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没有下放过的自己》写封信（下） 没有下放过的徐漳先生，当您读完我过往的经历后，我不知您对50多年前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有何评价，是否深切地了解到我们这一代当然也包括曾经的“下放户”们他们多舛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下面我就向你讲讲我对那场运动一些不成熟的反思。 一、理想憧憬与历史潮流幼时的我们都怀有一种对美好理想的憧憬，正如我在清华园里渡过的那个暑假，我就憧憬着六年后我将成为这里的一个学子，学成后当一名“科学家”，发明创造出朦胧中的“大贡献”，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或起码接受到我能努力争取到的最好教育，掌握足够的从业知识和本领，可以从事符合个人兴趣、富有创意激情的创造性工作，这同样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初衷”。我们这一代人小时的初衷假如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初衷，通过自己的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历史的潮流并未在人们设想的理想渠道里流淌，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武装斗争方式推翻了旧政，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后，由于当年对革命理论和实践认识的局限性，和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情，建国的前三十年我们奉行的是“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政策，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始终有不同的人群承受着“运动对象”或被专政的苦痛，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发挥，那场运动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因此打碎了众多莘莘学子们儿时的理想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是历史的潮流把我们裹挟进了对前途迷茫的时空隧道，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人身上都将是一座山。 二、青春无悔与苦乐年华解放后的前30年，我们的国家并未如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健康、令人满意的发展，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和之前的各种运动，国家、社会和每一个家庭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我失去了父亲、丧失了读书机会，个人插队、家庭下放，成长、生存、就业等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断崖式的跌落。作为初中还未毕业的我以及众多“老三届”学生们，顶着“知识青年”虚妄的名号，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一种无奈的服从；作为原本能够自食其力而被视为在城里“吃闲饭的城镇居民”们，动员他们靠自己的双手重新在不熟悉的乡村养家糊口或继续被接受改造，确实是“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对他们一种欲刺未刺的心灵折磨。 有人曾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是青春无悔的，我以为这是违背事实的过度美化，我不否认确实有些知青在插队那段时间锻炼了自己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回城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凭着这种意志和较丰富的人生阅历走到其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们今天的成功是对他青春时付出代价的一种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实是青春是无悔，但现实中更多的“知青”和下放户的子女们，在回城后并未实现他的“初衷”，走上辉煌的人生之路，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通过个人的努力进入了小康生活，“苦乐年华”才是我们这些人真实的写照。苦乐年华儿时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母亲都从事令人尊重的医师职业，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乐。而那场运动，使我失去了父亲，让我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靠体力从事原始的农耕营生，这是苦；然而在我九年的插队生活中，我能以少年时喜爱的技能和父母的影响，为大家无偿修理无线电设备、当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服务，受到大家的赞许，这是我的乐。回城后我有了稳定的职业可以自食其力，这是我的乐；但我并未沉缅于这种安稳平静的生活，我要夺回逝去的被耽误的九年青春光阴，自找苦吃，夙夜苦读，在完成业余“工大”的学习课程后又继续完成了中央电大与清华大学联办的电子专科学历教育，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48岁又攻读专升本，54岁时获得计算机本科的毕业证书，这里有苦更有乐。其中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小时曾梦想能佩戴上“清华”校徽，尽管后来也没戴上，但是电大的这两个专业都是与清华大学联办的，获得了名师如童诗白、闫石、谭浩强等著名教授直接授课的，隔着时空我仍能够受益于清华的优质教育。“青春无悔”于我们特别是绝大部分“下放户”家庭子女显得是那么的苍白，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那场持续近十年的运动，一代学龄青少年学业荒废，没有那个家庭和个人能够幸免。尤其是大部分下放户的子女们，受良好教育机会的缺失，于他们回城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以后，能够进入高校学习者仍然是未下放同龄人中的少数，尽管他们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练，对中国的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但是这和他们所丧失的受教育机会及由此被改变了的人生轨迹相比，所付出的代价却是那么的沉重！无论有无下放经历，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的同龄人中经过他们自身努力有着不少的成功者，但从曾被耽误学业的一代人所造成的社会和个人损失来评价那场运动，毫无疑问，结论也是否定和灾难性的。  人类自然的迁徙方向是从“落后”（贫穷的、乡村）流向“先进”（富裕的、城市）地区，这是人口流动的普适规律，而任何人为逆此规律的“下放”运动，不是假意某种理想，就是响应某个号召的片面政治宣传，或让你屈服于某种压力，实质是对部分人群政治上歧视、不公的掩盖，最终让被下放的个人或家庭都付出了难以估量甚至生命的代价。当年南京市以“战备”为名，“清队”为实的全家下放运动，加之前一年涉及大多数家庭的8.5万南京老三届知青下乡，均以政府的“政令”任务下达，除了小部分响应号召的青年们“积极拥戴”外，在动员过程中，存在“缺失了个人对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权”的被动下放情形。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城乡常以“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来感恩新社会，但是长期生活于环境更为艰苦的苏北乡村后的下放户们，相对于过去的城市生活，下放后的“甜”又在哪里？这确实是对本不愿意下放人员的不公。据记载1974年3月以后，在南京发生了近万人的下放户们为改变自己生存状态，起来抗争和维权，要求回城的社会事件（详见《南京当代风采1949-2000》P.228页记载）。 从上世纪的六十到七十年代末，为落实下放安置工作，国家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那时的乡村在本已十分贫穷、困难的条件下也曾慷慨付出，结果如何？而1979年前后，为解决下放户回城问题，政府又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政府的信誉，才基本解决了下放运动的遗留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历史不该重演没下放过的徐漳，我向您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历程、讲述我的一些想法，并不是还纠缠于我们这一代人过往的不幸，正如在南大文学院的《下放户的调研报告》剧组文创人员采访下放户当事人及子女时，大家一致表达了对下放运动的否定，期望这类逆人类自然迁徙规律的现象再也不能重演。我也坚信在今天的社会里不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农村早已没有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个体农户或生产组织再不欢迎、也不可能接受和安排大批的下放户和知识青年，已经没有发生下放运动的客观需求和条件，国家早以放弃了政治运动，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现实中的徐漳
（ 2023年5月10日作者￨徐 漳 1951年生人，退休高级实验师、副教授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