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后门”意即通过托情或利用职权、金钱等不正当的途径、手段来谋求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走后门”不是知青上山下乡中的独有现象，但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中被助推却是客观存在，而当时各级党政为纠正这股不正之风作出的积极努力也是客观事实。本文以四川为例来记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一、“走后门”之风的逐步演进
自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四川掀起前所未有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全省已动员16万城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去农村；到1970年底，全省动员知青下乡人数达到50.04万人。在这期间，工厂基本没有招工，大学招生也还在试点之中，唯有军队肩负着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没有停止征兵。在这唯一的“通道”中，一股“内部参军”热在一些地方兴起。“走后门”当兵，开始的方式是通过“内部关系”将一些应下乡子女或中学毕业生送去当兵，这在四川不少地方都有发生。后来的方式则是将在大趋势中对一些已经下乡的子女直接的或曲线的招到部队。有的违背征兵规定征走关系人，有的在名额外迂回征走子女，有的甚至把有生理缺陷的人硬往部队里塞。据统计，到1971年底，四川通过征兵方式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3744人。在这些下乡知青中，到底有多少是通过“关系”当兵走了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背景和环境分析，其所占比重不会很少。
 伴随着全国和全省招工、招生的兴起，“走后门”之风逐步蔓延在包括招兵在内的“三招”之中。四川三线建设从“文革”开始，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从1970年起，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继续推进三线建设项目的续建、收尾和配套工作。10月5日，四川省革委发出（1970）135号文件，部署招收一部分城镇下乡“劳动锻炼一年以上”的知青到工矿企事业单位去当工人。按此计算，全省至少有40万知青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其指标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招工对象之间的竞争性，是可想而知的。时隔不久，1971年2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确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144至155万人，并正式提出了招收“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下乡知青的基本条件。在农村招收一部分下乡知青补充到工矿企业，这对下乡知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然而，在招工的诸多环节中，无处不充斥着“走后门”的气息。招工计划是面向全社会的，但往往一些权力部门层层都要留下部分“机动”指标用于“综合平衡”，在实际招工中有不少又通过层层“推荐”进行“点招”，还有一些单位采用“内招”的方式直接招收所谓有“特长”的知青等。据1971年底的统计，全省通过招工（包括当教师）离开农村的共有17.79万人，占同期通过“三招”方式离开农村的96.5%，这其中大部分是1968年底以后下乡的知青。在这期间，很多当事人可以明显感知“走后门”之风在招工中逐步蔓延。  1970年秋季，全国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1971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确定了1972年以后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即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在这样的政策趋使下，一些知青被优先推荐上了大学、中专。据四川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1971年底的统计，全省1964年以来的下乡知青，因升学离开农村的有2582人，占同期通过“三招”离开农村总人数的1.4%。1972年，高校推荐招生规模有所扩大，全省有6400名下乡知青被高校录取，占四川下乡知青总人数80万的0.8％。不能说这批知青都是表现优秀而被推荐出来的，也不能说这批知青都是通过“走后门”被高校录取的，但可以说通过“托人情”“讲关系”而被录取的不是个别的；也并非被录取的干部子女都是通过“走后门”而离开农村的，事实上有很多干部子女即使没有父母这一层关系，仅凭他们的实际表现，也是有资格被优先选送出来的。对此，广大知青是看在眼里的，但问题是这些并没有平息知青们的情绪，他们更多地是耳闻目睹了某些领导干部为子女“走后门”的事实而感到愤慨与无奈。对于平民百姓来讲，“三招”中的招工路子似乎要宽一点，因为参军名额极其有限，且条件较高；上学倒是好去处，但经过几年休学后再捧上“数理化”书本，早已没有了那份心气，就是去了也是头痛之事；而招工则数量较大、工种较多，与多数知青的自身素质及其迫切离开农村的心境，相贴近、相吻合。因此，一有了招工信息，一些知青及其家长们就开始“角逐”，其间不乏请客送礼甚至贿赂之事。
二、不正之风的扩散蔓延
“走后门”之风伴随着在知青中“三招”而迅速扩散蔓延，它不仅反映在“三招”的全过程，而且蔓延在“三招”以外的知青动员、安置、管理、返城等方面；不仅涉及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一些人和事，而且波及着握有实权及紧缺物资的一些部门和领域。一些领导干部拉关系“走后门”，这在当时是较为突出的现象。据对成都市104个部委局以上干部的调查，从1969年初到1973年8月止，共有应下乡子女201人，实际下乡只有105人，下乡人数占应下乡子女的52%；截止到1973年8月底，下乡后仍在农村的有44人，即有58.1%的已下乡子女调离农村。客观地说，这些领导干部已下乡的子女绝大多数是表现较好的，之所以他们的调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不少知青和社会的关注，就在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调离的程序、环节上打破了现行的“规矩”，存在着某种“硬伤”。
 据当时相关会议简报反映，重庆市的部、局、委以上领导干部，与成都市的这类情况大致差不多。除过去打成“三老会”而解放得晚一些的领导干部，还来不及解决在乡子女的调离问题外，重庆市这个级别以上领导干部下乡的子女也大多调离了农村。“走后门”之风在知青问题上的表现手段及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利用职权“走后门”是较为突出的表现。有的领导干部除了直接要求调离在农村的子女外，还有就是凭老同事、老乡等关系，通过写条子、捎口信、打电话、登门拜访等方式，想方设法把自己在农村落户的子女弄出去。据1973年8月召开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简报反映，江津地区有位负责人，5个孩子一年内都招走了，其中有两个孩子应下乡未下乡也去当工人了，群众反映说这是“五子登科”。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以物易人”，这主要是指有实权和实物部门中的领导，有的打着支援农业的“旗号”，通过国家紧俏物质的所谓“支持”，如钢材、钢条、汽车等，将自己的子女从农村“优先”推荐或“交换”出来。  有的自定标准“走后门”。在知青中招工应纳入国家计划，这在当时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有的地方自行其事，招工不经过劳动部门而自行招工。就是经过正规程序批准的招工，有的也自立标准，另搞一套。不少社队反映，有的招工单位，不服从公社、大队的推荐，直接去找知青，对会弹、会唱、会打球的知青则指名要求社队推荐，严重影响其他知青的情绪。有的以“内招”为名“走后门”。所谓“内招”就是对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内部招工。一旦有了“内招”指标，这些单位与其上下左右的部门就有了交换的筹码，或相互托请、互换名单、“以人换人”。这些单位的领导及其负责招工的人员也就成为了人们追逐的对象，不正之风也在这些人身上得到蔓延和传播。有的直接指名招收本单位和关系部门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的单位集体“走后门”，就是大中专招生也有“内招”的。  有的以“转点”方式“走后门”。所谓“转点”一般是指知青通过“投亲靠友”或其他理由，由原落户地迁往其他社队继续插队落户。在他们看来，“转点”后的新地点拥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加上他们拥有的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即能在“三招”中处于优势地位。如在一段时间里，重庆市有的部局领导也在找“八角五”（即熟猪头肉的每斤单价），意思是找熟脸、熟嘴挂钩，为子女找个好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开后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留在农村的知青大多数是普通职工或纯居民家庭的子女。据重庆市北陪区对243户居民子女的调查，从1969年以来，有不少户数下了3个，多的一户下了5个，到1973年8月没有一个知青调回来，而同期的领导干部子女已有一半左右的人调离了农村。日渐盛行的“走后门”歪风邪气，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流传在社会上的一些顺口溜则反映了这种情绪：“领导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走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居民百姓没有门”“本人表现不如爹妈表演”等。
三、纠正“走后门”的努力
对在知青“三招”工作中出现的严重“走后门”问题，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纠正这股不正之风的政策措施和实际行动。1972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下发了中共中央的3个文件，即中发（1972）19号、40号和44号文件，先后作出了制止和纠正招生、征兵及招工中“走后门”的相关规定。在1年时间内，中共中央连续发出3个坚决刹住和纠正“走后门”的文件，这足见当时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视，也足见当时“走后门”问题的严重性。
(责任编辑：铁滨)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并把它作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6条措施之一。其中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此后，四川省委在贯彻执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1973）92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走后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是一种腐蚀剂，“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强调指出，纠正“走后门”歪风，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亲自批示的规定执行，并将这些规定告诉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一定要坚持原则，严格制度，不允许任何人再以任何借口“走后门”。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而且要给予纪律处分。要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同“走后门”的歪风作斗争。同时指出，“走后门”的责任不在青年，而在家长。对被退回的青年，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今后在升学、征兵和招工等工作上，对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其他群众的子女要一视同仁，不能特殊，也不要歧视。  在此前后，四川各级党委还宣传表彰了一批带头送子女务农、坚决反对“走后门”的领导干部。如担任达县地区知青办主任的老红军宋国仕，自1969年初以来，带头将4个子女先后送到农村。招工招生开始后，大儿子写信回来要他去“打招呼”，女儿专程回家做父亲的“工作”，老伴也要他“为子女考虑考虑”。宋国仕写信给大儿子要他安心农村锻炼，服从当地安排；还召开家庭会教育子女和老伴，正确对待“走”与“留”。4年过去了，除大儿子在另一个地区的江油县农村调出当了工人外，其余3个子女均继续在农村。1972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踏遍巴山育新苗》的通讯，介绍了他带头送子女务农、抵制“走后门”的事迹。又如西昌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奋，将自己的3个女儿先后送回山西老家插队落户，并教育女儿扎根农村。与此同时，他的姪女和亲属子女，曾先后写信找他帮忙找工作、参军，他都一一回绝。  在这期间，还宣传报道了一批自觉抵制和批判“走后门”的典型。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南京大学政教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主动纠正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申请退学并重新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此后，一批抵制和纠正“走后门”的典型得到张扬。如曾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张健，其父调川工作后，先让儿子“转点”到四川农村插队落户，准备再想“办法”另找“出路”。此时正值1972年学校招生，父亲认为机会来临，便托人求情，没有经过贫下中农推荐，就让儿子从“后门”进了四川省邮电学校。1974年2月8日，《四川日报》报道张健主动申请退学到凉山去插队落户，以及他父亲支持儿子的行动，使之成为四川这方面的典型。 在政策引导与舆论氛围的感召下，四川一些地方有的因“走后门”入学、进厂的知青也主动要求退学、退厂，更多的还是一些在乡知青纷纷表示扎根农村干革命、战天斗地学大寨，他们这种抵制和纠正“走后门”的勇气与行动，以及为建设新农村贡献青春的决心，是值得钦佩和褒扬的。 中央和四川关于制止“走后门”的相关文件、指示，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工作措施，顺应了社会的呼声，也回应了百姓的诉求，在当时确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更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走后门”的人和事。但后来的贯彻落实中却出现了“打折扣”以至“起伏不定”的现象。现在看来，其中的经验教训也确实是值得深思与总结的。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