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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口述③|九旬老八路吴湘聚:少时熟读斯诺作品,向往延安(下

时间:2017-07-28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课题组 点击:
95岁八路军吴湘聚。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

95岁八路军吴湘聚。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权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元旦那天刚过黄河,在一个叫兔儿湾的村庄过的元旦。路上很顺利,只在过同蒲路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连夜跑了八十多里路,敌人开了机枪,但没敢出来。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走了四十多天,一路背着行李步行,那年我16岁,这次长途步行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的考验。1939年2月到达晋察冀,继续学习了三个月,5月份在抗大二分校毕业。这里比延安又差了一些,教师和生活两面都是。吃的是小米,夏季发的是晋察冀的绿军装。和延安相比,晋察冀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但是讲的内容更加实用,更贴近战斗实际情况。抗大由军委所办,大部分毕业生都安排到部队工作。当时晋察冀正在发展根据地,彭真说地方上急需干部,和抗大二分校商量给他一部分学生,我们五个连的学生筛选了一百二十多人交给北方分局,做地方工作,我也在其中。
 
      到地方工作需要先培训,晋察冀办了一个党校,属于北方分局领导,我就在这个党校继续学习,党校校长由彭真兼任,教务主任周荣鑫。9月份结束学习,进入工作生涯。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被分到了晋察冀边区农会工作。
 
      那时候群众运动有四大团体: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即工、农、妇、青四个协会,统称“民运四大会”。因为面对农村,所以以农会工作为主,农会主任是四大团体的实际首领,也是晋察冀的省委委员。我在农会第一年是做宣传部的干事,第二年农会开代表大会,被选为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会宣传部工作。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再没收地主土地,把苏区时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不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并在原有基础上减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原先交租水平是地主和佃农对半分,二五减租以后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也叫“三七五交租”,即交给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农民过去受压迫很厉害,收成和地主对半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否则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所以大力推行减租减息。边区有边区的农会,分区(地委)、县委、区、村都有农会,没有乡。村的农会主任由农民选举产生,几位候选人站在主席台前,背后放只桶,由老百姓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就选举谁,由老百姓选举出他们最信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己利益的人。区及区以上的农会领导任命的多,边区农会领导则由分区代表选举。
 
      农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其次是发动农民支援战争,如抬担架,送公粮,再就是动员青年参军,但比例很小。
 
      我做农会工作,主要就是干这个,鼓励农民支援前线,发动农民和地主作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时期我们对地主一般要做宣传工作,团结地主,拉着地主抗战。同他们讲清道理,为了抗战就要让农民支援战争,那么就得改善农民生活,否则调动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减租减息。在那种情况下,地主也只能随大流,不敢对抗。
 
      这中间经历了几次日军大扫荡,日军的扫荡,烧杀很厉害,如“天地合围”。我们的人一般都是事先得到消息,躲到山沟里去,留下一个空房子,日军来了什么也得不到。房子被烧以后,我们重新搭草房子。一般在秋收以后下来扫荡,奔着抢粮而来。偶尔夏季来一次。有时候被包围起来,倒霉的确实像电影上放的,就被日军杀害了。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对我们有大动作。在晋察冀属于敌后,平常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办公室里开会、写文章,都很安定。所以晋察冀成为第一个敌后模范根据地,1942年彭真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听,觉得很好,夸赞是模范根据地。
 
      抗战后期,美军延安观察组派了七八个人到晋察冀,我见过他们几次。1945年我们召开晋察冀群英会,就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聚在一起,观察组的人也来参加群英会,但没有发言。
 
      1942年9月,由于李鼎铭提出建议,中央决定“精兵简政”。按这个要求,四大群众团体要缩编,合并成一个“抗日联合救国会”,下设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精简下来的人去加强基层。精兵简政时期,本来干部就不多,比如妇救会就两三个人,再精简也就一两个,到区里或者村里做委员或支部书记,不存在失业问题。精兵简政主要是加强基层,中层干部到基层去。我被任命为河北易县县委民运部长,离开农会到了地方,以后在地方一直干到1946年。1944年整个边区由于扩大进行重新划分,晋察冀下分四个省级行政区:冀晋区、冀中区、冀察区、冀热辽区,又把我调到边区地方,做边区“抗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一直到日本投降。
 
      四、解放战争中的土改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决定由我们进入张家口,最初打算进入北平,后来因为美国和蒋介石的阻挠未成。晋察冀的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也进入张家口,书记由聂荣臻兼任,副书记为刘澜涛和程子华,组织部长是李葆华,宣传部长是胡锡奎。张家口是我们占领的唯一近代化的城市,城市不大,人口只有14万,但中央很重视。我在家张口工作了一年,是农会主任。张家口城市人口不多,有大批的郊区,农民不少,而且属于中央局,故而干部配得多。
 
      就是在张家口,中央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叫“五四指示”,要求把原来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五四指示是个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央让张家口做试点。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叫刘秀峰,他让我搞一个点专门试水没收地主土地怎么搞,那时讲比较缓和,不要搞得太激烈,把地主多余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不是全部没收平均分配。试完以后再全面推广。我试点的那个村庄叫宁远堡。“多余”的标准不一,贫富农村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能够维持地主的基本生活的土地保留,其余都拿出来。比方说有的中小地主有一二百亩的地,给他留个二三十亩地,剩下的交出来。地主的态度比较顺从,有的地主在我们刚一宣传时就把地契文书拿出来,交给农会处理,或者烧掉。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年,后来傅作义偷袭张家口。我们起初把重点放在北平这个方向,认为北平是敌人重要据点,进攻张家口肯定从北平来,忽略了西面的据点。傅作义从绥远经过草原压到张北,离张家口大约二三十公里时我们才察觉,开始以为是小股敌人骚扰,后来发现不对,是主力敌人。国民党于1946年10月9日、10日两天连续轰炸张家口,第一天轰炸以后,市里断电,我们有点紧张,不过很快又修好恢复了。第二天又轰炸,电又断了,我们以为还会很快恢复,就安心睡大觉了。农会设在郊区,电话都不通,夜里我都睡下了,突然晋察冀日报社专门派人来通知我,说:“快起来快起来!”
 
      “怎么了?”
 
      “快走快走!敌人已经接近张家口了,赶快撤退!”
 
      就这样什么都没敢带,也来不及带,我骑了脚踏车就跑。
 
      撤出张家口之后,我被转移到平北地区,北平的郊区当时有个地委叫平北地委,就是北平郊区五个县:昌平、顺义、密云、延庆、滦城。傅作义占据北平,离北平二十公里外则属于我们。高丽营、小汤山是他占领,小汤山五华里之外就是我们。顺义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就是秦城村庄。我是平北地委的民运部副部长,兼任农会会长,在顺义县离小汤山十来里路的稷山营小村庄搞土改试点。地主这时候已经比较老实,我们主要是宣传政策,发动农民起来,地主也不对抗。
 
      1949年1月份,我们第二次解放张家口,我又被调到张家口,这次是去做区委书记,张家口下边八个区,我是八区区委书记。不到两个月,中央准备要过江,组织一批干部准备渡江战役,开辟新地区,给晋察冀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省的机构,省委、省政府。下面五个地委,每个地委五个县委,包括党政军民全套班子。马鞍山原来的市委书记刘连民是七区区委书记,加上一区、四区书记,共四个区委书记跟随大军一道南下,当时叫南下区党委。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副书记马天水。区党委班子组织好以后,先在北京呆了两天,接着组织大家到河北正定学习,学习新的政策,就是渡江以后我们怎么工作。学习了两个月。4月初登车南下,坐火车先到蚌埠,火车速度不正常,一天才走好几十公里,好几天才到蚌埠。从蚌埠下车,转到合肥。几天以后准备接收皖南地区,即池州、宣城、黄山一带,我们区党委改名皖南区党委。此后和华东局接上头,归华东局领导。区党委到达屯溪以后驻扎下来,两个月后的8月,决定搬到芜湖。芜湖起初不归皖南管,而是归南京管,后来又划回来归皖南管理。此时的我是区党委宣传部下面的教育处处长,宣传部的部门还有宣传处、文艺处等部门。
 
      五、转战工业阵地
 
      在区党委工作一年多,1951年我被送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党校在苏州,学习结束以后,年底分配到上海。在上海工作十年,主要是在工厂,十年里先后在四个工厂工作:上钢一厂当厂长,上钢五厂当书记,上钢三厂书记,上海冶金局副书记。1961年年底调到北京冶金部。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是靠苏联支援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停止支援,那么我们就自己搞,搞军工生产需要建立机构,因为军工需要的钢材和普通钢材不一样,有特殊要求,比如飞机的发动机。所以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专门研究军工需要的钢材,我在这个办公室当副主任。
 
      “文革”爆发以后,我被下放到冶金部五七干校,干校设在云南蒙自。我是1969年年底去的,在那里劳动改造。给我的任务就是喂马,我们两个老头喂四十匹马,一匹马一天十斤草,五斤料,四十匹马四百斤,草要铡好。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十二点还得再喂一次,每天就做这个。本来“文革”时期是冻结党的生活,一年以后,认为我表现还好,经过整党,恢复党的生活,把我选为支部书记。没过几天,冶金部需要人。重庆钢铁公司是个大企业,一纸调令把我调到重庆钢铁公司任书记兼经理,在重庆一直干到1975年。
 
      1975年以后我又回冶金部工作,到马鞍山来“蹲点”,发现马鞍山有一些问题,回去反映给上面。最后中央决定把原来的省委书记调走,派万里来。万里来之前知道我在这里“蹲点”,我们到他家里汇报了半天工作,汇报安徽情况到底怎么样。就这样我跟万里一块又到了安徽,这是1977年的事情。工作组结束了,冶金部就决定创办安工大,冶金部在华北、东北、西南都有大学,唯独华东地区没有大学,所以在马鞍山创办一个大学。指定我到这里来,创办马鞍山钢铁学院,后来改为华东冶金学院,我是书记兼任校长,从1977年到1984年结束。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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