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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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北大荒---牛人牛事之二十

时间:2015-12-25来源:原创 作者:林肆丰 点击:
也许是我们是第一批从上海这样的南方大城市来,怕我们不适应的原因,所以到了跃进后,我们被集中在场部办了三天的学习班。我们到时,团一级的兵团机构尚未组建,编制还称为跃进农场,下面还称生产队。现役军人未到位,所以学习班是黑棉袄(地方干部,以区别


也许是我们是第一批从上海这样的南方大城市来,怕我们不适应的原因,所以到了跃进后,我们被集中在场部办了三天的学习班。我们到时,团一级的兵团机构尚未组建,编制还称为“跃进”农场,下面还称生产队。现役军人未到位,所以学习班是“黑棉袄”(地方干部,以区别现役军人的绿军装)们给我们办的。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了,大致就是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兵团组建的目的,等等。当然与在上海时宣传的那些已经有了不同,比如探亲假就不像上海说的那样一年一次,而是当年没有的。

对于这一些我们都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在场部周围的草草木木。学习的闲余,我们就去四处转,感到什么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稀奇。最让我们感到新鲜和稀奇的当然是那高大的铁家伙--康拜因。康拜因(Combine的音译),大型的联合收割机,由苏联援助。现在,它就高耸在我们的眼前,一共两架。我们争先恐后地往康拜因上爬,学着掌控、驾驶,似乎已经在无边的麦浪中行驶了。我们招手,我们欢呼,放飞着内心的渴望,留下到北大荒后第一张照片。

我们又在场部旁的畜牧队(后来的九连)看到了马,哇,这可曾经是我们用笔画过的东西,现在活生生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在上海也看到过马,但那是人家牵到城里来卖马奶的,哪像这眼前的这匹,俊郎,挺拔:腿细细的,脖子粗粗的;腰壮壮的,肚子紧紧的;两耳高耸,鼻孔大张:这是一匹名副其实的骏马!在这样的马面前,留影是不能错过的。郁卫民手执缰绳,站立骏马一旁,英俊潇洒;陈惠亮胆大,一翻身就骑到了马背上,好一个战士。和马亲热够了,就往田边去,向日葵也是我们留影的好道具。

 

三天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分配下连的日子。哦,那时还叫“队”,我和我们学校的盛德显、范荣辉、钱卫江、谢定康五位男同学分到的4队,学校的其他同学有的分到了1队,有的分到了3队、7队。去7队的3名女同学,我们称为“两菜一粥”,因为她们两个姓蔡一个姓周。姓周的女同学和我一个班,我们班这次就来了我们俩。

和我们一起分到4队的有市西、培明中学的两男五女,共12人,队里派“小红车”把我们接了去。“小红车”即胶轮拖拉机,外带一个拖斗,因为胶轮拖拉机是红色的,所以被叫作小红车。小红车专门负责队里的运输,可以经常上场部去师里,所以小红车驾驶员特牛。队里来接我们的是个瘦瘦的十分精干的汉子,他自我介绍说姓沈,是队里的副队长。4队当时有三个队长,沈队长负责机务。

由小红车拉着,颠簸了近一个小时,于一个大拐弯处直下,就看到我们未来的家了。到达队里,队里领导出来迎接我们,其中有一个胖胖的,操着山东口音。经沈队长介绍,才知道这是队里的第一把手,正队长孙元法。这个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是个生产的行家里手,后来团部组建,他被调到团部,当了生产股的副股长,实际主持整个团的生产事务,是团里远近皆知的“孙胖子”。孙队长旁个子高高的是指导员霍正文,还有一个是负责畜牧的队长,姓曹。曹队长是解放战士,当过国民党的排长,所以他在队里不怎么说话,但他有个特点,读报读文件从不嗑巴。

为知青建造的宿舍还没建好,我们几个就被安排与机务排的住在一起。从上海一路带来的毛主席画像由我保管,我就把它挂在了机务排宿舍的正面墙上。
  
不知是否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一到队里孙队长就特别看重我,虽然没有明确,但总是让我负责去做这些人的工作,连抄写12个人名单这样的小事也交给我去做。同时,我也感到了他给予我特殊的“关照”和压力。老天也许要考验我们这些初到北大荒的上海人,到达农场一个月后,便纷纷扬扬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9月的北大荒两头冷,白天温度尚可,地上的积雪在上午下地干活时已经化了,打湿了我们的鞋子,下午我们就以此为借口旷工去了场部。回队后,别人都没事,唯独我被孙队长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其中一句话让我回味了好多天:“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这个“也”字充满了他对我的遗憾,更透露出他对我的希望。

霍指导员也看重我,他在和他所信任的人说到,(林子)是苗子就要好好培养。这话传到我耳朵里,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早早地向组织上交了入党申请书,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我们到队里后不久,兵团的组建工作加紧了步伐,首先把连队的编制调整和落实了。原先的编制是按组队的先后定,所以我们这里是4队;现在是由各连所在的位置来定,我们就由4队变成了8连。以团部为原点,周围分别有9连(畜牧)、10连(后勤)、工程连、修理厂。团部最西边的那个为1连,随后过团部,由西向东,在我们西边离团部十多里处是2连,从我们后面顺时针转一圈分别是4连、5连、6连和7连,转到我们这里便是8连,随后再连接到2连,正好形成一个套圈:团部是把手,1连2连是根绳,我们余下的连队就是那个套。随后通讯地址也明确了,兵团六个师按“建设钢铁边防”的顺序,各用一个字,我们五师取“边”字。五师13个团1个独立营(马场),我们跃进为46团,排在全师第二个团,因此我们是通讯地址就是: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边字502信箱08分队。通讯地址很有军备的味,把我们的心燎得烫烫的。写给远方的亲友,满满的自豪感。队长也不称队长了,叫连长;下设排、班,带队的称排长、班长,和部队完全一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十月,师里要召开会议,各队要派骨干去。我们连除连长孙胖子外,还有一个文革前的老知青,姓隋;新来的知青选上了我。在我们上海知青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多个齐齐哈尔知青,在这三十多个知青里选上了我,足见领导对我的重视。师里的几天会议主要是有关兵团组建的事项,在这期间我们还收听了中央电台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广播,得知刘少奇被以“叛徒、内奸、工贼”莫须有罪名永远开除出了党。也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我身上长出了生平第一次的“革命虫”--虱子。孙连长告诉我一定是小隋传给我的,因为我们都打的是地铺,我就紧挨着小隋睡。这玩艺儿特讨厌,附上你时是悄悄的就来了,而要除去它却不那么容易了。它不怕晒不怕冻,尤其是那虫茧,一点点的,躲在衣服缝里怎么也除不干净。但也怪,等到你要回南方探亲了,它却自然而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其实就是个卫生习惯的问题,我们南方人去了,洗洗涮涮就多了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这些“革命虫”也在我们的洗涮中慢慢的革了命。

  但我们刚去时,这些好习惯是当地人看不惯我们的。记得刚到队里那天,我们到水房去洗衣服,水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如同中国人看外国人那样。他们对我们洗衣服要用那么多的水感到十分的不解,特别是连洗一块手绢也要换好几次水更是愤愤不平--简直就是糟蹋!我们早晚要刷牙,他们也感到奇怪:这嘴里怎么还会冒白泡?下乡时,家里临时给我添了两条卡其裤,因为是新的,穿在身上有两笔直的裤缝,有人就由此推测我家是资本家,很是看不上。反正上海来的学生都有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这种看法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改变,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些让当地人诟病的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当地人,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人的习惯,传播了城市的文明。他们也开始刷牙,也开始认真换洗衣服。每每我们回家探亲时,他们会让我们去买式样新颖的衣物,带北方没有的食品。我们在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在改造着北大荒。知青下乡促进了城乡的交流,促进了南北的融合,这是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北大荒就这样在我们这些南方孩子的面前逐渐袒露出它的真实面目,让我们去喝这口烈酒,去迎接风暴的来临,去为自己的人生打下扎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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