前的湖水里,随着波浪起伏,用年轻的躯体阻挡浪潮,减轻浪涛对圩堤的冲击。那些天,我在连队里驻守,扛着五六式步枪天天巡逻值班。
1973年的冬天,为了修复被洪水破坏的圩堤,各连队都在圩堤脚下搭了低矮的草棚,人住在里面,省下从连队走到圩堤的时间。那样,可以从早到晚挖土挑担修圩堤,真是忙得披星戴月、手脚不停。杨君就是这年冬天修圩堤时患上了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就是一会儿发冷,全身像是被冰水浇了一遍,一会儿发热,全身像是被开水浇了一遍。他去卫生员那儿量了体温,摄氏四十度,高热,赶紧去团部医院看医生,一去就住进病房。打针吃药连着三天,杨君退烧了,病没有好透,他居然逃出医院回到工地,挑起土箕,迈着软绵绵的步子,一步一步爬上圩堤。我也有过这样发着高烧仍在挑担的经历,那时,我们真能吃苦啊。
在农闲或休息日,杨君和我就会躲在蚊帐里读书。那时,鲁迅的书可以在新华书店买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读得如痴如醉。
03
鲤鱼洲当时的名气很大,东北面是清华大学试验农场,东南面是北京大学江西分校。这两处地方,和湘子口一样,是新围垦出来的地势最低洼的沼泽地。从1969年到1971年,清华北大各有两千名教职员工在此战天斗地走“五七道路”,好多著名学者、教授都在鲤鱼洲“改造旧思想”。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71年春天,北大分校“革委会”抽查三百五十八名教师,结果一百五十人患上血吸虫病,占已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据此,北大校党委决定,撤销北大鲤鱼洲试验农场。而我们知青听到的版本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反映清华北大好多教授在鲤鱼洲患上血吸虫病,周总理批示,在鲤鱼洲的北大清华所有教职员工回京,清华北大的试验农场、分校全部移交给九团。多年之后,我买了一本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这是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年鲤鱼洲生活的回忆散文随笔的结集。陈平原写的序言首页下面,有一小节作者的注:“为撰此文,查阅网上资料,方才注意到,老北大人挂在嘴边的鲤鱼洲,原来也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在地。1970年前后,数千(笔者注:应为上万)上海及南昌的知青来到这里,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也隐约透露出,‘五七干校’与‘知青下乡’,二者确实是‘难兄难弟’。”这篇序言引用了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开头部分:“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因为清华试验农场的老教授们体力弱,夏季的抢收抢种来不及,老农说,过了立秋插秧,稻谷是瘪的。为了不误农时,我们连队的知青都去帮忙插晚稻秧。鲤鱼洲的三伏天,中午特别炎热,干活要中暑,午休时间很长。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老教授们还为我们知青表演节目,表示慰问。一位中年教师为我们知青作了一个演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那时,我非常渴望能读大学,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
刚去鲤鱼洲时,我在一个周日曾去造访北大江西分校,分校建在五营24连边上的一块低洼地里,教授、学者们都住在一栋栋用毛竹稻草搭建的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外面都糊满了大字报。此时,正逢“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好多大字报在倒写的人名上打上红色的大叉,是在揭露隐藏的阶级敌人吗?上海知青的胆子比较小,我怕逗留时间太长,引起别人注意,浏览一下就离开了。但是,那种“斗争”的气氛,让我心惊胆战。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写了一本《牛棚杂忆》,其中第十八章写到鲤鱼洲:“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都是。这个部队的头子说,这叫‘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在北大江西分校的10连锻炼改造。如今的北大江西分校旧址陈列室里,挂着厉以宁重返故地后写下的书法“是非亲历不知难”。据有心人南昌知青吴慕林统计,去鲤鱼洲锻炼改造的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历史学家邓广铭、商鸿逵、侯仁之,哲学家冯定、张岱年,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还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04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我们知青也多次被告知,不要下河去游泳,但是赤脚下水田插秧、耕田、挖水沟是必须做的农活啊。可能是年轻人血气旺盛,抵抗力强,知青中患上血吸虫病的人也有,但不是很多,没有北大清华教职员工那么普遍。知青中容易生的病,一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泻,二是被蚊虫叮咬引起的冷热病,就是“打摆子”,三是黄疸型急性肝炎,四是风湿性关节炎。
我离开上海到鲤鱼洲,母亲塞给我十元钱。我第一个月拿到十六元工资,心里还是蛮开心的,长到十七岁,终于赚钱了,尽管工资很低。想想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亲工资少,负担重,不能再花父母的钱了,就从邮局寄回家十五元。十元钱还给父母,自己还孝敬了五元。这一来,这个月我的伙食费不够了,饭吃不饱还在拚命干活,后果很严重。我因为过于劳累且营养不良而患上黄疸型急性肝炎。我生病时,眼睛是黄的,皮肤是黄的,尿也是金黄色的。在团部医院里,一位军医为我检查后,拚命用肥皂洗手,再用酒精一遍遍消毒,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写信回家告知父母,母亲读信后大哭一场,又将钱给我寄回来,父亲在信中痛骂我一顿,买了好多带鱼,做了很大一包鱼松,寄来给我补营养。我本人也很后悔,这才明白,生活不能节俭过头,节俭过头要影响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一切等于零,还要麻烦家人来关心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不能逞能,逞能害己害人。
为治疗黄疸型急性肝炎,我左手拎着一个网线袋,右手拎着一个旅行袋,去南昌的兵团医院住院。在半路上,碰到一位北大分校的中年教师也去南昌,他与我同路。我们俩走了二十里路去坐长途汽车。这位老师知道我生了肝炎要去住院,没有嫌弃我,没有与我保持距离,一路安慰我,一路陪我到南昌,真是让我感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问问他的名字。这不是我无礼,而是因为我患病后有气无力,加上心情灰暗,想不到这么多。
一直待我身体彻底康复后,我的心情才好起来。]


作者朱大建为原福建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政治部 上海知青 ,新民晚报副总编。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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