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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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 六十年代的青春记忆

时间:2016-09-20来源:书包网 作者:清秋子 点击:
《我是老三届》是著名作家清秋子新近出版的一部纪实作品,是他关于知青时代的一部独特的回忆录。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 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 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个时代,是我的山楂树
《我是老三届》是著名作家清秋子新近出版的一部纪实作品,是他关于知青时代的一部独特的回忆录。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

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


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个时代,是我的“山楂树时代”。因此我在本书里,只谈谈知青插队时的细节,大多是讲些寻常小事。我想,那些未经过“暴风雨”磨练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再或许,他们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诅咒发誓;而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当然也有花儿。

一、喝生水


下乡前,我是城市孩子,家庭生活还不错,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娇生惯养”,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感觉就非常强烈。

 

首先是,下乡了,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只能喝生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存在水缸里,渴了,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

 

在老乡的观念里,水,就是生着喝的,烧开了喝,等于“脱裤子放屁”。

 

我下乡8年,只要是在农村待着,喝的就是生水。

农村的井水纯净,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以克服的是——无论谁,都共用一个水舀子。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是镀锌板做的,像牛奶锅,带个把儿。也有更简陋的,就是“瓢”,半个葫芦的壳。

一个集体户,如果有10个人,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去想。

在田间集体干活,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两大桶水,一个公家的水舀子。大家歇气时,想喝就喝,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也不能去想。

我们知道,井水再干净,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喝一口水,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这个,也得克服一下。

年轻人易于冲动,向往“革命者生涯”,这很好。但,切?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

二、不洗手

有朋友看到这儿,可能要说了:怎么又诉苦?知青去了农村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又怎么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们。我们当年痛苦,不是因为“被贬了”、“被涮了”,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时候多少是有点“革命豪情”的。那时候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两种文化”冲突得太厉害。

“文革”前的城里学童,都还不是妖魔吧,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比如,要讲礼貌、讲卫生,跟现在差不多。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要“革命”了,还要触及灵魂,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为什么现在的海外留学生,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就是这道理,留学生们舍不得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

不算难受的,更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了。

早上当然要洗脸,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但一天干活很紧张,生产队长一吆喝,心慌慌的,赶紧出工,刷不刷牙不一定,反正早上洗脸时,算是把手给洗了。然后中午、晚上收工回来,又累又饿,还洗什么手,端起碗,拿起大葱、大饼子就吃。

老农民的观念,手上没见到有土,那就是干净。以此类推,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西红柿,用手擦一擦,再用衣服大襟蹭一蹭,见不到有泥土了,就干净了。放心吃吧,农民的真理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晕啊!文化冲突太厉害了。

至于上完厕所后,一般也不洗手。因为,按照前理——你的手碰到屎了吗?碰到屁眼了吗?没有。那还洗什么手?

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那手上、大葱上、生水里,多的是杆菌之类,擦一擦,怎么能擦干净?尤其是,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蛔虫的。

啥叫蛔虫?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肚子里就常会有这玩意儿,粉红的,像蚯蚓,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有时候人拉屎,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句俗语,是说蛔虫聪明,能知晓一个人的心事。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跟人争营养,长了太多蛔虫的人,就不容易强壮。

小哥们儿,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那就要准备好肚里长蛔虫哟!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是回到城里12年后,当时赶紧吃了“肠虫清”,后来就没有了。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我写的这些,你不感到恶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潜在素质了!

三、手抓大粪的壮举

 

说了些蛔虫什么的,怪恶心人的。当然,那时候也并非蛮荒,有治蛔虫的药,俗称“宝塔糖”,是粉红色的、圆锥体的糖块儿,吃了能打虫。价钱也不算贵吧,农村供销社(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就有卖的。

可是,那时候的农民,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没多少人买打虫药,太奢侈了。我们知青,也就入乡随俗,硬挺!怕什么肚里的蛔虫?难道比“变修”更可怕吗?

不过,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糟蹋)东北的老农民,农民也讲究体面,什么屎啊尿的,一般还是敬而远之。只是,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那就决不能打怵,再肮脏的活儿,也得有人去干。

这一节,我就说说大粪。什么是大粪,就是人粪尿。农村的马、牛、羊,拉屎是随地拉的,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吧,都还不太恶心。

可是人粪尿,太臭了,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人粪尿,在农村叫做起来,放一放,发发酵,然后再用。

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在我们生产队(自然村),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香瓜,北京人叫甜瓜,别的地方也有叫金瓜的,是金黄色、带条纹的瓜,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非常甜。生产队种香瓜,不是给社员吃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瓜比粮食卖得贵,来钱也快,卖瓜可以救急,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

种瓜,不是现撒籽儿,而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挖个坑,抓一把“农家肥”垫在坑里,把苗栽进去。

这就得用手抓了。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人粪尿不那么臭了,但不能仔细闻,也不能细想——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谁能这么干?

当年干完这活儿,回去吃饭时,洗没洗手,忘了。估计是洗了,再革命,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我们到底是人。

我是老三届 第2章

四、厕所没门儿

说起“道在屎溺”,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摽上了,摆不脱,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

农村是旱厕,没水冲。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是旱厕,蹲坑下面一溜沟,里面积满了屎尿,掏粪工人定期来掏。

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蹲坑下面是一口深埋的大缸,粪由自家攒起来(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要满了再掏。

这样就有些问题。一下雨,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形成一缸粪水,排泄的时候,粪水很容易溅上来。在农村上厕所,得有技巧,怎么“投弹”能避免粪水溅上屁股蛋,你就琢磨吧。

另外,长期不掏粪,那个味儿,“情到浓时情转薄”,别提了!上厕所,得学会憋气。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可能会好一点。可惜不是。这样的农村厕所,一低头,整个一“酱缸文化”,里面绿头苍蝇乱低温很难有零下40度的,所以“家伙儿”还不至于冻坏。夏天嘛,就难免有苍蝇爬得痒痒啦。

农村厕所,还有一大尴尬——没门儿。我们集体户好说,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男女有别。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一个也没啥,你总得有个门啊,没门,也没有遮挡物。

上老乡家的厕所,你就得小心,要慢行。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她会咳嗽一声,你就得赶紧止步、回头。

如果稍一疏忽,恭喜你,可能就会看到艳照。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一位特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去办事,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走得急了,没注意,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

撞个正着,不说话吧,太尴尬;说话吧,说啥呀?

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硬着头皮向前走。要是往回撤,那就更尴尬了——那不成耍流氓(偷窥)了吗?

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蹲在那儿说了一句:这农村的厕所,没门哈,多不方便。”

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

五、擦屁股用棍儿刮

继续说“道在屎溺”,这一节说说厕纸。厕纸这玩意儿,南方叫“草纸”,北方叫“手纸”。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是“没纸”,一概是无纸化作业。

那时候艰苦朴素,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闻所未闻。

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稿纸、裁开的书页做手纸,这很正常。不过,用之前要揉搓揉搓,避免扎屁股。

在农村,我也坚持用报纸、稿纸擦屁股。有一回,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问他们怎么擦,有农民告诉我:棍儿刮呗。”

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农村遍地都是秫秸(东北话音“树该”),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随手就能找到。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劈开,瓤儿是软的,皮儿是硬的,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一节刮秫秸是废物,也是自然物,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降解极快,很环保。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接受不了。

据我所知,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也是用棍儿刮。古代的棍儿,是竹木做的,叫做“厕筹”,一片一片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到20世纪初才失传,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

我在农村,也算体会过“厕筹”的滋味吧。改革开放之初,进口了日本电影《望乡》,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我当时看了想:这样精致的屁股,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

六、华美的蚤子

上面的话题不能再说了,要转换一下,来一个雅的——张氏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毕竟是南方人,分不清虱子、跳蚤。我估计她原来想写的是“虱子”,一不留神写错了,写成“蚤子”,成了当今小资的经典用语。

这说的都是寄生虫,跟了人类不知有多少万年了。当时在农村,这类近身附体的虫子有三大类——臭虫、跳蚤、虱子。

其中,臭虫最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红。北方很罕见,那时我在南方的旅馆里被咬过,简直恐怖!

跳蚤,狗身上多,我们那时候只是偶尔遇到。有的老乡家的炕上有,我们集体户从来没有。

最常见的,是虱子,白的,小米粒大小,生在贴身衣服的接缝里。

虱子会跑,一个人就是再讲卫生,只要在有虱子的炕上睡一觉,都会染抓虱子,那是很有派头的,在太阳底下,脱光了膀子,在衣缝里低头找,找到了,就抓出来,放在嘴里咬,嘎嘣一声,再吐掉。早年间在延安那时候,虱子叫做“革命虫”。要革命,就别怕生虱子。

生虱子,主要是不卫生。在农村,穷啊,也忙,不常洗衣服、洗被套,就易生虱子。

我在集体户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我姥姥怕我身上的虱子到处乱跑,每次都把我的汗衫放在铝盆里用水煮,确保杀虫。

我姥姥在“文革”期间,也跟着我爸妈被下放,下过两年乡,住在房东的一间房里。老人家冬天洗澡不方便,几个月后,身上奇痒,喝了中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妈脱下姥姥的汗衫看,我的妈!长了一百多只虱子,都成团了!赶忙把衣服拿去烧了,烧得噼啪作响。

我后来回城上了学,回城后第三个月,在大学宿舍里偶然一低头,发现床上掉了一只虱子,赶紧碾死,又把衣服脱下来找,再没找到。此后,就再没染过虱子。

听说现在,就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没有臭虫、跳蚤和虱子了,因为卫生状况大有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是人吃的残留农药太多了,大家体内都带毒,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寄生虫,全部给毒得死翘翘了。

——这也不错吧。

七、抠鞋泥

不怕脏,不怕累,是那时的时代精神。再说一个不怕脏的。

那时候,我们夏天都愿意穿解放鞋,也就是低帮运动鞋,黄色的帆布面,黑色胶底,因为是仿解放军的装备,故而名之。

解放鞋很廉价,也不算好看,但是结实耐穿。穿久了,大脚趾会把鞋尖儿顶出一个窟窿来,找鞋匠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

夏天雨水多,穿布鞋不方便,穿解放鞋就不怕泥泞和浸泡。

但这鞋也有一个弊病,就是不通气,穿完了奇臭。

在农村,人一般四季有三双鞋,夏天就是解放鞋,天天穿,穿坏了拉倒。这样当然不如多几双鞋经穿,但人穷或者节俭惯了,没办法。

晚上干完了活儿,回到集体户,男生一脱鞋,那味儿,打鼻子!用文雅语言说,是“令人窒息”。

解放鞋还有一个弊病,因为它是低帮的,所以容易进土。干一天活用手抠!抠得满手指臭大酱味儿,有时候还忍不住闻闻,再去洗净。

多年以后我读张爱玲散文,才知道她老人家也有闻奇异味道的嗜好,比如爱闻汽油味儿、油漆味儿,我这才释然。

科学啊,就是好。我想,人要是不进化出两只手来,而是进化到偶蹄类,长了一副猪爪,那怎么对付这解放鞋呢?

八、他要住厕所

大概有朋友一看本节的小标题,就拍了桌子:糟了,又拐回来了!

别急,这里我说的是住房,与厕所基本无关。

那时农村的住房,是土坯墙、木头举架、茅草顶。

土坯就是土砖。从低洼地里挖出质量极密实的黑胶泥来,扣在木头模子里,掺进谷草屑子加固,然后阴干。不知你是不是见过扣煤饼的,就和那差不多。

集体户的房子略微先进,是平顶房,房顶用了油毡纸,可保长年不漏雨。

为什么农户都是坡顶的茅草房呢?因为坡顶可以防雨、防晒,还能防暴雪压垮,很科学。而集体户为什么不采用坡顶呢?因为农户的房子,每过几年要换草,因为草时间长了会烂。换房顶草这活儿,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一家换房顶,要八九个好劳动力帮忙,忙乎多半天。上级考虑到集体户的人缘不一定行,到时候没人帮助,就会尴尬,于是采取了不必更新的油毡纸。

那房顶的草,是特殊的草,我们村子附近是没有的,不知从哪儿买来的,叫做“洋草”,又长又有韧性。

老农手巧,一捆一捆的草,从地面扔上房顶,上面几个人一摆布,一层层地就铺好了,相当漂亮。我也给老乡帮过忙,那时候身体棒,负责在地上往房顶扔草,站在马车上,一叉子举起一捆来,有60多斤重,“嘿”一声就扔上去,老农还直夸。

若干年后,我研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我们的老祖宗起码在6000年前,建筑方法就是这样的——泥巴、谷草、木头,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只不过最早的房子是圆形的。那是什么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现在是啥社会?中间跨度6000年,这让我大大震撼了一把。

东北人讲话——啥也别说了。

当然,也还有不同。

我在农村那几年中,我们生产队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有线广播。此外,屋子内墙上糊了报纸,也吊了顶(用秫秸搭天棚架),吊顶也是糊报纸。

电灯、广播喇叭、报纸,这就是当时“现代化”的印记。别的,满眼是黄泥、谷草、秫秸、木头,全天然,几近原始社会。

农家的前面和后面,有小院,是自留地,用秫秸扎成篱笆。白天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就只能见到“篱笆、女人和狗”。

汉字的“家”,是房架下面有猪。远古时候,猪是养在半地下一层的,所以“家”下面的“豕”就是猪。到我下乡那时候,时代早就进步了,猪圈移到了房子前边,在小院的角落里。猪圈,那也是气味最浓厚的地方。

猪兄弟,几乎就生活在粪坑里。我起过猪圈的猪粪,那味儿,绝对能把人熏死。至于远古时候猪在地板下睡觉,上面怎么能受得了?不知道。

为什么骂人要骂人家是猪,我看了猪圈的情况之后,也才明白了。

这样的住房条件,小喇叭里就是把“形势无限好”唱上100遍,农民好的,人人都梦想进城。有一个年轻农民说:你就把城里的公共厕所让我住,我也干。收拾收拾,那多好!”

那时农村把厕所叫“茅房”或“茅坑”,上厕所叫“蹲茅房”。厕所,是城里的建筑,标志着现代生活。

“住厕所”,是当时那位青年农民的世纪梦想。

我是老三届 第3章

 

九、上炕,上炕

东北的农民,没有床的概念,睡觉的那地方,叫火炕。

火炕是个好东西,知青真心喜欢的农村东西不多,火炕是其中之一。

现在有些南方的作家,没有关于火炕的概念,经常把“火炕”写成“火坑”,于是东北、华北的农民,在他们笔下就都生活在火坑中了。

什么是火炕?我要给南方人和城市青年解释一下了,就是土砖砌成的床,里面有烟道。北方农家,正门进去是厨房,两边是卧房。锅台就在正门里面,做饭烧柴的烟,就从火炕里的烟道钻出去,烟囱在房山一侧。

火炕内部的烟道,是回形的,烟雾在里面慢慢巡游,然后冒出去,这样即使烟囱不高过房顶,也不会有火星冒出来把茅草屋顶点燃,防火效果很好。

关键还在于,烟雾在炕底下一游走,炕面就非常温暖。这就是老农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办法。

在火炕上睡一宿,跟在床上睡一宿的效果太不一样了。那是舒筋活血、五体通泰,用老农的话说,是“太解乏了”呀。

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劳动强度是超级的大,估计比西周那会儿还累,要是没有火炕来解乏,第二天根本恢复不了体力。

夏天火炕也是热的,但做完饭后很快就会降温,不会影响睡觉。冬天,农民有另外的办法保持温度。

火炕的温度,要想一晚上都不下降,灶坑里就要一晚上都有火。粗粗一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浪费柴禾了;但农民有办法,他们把无用的高粱糠皮、谷子糠皮做燃料,塞到灶坑里,不让它有明火,阴燃一晚上,这样火炕整宿就都是暖暖和和的了。

炕面,就是泥抹的,上面铺一领炕席,席子是秫秸编的。晚上睡觉,穷人家的炕上就什么也不铺,人呢,裸睡,盖上大被就行。睡一晚上,后脊梁上都是席子的花纹印。

为什么要裸睡?

唉,省衣服!那时候,农民太穷。

卧室里,火炕的位置在南窗下(农家只有朝南的窗),紧挨着厨房这一头叫“炕头”,靠着山墙的那头,叫“炕梢”。

炕头,是一家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给老年人睡,因为这一块儿最暖和。

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这种享受。数九寒天,有什么比“热炕头”更具诱惑力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关系亲密的,主人就要热情招呼:上炕!上炕!”

上炕,那就得脱了鞋,盘腿而坐。

炕上有桌子,矮矮的,叫“炕桌”。比较郑重的吃饭,是要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吃的。要是一般的吃,就蹲在厨房门口了。当然,农家的厨——那种亲密,那种满足感,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人,如果仔细看本山大叔的小品,也许能体会出一点儿味道来。

在新时代里,有时候我也想:如今流行的词汇把莋爱叫“上床”,如今的老乡,总不能把莋爱叫“上炕”吧?

十、炕上的伦理

关于火炕,还得说一点儿。火炕是东北农民家里的主要设施,有炕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住处。

农家的卧室叫“里屋”。炕,三面紧挨着里屋的墙,还有一面朝着空地。

一般的农家,在炕梢都有一排炕柜,柜子上放着几床叠成长条的大被,那就是“被垛子”。被多、被新、被垛子高,就是富裕的标志。

东北农家大被的被面,全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是俗不可耐的大红底色,加上大朵的带叶牡丹花。最近出版的大陆版张爱玲《小团圆》,不知怎么的,就用了这种图案作装饰。还有畅销书《黑道风云20年》的封面,也是东北大花被面。

大红大绿,喜庆,这就是东北农民的审美观。没办法。一年中有8个月没绿叶,推门看天地,不是土黄就是黑褐,老爷们儿全是一身黑棉袄,太缺乏色彩了。

下面讲讲,这样的大炕怎么睡?

人躺下,头朝北,也就是朝着与窗户相反的方向。炕面的边沿,有一条扁扁的木头,叫炕沿。东北老农开玩笑,说谁的岁数小,就说:你还没有炕沿高呢!”说的就是炕沿离地面的高度。

一大家子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在我们那儿的家庭伦理中,只要是三代以内血亲,无论长幼,男女睡一个炕上没问题,不用忌讳,但原则上儿子娶了新媳妇,是要分屋另过的。

有极少数人家,人口奇多,屋子不够,加盖也盖不起,于是就有搭建“对面炕”的,也就是在北墙那边也搭一个炕,以缓解人口压力。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一家子大小,男男女女,临睡时宽衣解带总不大方便吧?尤其是,老爷们儿和小男孩全都裸睡。后来我想,可能是到了睡觉时就“拉灯”,或者长幼辈错开一点儿时间睡下。总之人家会有办法,不至于尴尬。

前面提到过老农喜欢裸睡,裸睡为什么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服(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所以男人一定要裸睡。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很热,睡到后半夜,容易掀开被子,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而且,夫妻之间干点儿“坏事儿”,也没办法与小孩子完全隔绝开,导致农村小孩从小就什么都知道。

我在写本书的时候,我的小弟就对我说,他当年随家下放到农村时才六七岁,邻居的小孩儿就告诉过他,男女做“那事”的具体姿势是什么样的。农家孩子还拉着他去自家窗下,偷看他们父母如何行房事,这算是睡大炕的负面效应吧。

农村也有个别作风不好的女人,老农在背后骂她们,说她们是“卖大炕的”,估计这是旧社会农民对妓女的称呼。

呵呵,炕上的伦理,细想想,还挺惊心动魄的啊。

十一、中西合璧的墙上装饰

应该承认,我那时虽然插队8年,但思想深处始终没改造好。在我心目中,农民的家,那根本就不叫个家,叫“家徒四壁”还差不多。有时想想,幸亏自己没出生在农村,不然这土坯房、泥巴炕头、泥巴地、糊满发黄报纸的墙壁,不就成了我的家了。

这哪有一点儿家的温馨?哪有一点儿人的尊严?

我不成了原始部落的人了!

离开农村后,有时候回想起来,观念就有点变化。想想农民虽穷,但农家还是挺有味道的。穷人,实际上也在苦心经营着一点儿温馨气息。可怜是可怜,但嘲笑不得。

农家虽然是家徒四壁,可墙上还是有风景的。那时候的墙纸不去说了,就是废报纸。在老农的观念中,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是拿来糊墙的东西。当时的报纸,既没有信息,也不能提供娱乐,全是脱离现实的口号。

农家的墙,最多5年就得重新糊一遍,不然报纸就黄得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脱落、损毁,看上去更加寒酸。

新糊的墙壁,报纸雪白,尤其是晚上电灯一亮,还真是有一股富贵气。

这对农民来说,不容易了。农民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人家是订得起报纸的,这些废报纸,都是花钱买来的。花的钱虽然不多,那也是血汗。

我见到的新糊的墙,不多,一般是集体场所和新婚家庭才有。

农家的墙上,也有装饰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年画,20世纪70年代那阵儿,传统年画完全绝迹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观音送子”、“南山寿星”全没有了,全都换成了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

我下乡那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于是就流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宣传画,画面上是威武的军人与民兵。

那些年,样板戏刚刚开始普及,流行着一幅《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李铁梅高举红灯,下面是一个女红卫兵高举语录本,意思是要继承先辈。

此外,还有一种挂屏式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从上到下,四张一幅,一共四幅,大致可以把剧情介绍明白。

这些宣传画,与农民的实际、与农民的渴望相距十万八千里,严格说,贴在家里是不伦不类的。可是,毕竟这是色彩鲜艳的印刷品,贴上墙,就能驱散一点儿寒酸气。画上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那时稍有财力的农家,春节前都要贴上几张新画,想要增添“财产性收入”太困难,就贴几张画吧,好在画上的人物衣着光鲜。画饼,也能充饥。

贴年画,是千年的老传统了,“革命”年代里取消了年画,你总得女性,胸脯是鼓鼓的。这——“鼓鼓的”,就能给少男们以遐想。

望梅止渴吧!

另一类墙上装饰物,是老照片。农家的老照片,都不放在相册里,而是密密麻麻镶嵌在一个或几个大镜框里,就像开展览会。家里来了客人,这几个大镜框,是很能抓人眼球的。

那时的照片,很少有生活照,谁家能富得买个照相机啊?一般都是去照相馆照全家福。

全家福,就是老农理想的底线。

农村的老太太,要是儿女有出息的,进城当了工人、做了干部,那就会向客人热情介绍:这是大小子、二小子,这是大丫、二丫……”不无得意。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乡俗,直到几年前看到欧洲旧时的市民家庭照片,才知道,原来这“照片上墙”的习俗,是从欧洲城里人那儿传过来的。

敢情放在100多年前,这还是国际上很时髦的风俗呢。

我是老三届 第4章

 

十二、人与猪共同的厨房农家一进门的这个厨房,其实是人与猪共同的厨房,可见猪在农家的地位之高。

猪之所以尊贵,原因是那一身膘。农家基本上没有可以立刻变现的财产,平时到集上去卖两个鸡蛋,那收入太可怜了,只有养肥了一头猪,杀了卖猪肉最解渴,所以猪尊贵。

农家那时候也没有专门养猪的饲料,无非是采一些猪草(人不能下咽的野菜),再掺和一点儿高粱糠之类,隔天给猪熬一锅新鲜猪食。那猪食的味道,也是令人窒息,一掀锅盖,人必须屏住呼吸一分钟,才喘得上一口气来。

——又酸又臭!

我前面说过,农家是中间一个厨房(外屋),东西两个卧室(里屋),卧室有火炕。这就是说,外屋有两个锅台。

因为直径太大,所以锅盖是两半的,要不然,农村妇女还真没力气能掀起这特大锅盖来。

锅台下面是灶坑,洞口朝北,凹进地下去。做饭用的柴禾,就是玉米秸秆。玉米秸秆在农村没有任何用处,只配拿来烧火。做饭时,先把柴禾塞满一灶坑,再拿干玉米叶子之类的做引火物,划着了“洋火”点燃,一会儿玉米秸秆就“轰轰轰”地燃起来了。

做饭的过程中,要注意火不要灭了,秸秆烧掉一段,就往灶坑里塞进去一点儿,烧完了一捆,就再塞进去一捆。

农家的烟道系统,搞得很科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有自然的风力,火烧得很旺,烟也走得很顺畅。但是在冬天极特殊的气候下,从烟囱里倒灌风,这叫“戗风”,那农妇就倒了霉了,两眼被熏得像核桃。

农家的柴禾垛,都堆放在房山头一侧,平时在厨房里也储备一些,以防突然下雨。柴禾就怕雨淋,淋湿了不好烧,一烧满厨房烟雾,两眼又该像核桃了。

厨房里必备的,还有一个水缸。每隔一两天,就要挑两担水回来,把水缸灌满。大约两个月时间,要淘一下缸,把缸底的泥沙清洗干净。

剩下,厨房的财产就没什么了:一个破木柜,装几个破碗碟。做饭的调料很简单,除了结晶体巨大的粗盐,别的可以说没有。什么酱油、醋、味精、香油、花椒、大料,都是城里人的奢侈品。

农家的食用油怎么办呢,总不成去买吧?如果买来吃,那吃油就把一个家能吃败了。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居民每人每个月才4两左右食用油,全靠买肥肉熬猪油才能挺住。

农民吃油有农民的办法。那时每个生产大队(行政村)都有一个油坊,用人工榨油。生产队(自然村)每年都会种植一些大豆(黄豆),分给社员。到时候,农家给油坊送去黄豆,从油坊换回一些豆油来吃,数量不是很多,点缀点缀吧。农民一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油的情况,毫不足奇。

厨房里常年烟熏火燎,给我的印象,就是个黑。

这就是农村妇女终其一生要待的地方。那个年头,激进的人指责妇女没出息,常说“就知道围着锅台转”。可是,人总是要吃饭的呀,没有“围着锅台转”的人,饭从何来?

人民公社大食堂,从理论上说,是美妙无比,把农妇都从锅台边解放了出去。结果如何?

几年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连吃饭权都没有了。

我知道,农村的姑娘,也爱美,也渴望幸福。不过,烟熏火燎的外屋地,就是她们的归宿,一直到被岁月熬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十三、最难舍农家小院

 

我不瞒大家,在农村的时候,我一心一意就想回城,什么“扎根农村”,上边让表态,不得不表。

可是,一旦回到城里,就发现,再也接不了地气了,好几十年也没住过一楼的房子。曾经有一次有买一楼房子的机会,也让我给错过了。

想想在农村,拿小板凳坐在小院里的情景,真是难舍。

在农村8年,我恨农村、咒农村,可是到了最后两年,渐渐地喜欢上了农家小院。中国人,还是有传统的心理积淀,假如没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没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就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农民那时候有自留地,面积很小,按人头摊,每家都有几分地,大概也就一二百平米的样子,就在宅基地的前后。用秫秸篱笆一围,就是农家小院。

这个院子,是农民私有的,随便你种什么,没人管。多数是前院种夏秋季蔬菜,后院种土豆、玉米。

农村冬季的蔬菜,一共三大类,土豆、白菜、大萝卜,这是生产队种的,到时候分给社员(不白给,要扣工分),分了就储藏在地下菜窖里,一吃一个冬天。自留地的菜,主要是解决夏秋季的食用。

农家小院里,夏天种的是黄瓜、茄子、西红柿、尖辣椒、倭瓜(南瓜)、西葫芦、胡萝卜、豆角、大葱、生菜。夏季里,满园绿色,煞是可爱。

尤其有味道的是黄瓜架。黄瓜架是用高粱秸秆搭成的,上面藤须缠绕,新鲜黄瓜顶花带刺,摘下来后放到水桶里,下到井水里面去“拔”一下,再捞起来吃,那真是嘎嘣脆,口水直流啊。

小院的边界,有用高粱秸秆编成的篱笆,老农叫做“障子”。房前留下一小块供活动用的空地,每天放工回来,要从门前的小院通过。看看两边绿油油的“时蔬”,心里很敞亮。

前面讲了,小院里的设施,有猪圈、有茅房,此外还有柴禾垛,堆在房山头。一年的柴禾都在这儿,高及屋顶。

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一口大酱缸。柏杨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叫“酱缸文化”,没见过酱缸的人,不能体会他的真意。

农家从来不买食品厂生产的酱,全是各家自己做,程序较为复杂,是把大豆磨碎了,捣烂、发酵。酱缸就摆在屋檐下,上面有一个秫秸编的防雨盖子,样子有点像斗笠,叫“酱帽子”。老农老是叮嘱我们说:酱缸不能被雨淋,一淋雨,酱就要变质,成了臭酱,吃不得了。

各家的酱,各有风味,没有两家的味道是一样的。人人都习惯了自家的酱味,老妈做的酱,那就是香!

小院的风景,也体现在屋檐下,挂了一串串的大蒜辫子、干辣椒、玉米棒子(留种用的),极为祥和。

农家的窗户,不是对开的,而是分上下两扇,下面是死的,上面是我那时候读《陆游诗选》,发现一句“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呵呵,太亲切啦。

这,就是农家小院的情境。

十四、房山头

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经好几次出现了“房山头”这个概念。不是东北老农,还真不好理解这是什么方位。

这么说吧,东北的农家,房子都是朝南的,朝南是为了采光好,暖和。东北的冬天死冷死冷的,要是房子朝北开窗户开门,那要把人冻死。农家的房子,东西两堵外墙,就叫山墙,山墙外头的那片地方,就叫房山头。

房山头的设施,我也说过了,前面是烟囱,后面是厕所,还有巨大的柴禾垛。另外还有什么呢?

农村人,即便再穷,也得有个杂物间。有的人家是把厨房和卧室的空闲地方做杂物间,放置锄头、镐头、镰刀、箩筐、种子篓等农具,还有秋后存放够吃一年的粮食。也有的人家,是在一侧的房山头修建一座小屋,专门做储物间,这小屋,叫做“偏厦子”。

房山头的地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功用,年轻读者可能想不到。农村是没有上下水设施的,上水好说,到井沿去挑水;那么下水呢,总不能把淘米洗菜、洗洗涮涮的脏水,都端到后院厕所去倒掉吧?那个大粪缸,容不下太多的水。

房前倒是有一小片空地,但这是要经常走动的地方,不宜泼水。于是,房山头就成了农家的下水道。洗完菜、淘完米、洗完脸,端着一盆脏水走两步,“哗”一声都泼在房山头。夏天好办,水一下就渗进土里去了;到冬天,泼出的水,一到地面很快就冻上了,层层累加,积累一个冬天就很可观了。

那时候农民冬季起夜,光着身子披个大棉袄,一出门就冻得哆哆嗦嗦。要是没月亮,黑灯瞎火的还真不方便进厕所,弄不好一脚踩偏了,扎进粪坑,那就成了全屯子的笑话了。于是,一般的走到房山头就解决了。

老娘们没啥问题,蹲那儿“嘘嘘”一下就完事。伸手不见五指的,想要偷窥都看不见。老爷们儿的问题则带有方向性,于是大人就总教训小男孩:别往山墙上滋尿啊,看我擂你!”

为什么不许往山墙上滋尿?总滋总滋的,岂不是要把土墙冲出个大洞来?

在冬天,无论走到谁家的房山头,总有那么一块地方,是一层一层的冰,色彩很丰富,白的、黄的、清澈的、浑浊的,这就是日子积累的印记。偶尔在角落里,还有小小的、冻硬了的“巴巴橛子”,这都是小崽子们干的事。

有人也许要问,这房山头,岂不是气味很复杂?

不会。冬天里没问题,天气嘎嘣冷,什么怪味儿都没有。夏天是有一点儿味道,比如柴禾叶子腐烂的味道、泼出的脏水暧昧的味道,不过,我们的大自然有超强的自净功能,风一吹、雨一淋、日一晒,味道样的事儿。

——农民里也有流氓,但不至于这么下作。

还有就是,我想:夏天干活太他妈的累,冬天晚上又死冷,谁有闲心在那儿守着窥伺,发神经了吧?

我是老三届 第5章

 

十五、猪肉粉条可劲儿造


说完了农民的住,下面就来说那时农民的吃。

“猪肉粉条”好理解,什么叫“可劲儿造”?就是放开肚皮吃。这是东北土话,随着本山大叔的小品,也基本普及到全中国了。

一个字:爽!

我就没见过比东北农民更能吃的人。

我在这儿把他们的主要食物介绍一下,好多人,包括很有“革命”意识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粮食。

首先,东北老农从来不吃窝窝头。玉米面固然是主食之一,但他们的做法跟窝窝头完全两样。窝窝头是城里人的食品,农民很有点鄙视,农村吃的是玉米面大饼子。

这个大饼子,跟我们熟知的烙饼、草帽饼、老婆饼完全不同。它的做法,是把玉米面和的比较稀软,等锅里的水烧开后,抓一把面团,往水面上的锅沿用力一摔,面团立刻粘在锅边上,形成枣核形,像个两头尖尖的大面包。

这叫“摔大饼子”,一个一个地摔上去,排满一圈。然后盖上锅盖,一顿猛烧,不大工夫就好了。用小铲子把大饼子铲下来,饼子底下就有一层“嘎巴”锅巴)。

这大饼子,金黄喷香,一个差不多有4两,农民一顿能吃三四个。

在农民的心目中,窝窝头那算什么,才拳头大,里边还是空心的,吃10个也只能半饱。

第二,东北农村弄不着大米,整个东北,能种水田的,也就两三个地方。大米,只是一个概念。

老农最喜欢吃的粮食,是高粱米。过去东北的城里人,大都吃过高粱米,红红的,嚼着很费劲,还有一股辣舌头味儿。这么难吃的米,怎么会对老农的胃口?

我告诉你,那是城里卖的红高粱米。在农民的概念中,那是马料,不是人吃的。农村吃的都是当年新打下的白高粱米,那和红高粱根本是两种东西,焖出饭来,松软喷香。那时有一位诗人写过一句诗,说农村“锅盖一掀,十里饭香”。没在农村闻过高粱米饭起锅的人,根本就不能体会这句诗的妙处。

东北的老农,端起满满一大海碗高粱米饭,蹲在外屋门口,一口气能造下一两碗。这一碗饭,大概就快有一斤了。

农民的主食还有一种,是“苞米碴子”,也就是碎玉米,煮成稀饭(大碴子粥),比大饼子还要受欢迎。为何呢?因为经饿。

每个生产队,也有一小块地种麦子,给大家分一点麦子,自己拿到磨坊去磨,这是春节包饺子用的。吃饺子,大概也就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三天吧。余下的日子,见不着白面。

农民最不待见的,是小米,因为太不经饿。吃上几碗小米饭,下地头。蒸好后,一排排的,放着可爱的油光。农妇们把它们放在秫秸盖帘上,拿到偏厦子里去冻好。

整个正月,想吃就拿点儿出来溜一溜(蒸一下)。这样,起码在正月里,还有个丰衣足食的感觉。

黏豆包,我本人不大感冒,觉得它味道有点儿酸,还粘牙。不过农民非常在乎,因为它特别经饿。据说过去老农给地主“扛大活”打(工),一到夏天锄地时,劳动时间长,地主就给长工们吃黏豆包。你看看,奢侈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儿,读者要问了:这东北老农怎么这么能吃?

不能吃能行吗?肚里没油水啊。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肉,我印象中,能吃上三顿就很不错了。平时吃的食用油,也是用生产队分的大豆,去油坊换点儿豆油。那一瓶子油,照着一年吃吧,家里不来客人,碗里油花也别想见到一个。

肚里没油,就特别能吃粮食,一顿一斤两斤饭,那不是偶尔的,而是常年如此。

那年月,谁能吃,谁光荣,证明特别能干活儿。至于城里人的那饭量,老农笑了:那是吃猫食呢!”

“猪肉粉条可劲儿造”,现在都成了流行语了。而在那个年代,能可劲儿造猪肉粉条的机会,只有两种,或是碰到殷实人家结婚办席,或是大队干部开会。

在20世纪70年代,“猪肉粉条可劲儿造”,也是农民的世纪理想之一。

十六、咱家的杀猪菜

前面说的是主食。其实,老天待东北的农民不薄,黑土地上当年打下的新粮,是人间至美的米、面,没下过乡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新粮是什么滋味。

那是枉做一回人!

说到东北老农平常吃的菜,可是太惨了一点儿。最近一些年,东北菜馆推出了一道名菜,叫“乱炖”,就是肉、豆角、土豆、茄子什么的,搁在一锅里煮。

我们那时候,没听说这个菜名。东北的老农做菜,也是这么炖,他们叫“熬菜”。“熬”,要念成“挠”,发音是一声。

那时候熬菜,是菜园子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不见肉星星。我看网上有朋友说,他们那儿过去小媳妇做饭,用不起油,拿肥肉片子抹锅底。我当年在农村没做过饭,也没注意过农妇做饭,估计各地都是差不再苦,那也是青春啊。

记得夏天锄地,又累又热,中午收工回到集体户里,就在院子里吃。轮值做饭的女生把饭端出来,玉米面大饼子、蘸酱菜,还有一样是高粱米水饭。

这水饭的做法,是把煮熟的高粱米饭,用新打出来的井水泡好,相当于南方人的泡饭。

我们这群狼,撂下锄头,擦一把脸,端起碗就吃。啃一口大饼子,咬一口大葱蘸酱,呼噜呼噜喝一口高粱米水饭。

金黄的大饼子,香!拔凉拔凉的水饭,解渴!还有自家做的大酱,菜园子里刚拔出来的大葱、生菜,刚摘下来的黄瓜、小辣椒,解馋!

在东北老农的概念里,不猛造,不狼吞虎咽,那还叫吃饭吗?

我在前面忘了说,家家户户除了水缸、酱缸之外,还有一口酸菜缸。酸菜,我就不用介绍了,南北的爷们儿都知道。

这酸菜,单吃是没法儿下咽的,要和五花肉、宽粉条一起炖,才是绝配。

这种搭配,就是东北农家著名的“杀猪菜”。

怎么叫个“杀猪菜”?

——不杀猪,哪里来的猪肉吃?

虽然农村家家都养猪,但不等于家家都能吃上自己养的猪。那时养猪,都卖给公家的收购站,图的是多换两个钱。农村啥也不缺,就是缺现钱。

那农村人“胃亏肉”怎么办?生产队一年要杀一次猪,在年跟前杀,杀了大家分,每家分多少,年终算账时扣钱。各家各户,嘴馋的就多要点儿,节俭的就少要点儿。

我在集体户参加过一回杀猪。那是我们集体户养的猪,大伙一合计,不给国家了,自己吃。并且按照乡俗,全屯老乡谁想要,来分点儿就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记账。

杀猪是技术活儿,要请队里有经验的能手来操刀。先把猪哄出圈来,几个小伙子上去推倒、按住,用绳子把四蹄捆住。那猪哥傻是傻,这关头也知道死期将至,叫得全屯子都能听到。

操刀手运一运气,一刀刺断颈动脉!

血喷出来,有人赶紧拿脸盆接。猪哥的叫声渐弱,不大一会儿就蹬腿儿了。

这时候,杀猪人在猪的一条后腿切个口子,把嘴凑上去,憋足了气儿吹,一会儿就把猪吹圆了。这时锅台开水已烧好,倒进大盆里,把这气球似的猪浑身烫一遍,然后刮毛。

不一会儿,猪哥就变成“浪里白条”了。然后再开膛,掏出下水来,把大肠洗净。女生赶紧上来,把先前接的一盆子猪血,灌进肠子里。这就是著名的“猪血肠”。

没杀过猪的不知道,这开膛后的臭味,能把人熏个跟头。

之后,就是把猪大卸八块,这跟咱们在菜市场看到的猪肉就差不多啦。

杀猪讲究的是当场就做杀猪菜。新杀的猪,猪肉奇香无比,可是参与杀猪的,都吃不下,因为刚才开膛的怪味熏倒了胃口。

杀猪菜,熬上一大锅,勉勉强强能吃三顿。

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别的都瞎扯,杀猪,才是最大的狂欢节。

十七、青黄不接时咋整

咱们全国,大概有10亿多人没在东北常年生活过,对东北的四季不可能有概念。在东北,有整整半年是冬季,从头年的10月初起,到下年的3月底止。再加上寸草不长的4月和遍地枯黄的8月、9月,一共是9个月,地里不见绿色。

漫长冬季的吃菜问题,就靠菜窖里储存的菜来维持。菜窖就是“深挖洞”,在房后挖一个巨大的坑,上面搭上几根木头,铺上秫秸捆,覆上土,顶上留一个小门,人可以下去。

秋季把土豆、白菜、大萝卜放进去,到来年春天,还是新鲜的。

可是,人们在吃的问题上总是超计划。那年头,就是“短缺经济”,啥都不够。

年年到阳历5月份,菜窖早就空了,菜园子的菜还没长起来。没菜,也不能干啃大饼子啊,农家有农家的办法。

就是吃咸菜疙瘩。

这咸菜疙瘩,学名“苤蓝”,东北老农把它叫做“撇列”,是一种植物球茎,像个圆萝卜,专门腌咸菜用的。腌好后的撇列,是酱油色的,极咸。吃的时候,切成细条儿,如果有油炒那就更好了,非常下饭。

有时候五黄六月的,也会没菜吃。我们集体户的女生,就会去野地里采些“小根蒜”、“苦苦菜”和“线菜”来吃。

这就是野菜了。小根蒜,跟南方卖的青蒜有点像,很好吃,但土腥味很重。苦苦菜,叶子很脆,但有点儿苦,不好吃。线菜,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口感极好。这几种野菜,都只能凉拌。

吃野菜,只是偶一为之,不可能常年吃,否则就成旧社会了。

春天到来时,村头的榆树上有“榆树钱”,是榆树的种子,也能吃。小小的翠绿圆片,一簇簇的,味道很甜。吃榆树钱,是小孩子的勾当,大人不吃。不过,据说在饥荒年代,榆树钱也是救命的食品。

其他还有篱笆下的野浆果,比如“姑娘儿”、“老鸹眼”,都是孩子们解馋的玩意儿。

吃野菜,不算什么,偶然尝尝还挺新鲜。只是吃“苦苦菜”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别扭,一吃,就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小说《苦菜花》。

那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是说“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资深的老农很反对这个说法)。我们集体户,还真是吃过一回糠。

糠,是粮食籽粒的外皮,是猪的食物。

我们那一年夏天,不知怎么的断了顿,粮囤里虽有存粮,但一时磨不出来。轮值做饭的女生没办法,就把生产队喂猪的糠皮拿来,掺和了一点儿玉米面,做成窝窝头。

我们吃了,略酸,还有一股酒糟味儿。猪哥啊,原来你的命这么苦!

还好,一生中我就吃过两顿糠。

我是老三届 第6章

 

十八、贵人的与平民的美食

女歌唱家马玉涛唱过一首著名的歌儿,里面有一句歌词:桂花生在桂石崖(哎),桂花儿要等贵人来。”这歌儿我听了几十年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关于“贵人”的概念,忽然觉得不对。

问题恐怕就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的。

过去的老百姓纯朴,把“公家人”看成是“贵人”,尊敬有加。当老百姓有了这个概念、而公家人又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后,所有的问题都从这儿产生了。

那年头在农村,贵人与老百姓,从外表上看差别不大,实质上有天壤之别。

我们先来说几样老百姓的美食。

也许有人要说了,连肉都吃不上,还谈何美食?

我就不这么认为,我平生感觉最香的食物,偏偏就不是肉。甚至连吃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在什么前提下吃,要是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时间又超级长,饿得前胸贴后背,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你再吃饭,才会知道啥叫美食。

老百姓的美食,都来自黑土地。

第一种叫做“锅出溜”。具体的做法是,掰下还没成熟的青苞米,用擦子把籽粒擦成浆糊状,等锅烧热后,用猪肉皮抹锅底,然后把玉米浆糊倒一勺子到锅里,浆糊就会往下滑。这“滑”,东北话就叫“出溜”。等到稍有锅巴,立即起锅,这样烙出来的玉米饼,有新鲜玉米的清香味儿,甜美无比。

第二种是蒸土豆丝。土豆去皮儿,切成细丝,用凉水泡一泡(防止发黄),然后装进大海碗里,上面淋一点油,撒一点盐,放到锅里蒸熟,其味妙不可言。

第三种是烤玉米。玉米收割前半个月,玉米粒的软硬度正好,拣玉米粒又大又黄的,掰下来用炭火烤。我们那儿的农村不烧木柴,没有炭火,把苞米放到柴禾灰里烤也可以。要烤到玉米粒焦黄,像爆米花那样炸开,这才是上等的烤苞米。

第四种是烧毛豆。毛豆就是大田里还没收割的大豆,叶子和豆荚都已经枯了,如果不戴手套去拔,会很扎手。拔下几把,就在地上把豆梗点燃,等火燃尽,在灰里扒出烧得黑黑的大豆,这就是烧毛豆。其香味,一点儿不亚于炒豆。

我说的这几样,都是绝的,农民也不常吃。

平常不杀猪、不过年的日子,农家的好菜,一个是煎鸡蛋饼,一个是豆腐。

大豆腐,是农家的好菜,冬季每个生产队都开豆腐坊,社员拿黄豆来换豆腐。东北的大豆腐味道香,结结实实的。做豆腐的具体工序是:一个葱花鸡蛋饼,或者炒一个豆腐,主食是白白的高粱米饭。老乡认为玉米面大饼子上不了台面,是绝对不给下乡干部吃的。

那时干群关系还行,我们每次都要谦让:别做好的了,有啥吃啥吧。”老乡们也很客气:没啥好菜,将就吃吧。”

这样一顿饭,公社干部要给老乡四两粮票、一毛钱。

大队干部的伙食就不同了。大队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他们经常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开会。一开会,就改善生活,吃烙饼,真正白面的、用豆油烙的,“可劲儿造”。

给大队做饭的,是从附近生产队临时叫来的家庭妇女,一般都是干部的三亲六故。给会议做饭,能挣工分不说,也能跟着解馋。

这烙饼,现在无论南北,哪个大超市或菜市场都有卖的,平平常常。可是那年头,想想,贵人也不过就吃这个吧。

大队干部的白面、豆油,是从哪里搞来的?我那时不太注意这问题。总之,乡村干部的脑筋灵得很,从各生产队搞点儿白面、豆油来,是小事一桩。

我当时感觉,好像隔三差五的,大队就要通知开会。

十九、缅裆裤与彩色头巾

有很长一个时期,宣传画上的中国人民形象,就只有三位——工、农、兵,偶尔也有第四位,是穿中山装的干部。

在这种画面中,农民兄弟往往被塑造成农村小媳妇儿,一条白毛巾扎在头顶上,穿一身红色小夹袄,袖子挽起,抱一捆麦子或谷子,紧紧跟在工人老大哥身边。

这究竟是啥地方的农民装束,我至今不能确认,也许是河北白洋淀那一带的吧?我们那儿的农民,可不是这样。

先说说老爷们儿的衣服。老少爷们,从小崽子到耄耋老头儿,全是黑棉布衣裳。上身是对襟唐装,腰上还要扎一条麻绳。极少数资深老农,喜欢穿带大襟的衣服,也就是前面是一大块,纽襻在左腰处。

裤子是著名的“缅裆裤”,裤腿儿较窄,裤裆奇大,裤腰超级宽大、超级高。裤腰若提起来,差不多快到胸口了。

这身装束,堪称土老帽,不要说外国人笑掉牙,城里人见了也笑掉牙,可是它实惠。死冷寒天的,在野地里干活儿,浑身严严实实。

我们知青倒是时髦,穿的是现代衣服,可是前面的对襟不严实,风能吹进;上身和裤子之间有缝隙,风能吹进;裤脚宽松,风也能吹进,冻得哆哆嗦嗦。即使如此,我们也坚决不被农民同化。我没见过一个知青肯穿老农服装的。

在现在读者的想象中,那时农民大概都是衣衫褴褛的。

错!那时的农民,每年都要做一身新衣服,我们知青倒不可能有这么奢侈。

每年入冬之前,家家的老娘们儿就开始扯布、弹棉花,给家里老爷们儿做一身崭新的黑棉衣。农民穷啊,那缅裆裤又费布,他们这身棉袄,到了春夏,换不下来,只能把棉花抽掉,改成单衣。这一身从年头穿到年尾,在地里摸爬滚打,第二年就没法儿穿了,所以第二年还得做新的。假如农民钱多,多做几件衣服换着穿,就不可能这么费衣服。

那时候的男性农民,冬天连件汗衫都舍不得穿,光着膀子穿棉袄,晚上就裸睡。

至于农村的大姑娘,衣服就要绚丽多了,一年四季都是花布衫。

冬天她们也穿黑夹袄,但外边是一定要有罩衫的,全是各色小碎花布的。什么样的花色,配什么气质的女孩,有一番讲究,比城里的女孩子还花。

这算是“革命”年代里唯一的亮色。

那年头的集镇上,不光是“蓝蚂蚁”、“黑蚂蚁”,还有一群群的“花蝴蝶”,给人印象至深。

资深的老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习惯,喜欢戴毡帽,颜色是褐色的,略有一点儿红。毡帽的形状不好形容,大概就像窝窝头吧。青年农民不戴这个,一律戴仿军帽,以示时尚。

到了冬天,老爷们儿都戴狗皮帽子。为防止冻手,干活儿还要戴一双“棉手闷子”。这是一种大棉手套,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四指是不分叉的。

女孩儿冬天都戴大头巾,线织的,各种色彩都有。扎在头上,额上留出一缕刘海,下巴那儿打个结,俏皮之极。

“革命”,就是再彻底,也挡不住人性风流啊。

至于在宣传画和电影里,农民都头戴白毛巾,或者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的白毛巾,我们那儿的老农都觉得不可思议——那白毛巾,一天不就脏得不行了吗,怎么洗得起?

二十、鸡屁眼里抠布票

那年头,票证多,其中就有很重要的“布票”。那时人们买现成衣服穿的很少,都是扯布来自己来做。从原则上,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每人每年发多少尺布票,用意是在控制供应。

可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不了解城乡的实际情况。城里人,穿衣服不费,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些年,就算那些干体力活儿的工人,也有工厂发给劳保服,不缺布票,苦就苦了农民。

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是啥样。搬冻土块子、抡大镐、扛化肥袋,单靠两只胳膊那是干不动的,得用膝盖、肚子顶着助力。至于间苗,那就要在垄沟里爬了。这么一来,衣服就特别容易磨损,不经穿。

农村的老爷们儿,棉袄上身,外边是不套外衣的,整天干活,沾上泥污、马粪,不能洗,大不了搓搓而已,没几天就油渍麻花了。这身抹布似的衣服,能挺一年就不错了。

农民的布票,严重不够,但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农家大多都养鸡,就在鸡屁眼里抠布票,攒下几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去换布票,或者跟城里的亲戚串换一下。

女孩子的情况要好一点,一则妇女劳力冬天基本没活儿,二则女孩子心细,干活儿的强度也不算大,一件衣服,穿上两三年没问题,这就是农家大姑娘有资本“浪”的原因。

现代人穿的棉布,从元朝时候的黄道婆时期就发明了。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是严重不足。人死了,做寿衣难,做孝衣也难。我在农村8年,看人家出殡,孝子头上扎白布的都很少,谁能那么败家啊?

人,是要有尊严的,不能做禽畜。可是,这一身油渍麻花,隔5米远就能闻到汗味儿、马粪味儿的破棉袄,能有什么尊严?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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