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2月，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发表讲话。他充满深情地回忆大革命时期周文雍、陈铁军那场感天动地的“刑场上的婚礼”，并盛赞那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其实，这不仅是周恩来对美好爱情发自内心的礼赞，也是他对理想爱情始终不渝的追求。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周恩来与邓颖超觉悟社相识，远隔重洋旅欧通信相知，1925年8月8日在广州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历经半个多世纪，期许不变，初心不改，他用一生的热忱与执着诠释了“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一、抵制诱惑 追求志同道合 对于建立恋爱关系，周恩来十分注重双方的志同道合，追求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不为利起，不为势屈”，也不为相貌左右，拒绝把婚姻当成追名逐利的交易。 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周恩来品学兼优，“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受到学校创办人严修的器重和赏识，认为他是“少年才俊”，有“宰相之才”，在毕业前夕有意将自己最小的女儿严智安许配给周恩来。1917年6月初，严修给长子严智崇写信征求联姻意见，得到首肯。严智崇回复道：“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严修是盐商世家，家境殷实，进士出身，是学界元老，社会影响力很大，在政界也极具声望，备受袁世凯、徐世昌等北洋系官僚的尊重。这桩看似“从糠箩跳进米箩”的绝佳亲事，却遭到了周恩来的婉拒。他的理由是，“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到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他鄙视“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寄希望于“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张若名等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确实，在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张若名是非常活跃的女性代表，在天津女界同学会担任评议委员，是觉悟社创办的积极倡导者，在1920年1月五六千名学生集会中与周恩来一起被推举为请愿代表，并一同被捕入狱，有过并肩战斗的经历。初到法国，周恩来对张若名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印象是良好的。他曾对侄女周秉德回忆说：“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少年共产党。张若名的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曾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张若名后来因为出身、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警察盘查等诸多问题，受到组织的误解和批评，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专心读书。张若名的选择与周恩来的期望严重背离，使周恩来不得不重新物色人生伴侣。他对侄女说：“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邓颖超）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而与你七妈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从1922年起，邓颖超就经常收到周恩来发自欧洲的信。周恩来明确表示放弃独身主义主张，他在信中说：“独身主义问题，我到欧洲以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认识到革命与恋爱并非对立。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的理想的伴侣典范。在我们旅法的朋友和同志中，张申府和刘清扬、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也都是美满的结合。”开始邓颖超感到奇怪，“怎么会给我写信？写了三年信，最后才在信里明确表态，说他经过观察，和张若名不能志同道合，不可能有发展，就转到我这儿来了”。邓颖超深情地回忆：“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在鸿雁传书中，他们从友谊发展到相爱，情定终身。“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邓颖超还在周恩来寄来的印有李卜克里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诗句：“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有别于常人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是周恩来着眼崇高的政治信仰对志同道合深刻内涵所作出的全新解读。 二、历经风雨 坚守忠贞不渝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牵手，喜结良缘，成为终身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历经风霜血雨的考验，家庭蒙受过打击，斗争经历过曲折，但革命意志愈挫愈坚，夫妻情感日久弥深。他们伉俪情深的佳话、模范夫妻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党内外，乃至在国内外被广为传颂。 “生而无后”，不离不弃。1925年10月，新婚不久，周恩来率东征军前往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协助何香凝从事妇女工作。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后，怕影响工作，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悄悄堕了胎，给身体造成了伤害。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大发脾气，指责邓颖超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1927年，邓颖超再次怀孕、临产，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前夜，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令人痛惜的是，胎儿因为过大而难产，刚生下就夭折了。为了逃避捕杀，体弱的邓颖超在紧张、疲劳和颠簸中，身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这对于周恩来来说，是人生的极大遗憾！1972年一个深秋的晚上，面对几位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曾提及“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儿子”，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然而，如此沉重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感情，他们不离不弃，终身相守。 “颜值”有别，至爱情深。周恩来具有相当高的“颜值”，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气度非凡，有民国四大美男子之称。而用世俗的眼光看邓颖超，似乎相貌平平，与周恩来并非“俊男靓女、才子佳人”的绝配。邓颖超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而邓颖超留在周恩来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天津开大会”时“第一个登台发言”的“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周恩来与各界社会名流、文化名人、演艺明星等有着广泛接触，关系密切，建立了深厚友谊。在交往过程中，他举止有风度，关怀有温度，热情有尺度，以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普遍信任与尊重。周恩来的这些交往，没有须臾分散他对邓颖超的情有独钟，没有须臾冷却他们相濡以沫的炙热情感，一张张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结婚纪念照就是生动的见证。挚爱情深还表现为周恩来对邓颖超健康的关照。由于长期处于斗争环境之中，加之超负荷的工作和操劳，邓颖超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环境好转后，中央决定邓颖超去北平治疗肺结核。虽然周恩来当时忙于紧张的国共谈判，无法陪同前往，但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及相关的护送、住院安排，毫无疑问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与首肯。担任新中国总理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对邓颖超的健康仍常牵挂于心。1959年春节来临，邓颖超因病去南方休养，周恩来让来身边团聚的晚辈们给邓颖超打电话拜年，祝她早日康复，早日回京。邓颖超生病住院，他自掏腰包招待医护人员，以表达谢意。1961年7月，邓颖超手术痊愈归来，周恩来特意安排与邓颖超在西花厅前厅合影，以示慰问。即使是一些细节问题周恩来也十分注意，对邓颖超关心体贴无微不至。在重庆南方局工作期间，周恩来因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邓颖超，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上，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时也是同样，由于周恩来的卧室是从正门进，要经过邓颖超的房间，周恩来每次开完会、办完事，总要从后门小道绕着走，避免惊动正在休息的邓颖超。久而久之，这条路被西花厅工作人员称为“周恩来小道”。 聚少离多，心心相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周恩来与邓颖超有无数次的生离死别；和平时期，周恩来也因为肩负重任，在国内外的政务活动、外事活动、视察活动高度密集，与邓颖超也常常是聚少离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他们依然心心相印，烽烟不能迷乱双眼，忙碌无法消解挂念，而书信成了他们身处两地、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1942年的夏日，病榻上的周恩来寄语邓颖超，“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深意长。1947年9月，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在中秋“夜深月明”时，“对月怀人”，遥寄思念。1951年春天，邓颖超在杭州休养，周恩来发去了“不像情书的情书“，给邓颖超“带来了喜慰”。3月17日又复信，惊喜“西子湖边飞来红叶”，说待她“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1954年6月，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在“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的情况下，挤出时间给邓颖超复信，“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位尊名显，平等相待。周恩来自1927年下半年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就一直置身党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家总理达26年之久，地位突出，声名显赫。但一直以来，他始终保持谦和、平易的姿态，待人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没有颐指气使的呵斥，与邓颖超一如既往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在书信交流中，周恩来对邓颖超从不直呼其名，总是亲昵地称呼“超”或是“小超”，自称常用“来”或是双方非常熟悉、年轻时多次使用过的笔名“翔宇”，以勾起对往日美好时光的回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也记录了这种尊重，1960年4月，邓颖超为出访的周恩来到机场送行，手牵手传达了浓浓的爱意。1961年3月，在钓鱼台周恩来当众为邓颖超插戴花枝，情意绵绵。周恩来还把对周家大家庭成员“管理”的重任托付给邓颖超。他曾心存感激地对侄儿、侄女说，你们看七妈，她在邓家没什么亲戚，周家呢又亲戚那么多，周家这些亲戚啊，多亏了你们七妈帮着照应，要不然的话我哪儿顾得上。 三、言传身教 倡导“八互”原则 婚姻、家庭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周恩来与邓颖超情定终身之后，一方面风雨同舟，相敬如初，成为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模范夫妻，为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同时，注重不失时机地加强宣传引导，启发亲属晚辈、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广大青年学习革命先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恋观，并以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总结的“八互”原则为引领，教育青年一代处理好事业与爱情的关系。 用革命先辈的爱情故事教育后人。1962年2月，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发表讲话时，生动讲述了“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他说：“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司令周文雍，认识了一个女同志陈铁军，两人有了爱情，因为革命工作忙，不能很快结合。广州起义失败后，来不及撤退，两人被捕了，在国民党法庭上被判死刑。两人觉得在堂上总算恋爱了一场，周文雍把围巾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围到陈铁军的脖子上，亲了她一下，就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周恩来认为他们的爱情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值得大力宣传。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君宇、石评梅的墓，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对亲属晚辈循循善诱，要求正确对待感情问题。周恩来曾亲自给侄女周秉德讲自己的“恋爱史”，希望她从中得到启发，并让邓颖超转告“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侄儿周秉钧谈恋爱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们建立关系不要受其他因素影响，“完全要从对对方的认识、感情上去确定你们的关系”。侄女周秉建下放到内蒙古，从和谐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周恩来用和蔼的语气对她的婚姻问题作出指引，“那你将来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啊？你看过去的王昭君不是做了蒙古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青年也是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可以考虑嘛。”最终，周秉建遵照伯父的嘱托，嫁给了一位蒙古族青年，成为新时代的“王昭君”。堂侄周尔均当初与恋人邓在军分别在上海、重庆工作，千里相隔，难得一见，感情逐步产生隔膜。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耐心地开导说：“我看你们俩是合适的一对。婚后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在伯父的关怀教诲下，他们冰释前嫌，相爱如初。 用“八互”原则勉励身边工作人员。1943年三八节前夕，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童小鹏与紫非在重庆举行婚礼，婚礼前周恩来专门与新郎、新娘合影留念。婚礼晚会上，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致祝词，希望一对新人包括在场的已婚夫妻都要实行“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信、互助、互让、互谅”，周恩来提醒他们要把夫妻关系搞好，把革命工作做好。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与邓颖超一同参加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陈浩的婚礼，邓颖超致贺词时再次倡导夫妻间应当共同遵守的“八互”原则。1950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干事郑勤举行婚礼，恰巧周恩来去苏联访问。邓颖超便拿出一块红绸布，让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秘书将“八互”作为新婚祝词写在上面，邓颖超和其他同志一起在上面签名表示祝贺。“八互”原则既是周恩来和邓颖超长期生活的总结，是保持他们爱情之花永不凋谢的法宝，也是他们经常在婚礼上赠与新婚夫妇的珍贵精神礼物。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