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凡是66、67、68三届毕业生，除了个别属于“四不动员”对象外，都得下乡。后来发展为16到25周岁的青年要下乡，无固定职业的，也被当作闲散人员，全家也得下乡。同时，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人员及家属，也被遣送下乡，接受劳动监督。 一时间，满城风雨，学校动员，街道居委会办学习班，下乡对象人人过关，元处逃遁。我的父亲是修配钥匙的小手艺人，在街道办的杂修店里做，只能算是无固定工作，也属于闲散人员，全家都得下乡。我父母生有我们姐妹兄弟八个，大姐已出嫁，二姐已先下乡了，我排第三，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家里原只靠父亲一人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如果全家下乡，农村的收入更低，一家人根本无法生存。后来与街道达成条件，我一人去，父母弟妹就不用去。因为家贫，我一天学也没上，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却成了“知识青年”，跟着潮流到了农村。 1969年11月，我上山下乡到华安县新圩公社高宅大队第一生产队。我们先乘汽车到达浦林公社的浦嘴口渡口，坐上了汽船，溯北溪而上，到达华安县的溪南坂，上岸后，又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达高宅大队。当时街道居委会为了表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视，专门组织了锣鼓队跟着队伍走，我父亲是打鼓的，一路敲锣打鼓，以增加气氛。但很多女知青走着走着，却哭了，这么远的路，哪里是尽头。 到了大队，天完全黑了，一天的奔波，大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一边草草吃晚饭，一边等着最后的分配。吃饭时，听说高宅大队有好几个小队，按远近顺序排列。吃过饭后，宣布每人要分配去的小队。听到我被分配在第一小队，心里还偷偷感到庆幸，按我的想法，第一小队应该就在大队这里，算是较好的小队，而更高的山上小队，条件更差。分配完后，各小队派来的人来领人，我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走。 走着走着，发现离大队越来越远，问来接的人，说是再走一会就到了。小路一直向上，手电筒也不是很亮，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又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第一小队。 原来，高宅大队的各小队排列顺序是从远到近，第一生产队是最高最远的队，只有7户人家，几十个人，是最穷的小队，最小的一块田，面积还不到一平方米，当地形容“跌倒按三丘”，而且很多田是烂泥田。烂泥田的田埂只有巴掌宽，走时得横着脚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稍站不稳，人就跌进田里。田埂浮在烂泥上，站在田埂稍用脚一顿，周边几条田埂都会动。一脚踏下，立即陷了下去，深的地方，足可把人淹没，非常的危险。分配到这里的有4位男知青与4位女知青，事到如今，已无从选择，女知青全都哭了。我父亲住了一晚，隔天就回漳州。 没过几天，就赶上到烂泥田割水稻。我从来没割过水稻，而且烂泥淹到小腿处，移动困难，也站不稳，没割几丛，锋利的镰刀竟然割到膝盖上，顿时鲜血直流，好长时间才愈合，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另一次，割着割着，突然感到脚底踏不到底，想要拔脚移开，却越陷越深，眼看已陷到胸口了，急忙大叫，另一知青赶来帮忙，才脱离险境。 我们的田从山上一直到山下，有的还得翻过一座山，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割完的稻谷收工后要挑回去，刚割的湿稻谷很重，一袋装约一斗，别人挑两袋，我就挑四袋，算来约有七八十斤。因为田埂很窄，稍不留神就会捽下去，稻谷浸到水更重。因为挑得多，走得也就慢，同时收工的人大多回到家了，我还在山路上走。好在有几个知青陪着我，才不担心天黑。我当时身体较好，也肯出力，被评为女知青中的最高分，年年有分红，虽然钱很少，但总算可以自食其力。 我们住在向农民借来的房子，睡在农民的谷柜上，后来农民把谷柜讨回，只好铺几片木板当床。大山里的温度比漳州低很多，一到晚上气温下降，一年四季都得盖棉被。开头是几个知青合伙煮饭吃，但后来，由于各人的家庭条件不同，有的从家里拿来的吃的东西多，有的少，这就造成多拿来东西的人心里觉得吃亏，只好分开，各人自己煮饭吃。原先的大灶用不上了，就在门口挖个坑，垒上几块土块，再用泥土抺糊下，就成了最简单的灶，一字排开一人一灶，拿个小锅，架上小鼎，就煮开了。当时知青分的自留地基本上都只种些较省工的番薯，没种菜，平时家里带点菜来下饭，但几天就没有了，好在农民都很好，不时送些咸菜什么的，才度过难关。 在高宅大队呆三年后，因我二姐下乡在南靖县靖城公社草坂大队旁的大房农场，离家只有十多公里，条件也较好。后来，我就转到草坂大队，直到1981年才补员招工到漳州链条厂，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