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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主力沿长江两岸挥戈西进，北线日军沿津浦铁路南段南下配合长江北岸日军。原计划沿京汉铁路南段南下的南线日军，因黄河花园口决堤受阻，攻势放缓。多路日军相互呼应，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迅速占领当时中国的临时政治、军事中心—武汉。 中国军队屡战不胜，愁云笼罩在中南大地。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举国振奋，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信心。广大群众热切期盼在第一时间了解前线的真实战况，凡是刊登战地通讯文章的报纸一经出版，都被抢购一空。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央级党报。石西民在报社负责国内要闻编辑工作。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大武汉”之际，他渴望能到前线去，真正成为“前方将士在浴血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  很快，《新华日报》决定抽调人员分南北二路赴前线采访。石西民被派往江西前线，报社给他办了一张“战地记者证”，上面赫然盖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大印。 察看防守重地 揭露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 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内部分人的“速胜论”有所抬头，但武汉保卫战的部署仍以“持久消耗”为核心，中国军队投入约三倍于日军的兵力，依托外围防线作层层抵御。南线的赣北战场是武汉保卫战的重要一翼，武汉外围的战线在长江南岸的马当、彭泽一带，位于九江以东，距九江尚有一段距离，是日军西进的前沿屏障。 石西民先到了由蒋经国亲自坐镇的江西首府—南昌。南昌也有我党公开的领导机关，即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新四军军部。东南分局在东书院街办公。石西民住到了那里，并认识了主持东南分局工作的曾山（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以及黄道（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朱镜我（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薛尚实（分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人。朱镜我虽与石西民初次见面，但两人交谈十分融洽，一见如故。黄道对石西民说：“在5天前，我们发起召开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参加了。大家对开放民众运动、发动全民抗战、保卫武汉，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了。可惜你不在，不然把这情景向外报道一下多好。”  彼时，各方记者聚集南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孟秋江等，是石西民在上海工作时就熟识的老友；还有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的记者，大家互相之间处得也还可以。随后，石西民来到防守重地九江实地察看，一路上却感受不到明显的临战气氛。这背后，与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对发动、组织群众抗战既外行又无热忱密不可分。 石西民到江西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名为《鄱阳湖西岸》。在文中，他深情地写下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江南秀丽的山河，烟波万顷的湖泊，有时的确减少了旅行者不少奔波的疲惫。鄱阳湖的壮观，不下于洞庭，而在历史意义上，鄱阳湖更要越过于洞庭之上。春秋吴越争霸时，范蠡挟西子而泛舟的便是鄱阳湖。三国时代东吴周瑜即在鄱阳湖训练水师……这大好河山，是多么值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孙来珍惜，来保护啊！”同时，石西民也表达了战前的担忧：“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却不得不提出，这便是民众与战争的脱节状态。我们在九江星子一带无论在城里（还是）在重要乡镇，几乎找不到老百姓，百业停顿，人民皆迁居一空。……在江西，处于这样空前危急的时候，看不见民众救亡运动的开展，这是很可寒心的现象。” 1938年7月20日上午，熊式辉在省政府大楼的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记者招待会，石西民与各报驻南昌记者一起参加了此次招待会。会上，他向熊式辉提问，是否有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战的打算与办法。熊式辉听了，先是顾左右而言他，后又大讲起自己提出的四句口号：“不准敌人走江西的路，不准敌人住江西的屋，不准敌人吃江西的米，不准敌人喝江西的水。” “四不准”这种坚壁清野的办法，在国民党省政当局的眼里，是对付具有优势武力的敌人最厉害的办法。然而，公路被破坏后，敌人不能走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给部队调动造成不少困难。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邻近战区几乎迁移一空，所有动员都无人去做。 为此，石西民写了一篇通讯《江西省的动员民众方法》，客观报道了国民政府如何在江西动员民众抗战，并在文末特别带上一笔：“为了保卫江西，江西当局是在这样干，前途怎么样？让亲爱的读者去思索。” 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揭露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代表作品。 采访蒋经国 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聊战事 石西民初到南昌就十分想采访蒋经国。通过老朋友笪移今的牵线，石西民与范长江、孟秋江曾多次与蒋经国见面。有一次，在南昌东湖边一个招待所的会客厅里，蒋经国避开外界的干扰，与石西民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不过，他们谈的内容只限于抗战，对其他问题，蒋经国很少表态。几次接触下来，石西民认为蒋经国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对国内形势还在观望中，所以他愿意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同流亡大学生也经常聊天往来，且待人态度随和，没有“蒋公子”的架子。 赣北战场的战事日趋紧张，1938年7月26日九江陷落，石西民作为战地记者的采访活动也繁忙起来。当时，在江西前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薛岳、吴奇伟、李汉魂、王耀武、冷欣等，他们对新闻记者的采访通常秉持热情的态度。面对作为《新华日报》记者的石西民，他们也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区别对待，只是在接受石西民采访时从不谈党派关系，只讲眼前的战事。 在这些将领中，李汉魂将军为人尤其随和，也愿意向记者多介绍情况。石西民知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汉魂驻守在广东的“东大门”潮汕地区。当时，日军不断故意制造事端，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公然派出7艘军舰游弋在汕头港对中国军队进行威胁。对此，李汉魂向外界明确表示：军人守土有责，即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汉魂率领百粤健儿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保卫战打响后，他奉命率部赶赴江西前线对日作战。9月22日下午，在前线战场一间满墙挂着军用地图的简陋屋子里，石西民又一次采访了李汉魂。 采访中，李汉魂动情地说：“我们坚持抗战必胜的唯一条件，是坚持抗战到底。只要我们能坚持，抗战必然有前途。”他还说：“我敢相信，这一种坚持，不怕经济力衰弱的敌人不崩溃，国际上的形势不怕不变得于我有利。而且我们只要有人、有枪、有粮食，抗战从一期、二期、三期，甚至继续到九期、十期都可以打下去。从军事上看，坚持抗战没有问题，抗战必胜也没有问题。”言谈间，李汉魂杀敌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他还总结了民众动员不起来的原因，分析了敌我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对比，以及与中方有利的所在，可见其丰富的学识和长远的眼光。很快，石西民把这次采访写成通讯《战地访问李将军》，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在最前沿阵地 连发数篇重磅通讯稿 1938年7—9月，为屏障武汉、牵制日军南下，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两麓与日军展开前所未有的血战，双方死伤极为惨重。中国军队上至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他们抗击日寇的决心都十分坚定。石西民不顾枪林弹雨，毅然奔赴在最前沿阵地采访，把亲历的点滴细节一一记录下来。 9月10日下午，石西民在前线师部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中，记录下一位师长感人肺腑的话语：“本师虽因装备不及敌人，此次遭受巨大牺牲，但上面命令我们死守，我们为了尽卫国的天职，虽剩一兵一卒，亦必坚持抗战到最后。刚才在前方指挥的旅长打电话来，向我报告紧张的军情。我回答他只有一句话，‘坚守原阵地，奋斗到最后一刹那为止，成败利钝，都不要去作计较’。”“我今晚即上前方指挥作战，与我部下共存亡，只有这样，我才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下。” 不久，在敌人重炮的不断轰射中，石西民又采访了西孤山的守军，写道：“他们以机关枪的怒吼，来回答在大炮掩护下敌步兵的进袭。日寇的进攻一次失败了，两次、三次都失败了，敌人的尸首堆满了山谷，而我方的阵地依然屹立不动。负责指挥西孤山方面作战的军长、将军，他们自己就在火线上指挥士兵作战。在最艰难的作战环境中，我方高级将领的这种牺牲精神，大大地鼓舞了战壕中疲惫饥饿的战士的勇气。” 那些营团连长和士兵们在装备不及敌人的劣势下，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事迹给石西民留下深刻印象。他接连写下《金轮峰歼敌记》《记九江姑唐战线事》等通讯稿，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将这些感人故事展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比如，战士张德强在东孤岭一战中身受重伤，横倒在敌占区里，无法跟随大军撤退。坚强的他慢慢移动到附近树林中隐蔽，白天以尿解渴，晚上就挖田中山芋充饥。如此熬过3天，到第4天晚上，张德强觉得恢复了些体力，且身边还有2枚手榴弹，便想慢慢爬回自己的阵地。当他爬到距离阵地约200米的地方时，突然看见有10多个敌人正在赶修工事。于是，张德强悄无声息地逼近敌人，瞄准目标扔出了2枚手榴弹。爆炸声中，四五个敌人中弹而亡，其余敌人被吓得四处逃窜。最后，张德强不仅缴回数支敌人步枪，还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   九江失陷后，为掩护主力兵团撤退，江西省保安第3团、第11团等部队奉命留守庐山，凭借险峻山势构筑防御工事，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9月27日的通讯稿《大战火烧山》中，石西民详细描写了发生在庐山金轮峰下的惨烈战况：“火烧山在地图上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遭受敌机投掷燃烧弹，整个山头的草本完全烧掉了的缘故，大家都以火烧山来称呼它。这样一座无名的小山，有我一团千余忠勇战士，经过三日三夜不眠不食的恶战，在敌人大炮飞机居高临下的猛烈轰炸下殉了国。”“三天来的浴血战斗，敌人每天发炮弹不下三千发，飞机投弹与弹药消耗不可胜计，兵员的死伤更与我们相等，以这样巨量的代价，所得的仅仅一个山头，而且连山头也不敢加以占据利用。” 火烧山战斗结束后，保安团吴团长站在山上激动地对石西民说：“我部下一千余人全部殉职，打击了顽强的敌人，可算对得起国家。只是我自己，今天尚没有死，我愧对国家，愧对部下。二十二日晚，于情况最危急时，我已决心率领一切勤务伙夫等杂兵，加以编制，到火烧山去与部下共生死，后来由于上峰一再劝慰，报国时期尚长，所以没有去。” 9月底，日军占领隘口等处，庐山脚下尽落敌手。陷入重围的保安团官兵接令死守，不得撤退。于是，他们频繁派出小部队出击，在敌后潜伏骚扰，利用夜色突袭当地日军。如石西民在《庐山脚下的游击战》一文所记载：“夜袭，在前线已成为我们弟兄最兴奋的一种工作，三个二个敌人哨兵常被我们俘获过来。贪生怕死的敌军，在我们夜袭战士面前，竟是引颈就缚的一群羊。据夜袭归来的战士说，敌人警线上的哨兵自我军连夜到处活跃后，都不敢一个出来放哨，往往四五人或六七人聚集在一起，蛰伏在小屋子中，不敢出来。敌人这种畏怯怕死的心理，恰给我夜袭勇士以聚歼的机会。有时我神勇的战士摸到敌人聚居的小屋旁边时，敌人还不知道，三四个手榴弹一齐从窗口投进去，屋子里面的敌军，一瞬间便成了血酱肉泥。” 读者、业界眼中瞩目的“名记者”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石西民经常出入火线，战事越激烈的地方，他越要去。有一次，石西民从前线采访归来，刚走到一个隐蔽的炮兵阵地，突然眼前掠过两架日军轻型轰炸机，耳边随即响起隆隆轰炸声。他来不及跑到掩蔽点，索性就近伏卧在一门大炮的炮架底下。日军轰炸机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飞得很低，那驾驶员甚至把头伸出机窗向下张望。转瞬间，阵地上浓烟滚滚，好几个士兵被炸死，石西民被掩埋在爆炸扬起的尘土中，所幸没有受伤。 全面抗战初期，《新华日报》先后派出战地记者37人次，是当时国内各报社中派出记者最多的，共发表战地通讯近百篇。1938年11月26日，在《新华日报》迁址重庆一个月之际，报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到会，他在发言中公开承认：“《新华日报》为抗战出力不少，已引起全国人民注意，公认为新闻界的主力军。” 此时，石西民仍在江西前线。他采写的战地通讯，不仅向大后方人民如实报道了国民党爱国将士的抗战事迹，更体现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始终秉持光明磊落的态度，以及党报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石西民的这些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而他也因此成为读者、业界眼中瞩目的“名记者”。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杰出的宣传文化工作者和报刊活动家。早年投身革命，1933 年参与抗日同盟军活动。抗战时期以战地记者身份赴前线，参与《新华日报》创办，历任编辑、编委等职，采写大量战地报道与评论。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宣部秘书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著有《时代鸿爪》等作品，1987 年在北京逝世。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