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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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延边的上海知青王毛头的经历

时间:2020-05-29来源:草根茶社 作者:何永根 点击:
听我以前供职学校的老师说,在凉水煤矿家属住宅,住着一对在上海定居现在又回到凉水生活的老知青夫妇,丈夫是老上海知青,叫王毛头,曾经在珲春县插队落户。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去采访他们:他们在上海已经定居了20多年了,为什么又从上海回到珲春生活?现

听我以前供职学校的老师说,在凉水煤矿家属住宅,住着一对在上海定居现在又回到凉水生活的老知青夫妇,丈夫是老上海知青,叫王毛头,曾经在珲春县插队落户。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去采访他们:他们在上海已经定居了20多年了,为什么又从上海回到珲春生活?现在生活有什么困难?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通过朋友的打听,我弄到了老知青王毛头的电话号码。
 电话里,我说出了自己想采访的愿望,王毛头很热情的邀请我去他家作客。
 4月24号早上,我在珲春市客运站坐上珲春——凉水的客车,然后又从凉水坐出租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凉水煤矿家属住宅小区,王毛头已在路边等候了。
 乍一看王毛头,还真的不像上海人了,随意的服饰,黢黑的面孔,略显凌乱的头发,没有修剪的胡子,与东北老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一开口,纯正的上海话,使人感到,一股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
走进毛头家的小园,生活气息特别浓。一块自留地,大概有160平方,虽然还没有到春耕春播的季节,但是小园子已弄得干干净净,篱笆旁边搭着鸡窝和鸭窝,里面的鸡鸭在“咯咯咯,吖吖吖”地欢唱,好像在自豪的告诉主人,今天我又下蛋了!篱笆墙旁边堆满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柴禾,说明主人是很会过日子的。墙边的几盆鲜花,也已经含苞待放,仿佛在欢迎我这个陌生的客人。红砖红瓦的房子,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由于主人的精心管理,也还是有模有样。好一派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气息,真的让人羡慕!
 房子不太大,使用面积30平方左右,两个卧室,一个厨房,再加上自己盖的一个小仓库。但是我还是感到满温馨的。 
采访从王毛头下乡时候开始的。
 王毛头原来是上海市长春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7号,来到珲春县密江公社密江七队插队落户,集体户一共有10个人,6男4女。刚下乡,集体户房子没有盖好,大家都住在老乡家。这是一个朝鲜族生产队,生产队政治队长当知青的户长。1970年,集体户的房子盖好了,生产队派“阿兹妈依”给他们做饭,70年下半年开始,集体户女生就轮流做饭了。下乡的第一年,由于吃的是国家的商品粮,基本上都是高粱米,玉米大碴子,逢年过节每个人才能分到几两肉。集体户不会算计,所以粮食经常不够吃,以后就规定,每天每个人多少米,大家不能超过定额。生产队在大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女知青最小的只有15岁,一到晚上想家啊,大家就抱着哭,哭累了,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第二天,还得冒着刺骨的寒冷,赤脚到水田地里去插秧,那个冷啊,都冷到骨头里。
 毛头下乡的生产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70年代,每个工,都在1.3元以上,好的年头在3元多,成年人每天都能挣1.5分工。大家想想,70年代,工人每个月工资也只有30元左右。王毛头挺能干,脏活累活抢着干,上山放牛,为生产队积肥,挑大粪,早上三点钟就起来,到晚上五点钟结束,由于干得出色,得到了大家的尊重,70年开始,毛头当选了集体户户长。
 哎,你别说,毛头户长还真当得有模有样。自从73年密江6队和9队一部分知青并过来,他把集体户每天的吃用开销安排得妥妥当当。第二年开始吃生产队粮食,基本上都是吃大米,蔬菜也能够自给自足了。王户长还经常安排大家搞娱乐活动,劳动瑕间,假日期间,组织知青们唱歌跳舞,大家的想家的情绪好多了。
 王毛头是一个血性男子汉,容不得眼睛里有一点沙子,容不得别人对知青有一点不好,为了知青的利益,他会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的老乡并不欢迎知青到农村的,说难听点,知青是在和他们抢嘴边的食物啊!打个比方,原来的十个苹果两个人分,现在变成五个人分,每个人是不是分少了?第一年,知青的劳动,老乡并不认可,生产队壮劳力,每个人15分工,哪怕11岁的孩子也能够评7--8分工,可是,男知青只能评6--7分工,女知青只能评2--4分工。刚开始,知青都不敢支声。到年底,王毛头找了生产队队长和会计,说要检查工分账,他好好地看了工分簿,当队长的面就把账本撕了。事情搞大了,生产队告状到公社,公社方书记亲自出面来处理这个矛盾。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好在领导处理问题很公正,方书记亲自坐镇,重新评工分,女知青每天7-9分,男知青每天8--11分,与其他社员差不多了,其他集体户知青的待遇也跟着改过来了。
 1974年12月,王毛头被招工了,分配到凉水煤矿。当时的煤矿有200--300名矿工,是一个新开矿,设备还是比较先进的。从地面到煤层面200--300米距离,45度的斜坡。煤层只有1.1--1.3米厚,干活直不起腰,工作条件可想而知。毛头打眼放炮、推小车、铺铁轨,什么活都抢着干。两个人推一辆小车,汗流浃背,累得实在是不行。下班回到上面,除了两个眼球和牙齿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就像非州黑人一样。有一次下面冒顶,大量的石块从顶上纷纷的落下来,爆炸的声音就像战争电影里雷鸣一样,把堵住的两个工人吓得都不敢动弹了,后来终于得救了。由于毛头工作得不错,80年代,两次被评为矿先进工作者。
 1978年,经人家介绍,毛头结婚了,妻子是汪清罗子沟本地人。妻子特别贤惠能干,特别会体谅人。从上海结婚回来,没有房子,就借别人的房子住。毛头到34岁时才有了儿子。好在89年单位盖了新房子,毛头也分配到一间使用面积30平方的房子。还外带一个160平方的园子地。自己付了2700元,产权归自己所有。
 1986年11月份,王毛头不幸得了出血热,住进了珲春县人民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反复了好几次,病情很严重。而家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妻子忙得两边跑,实在是忙不过来。而单位安排照顾毛头的小青年不负责任,经常找不到人。这种情况,得到一起住院的哈达门太平生产队的杨有春及妈妈的同情。杨妈妈对毛头爱人说:“你放心去吧,这里由我们来照顾,我会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照顾好毛头的”。以后住院的日子,杨妈妈无微不至关怀着毛头,吃饭喝水,看管点滴情况,忙前忙后,甚至替换下来的衣服也帮助洗干净。出血热这个病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的。有一次,毛头突然病情严重了,身边如果没有杨妈妈,可能后果就严重了,是杨妈妈连忙找医生过来抢救的。毛头常说,是杨妈妈救了我的命啊,如果没有杨妈妈,自己不会恢复得那么好的。后来,毛头就对杨妈妈说,你就当我干妈吧!杨妈妈也欣然同意了。出院后,毛头带了煤矿发的50斤白面,到杨妈妈家去答谢了杨妈妈。
 病愈之后毛头回到上海定居,还念念不忘杨妈妈的好处。2010年8月份毛头回到了凉水生活,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杨妈妈。10月份到杨妈妈家去探望,他紧紧拉着杨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真的好想你啊!杨妈妈也动情地说,我们也找了你20多年了!从此后,毛头经常会打电话,问候杨妈妈。杨妈妈今年已经82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每当过年过节,毛头会带着爱人去探望杨妈妈一家。这种情缘,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986年毛头出院,就带着老婆孩子到上海定居了。91年又回来上班了几年,97年办理了内退,正式回到上海定居。2005年正式退休,养老金2000元左右。
 回到上海生活也真是不容易,父母家房子只有10.2平方米,毛头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结婚早,搬出去了。家里父母亲,两个弟弟和毛头一家共七个人,怎么住啊?没有办法,父母睡大床,毛头夫妻打地铺,两个弟弟和毛头的儿子睡着自己搭的阁楼上。晚上搭地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把地铺撤掉,否则会影响正常生活了。97年在平房顶上又搭了一个四平方的阁楼,夫妻俩就能够到阁楼上睡觉了。虽然房间小,人口多,但是大家都懂得尊老爱幼,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儿子全靠弟弟妹妹帮衬着,一家人也过得其乐融融的,真的不容易啊!
 毛头在上海市《好吃来》炒货店找了一份工作,妻子也在一家幼儿园打工,做了三年多。94年儿子的户口迁到了上海,妻子户口也在2007年迁到了上海。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电子商务专业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去年申请的经济适用房也到手了,50平方米,今年刚装修完,还没有搬进去。儿子今年30岁,对象虽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但是新房子解决了,对象应该就不成问题了。
 谈到为什么又重新回到凉水生活了呢?毛头说,老岳父已经87岁了,爱人到上海20多年,一直没有好好孝敬老人家,这一次回来住几年,好好地照顾一下老岳父。上海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太差了,生活质量实在是不高,每到伏天,家家户户开空调,空调的排气扇不停地排放热气,狭窄的弄堂里就像一个大锅炉,闷得喘不过气来。再说凉水的房子空了20多年了,如果再没有人管理,会不行的。东北的生活费用会比上海少一点,能够节约一部分钱,好帮助儿子还贷款啊。
 毛头说,自己在山上开了半亩荒地,种一些大豆,苞米,园子里到春天种上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芹菜,生菜,秋天再种上大白菜和萝卜,一年四季吃菜不成问题了。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要500--600元就够了,烧柴自己上山去打。他指着后面的大山说,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野蘑菇,只要人勤快,什么山珍都能吃到。他对我说:“何老师,你看,这里的天是蓝的,这里的水是绿的,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PM2.5肯定不会超标的,这里的食物虽然不能说是纯绿色食品,但基本没有污染。”


 

采访快结束时,我开玩笑问他,你父母怎么会给你起“毛头”这么一个名字呢?他笑着说,大概是父母的一个良好愿望吧,可能是希望我能健健康康好养活啊!
 临上车时,毛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想放开,他舍不得我走啊。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返回途中,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知青和普通人一样,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一段平凡的经历,在平凡的经历中,又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王毛头也是这样的。
 
()本文作者简介:何永根,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下乡到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公社古城大队,后来到教育界工作三十八年,高级教师。德育论文和教育科研论文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奖,并被编入《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文库》丛书。现任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编辑,从事调查留守延边上海知青和回沪知青的生活状况,先后采访几十位上海知青,发表了50多篇采访文章。)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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