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各地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却差别不小。 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同为农业大省，同处华东，边界相接，两省的许多村庄、田地彼此相邻，然而，两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比例却相差悬殊，安徽省饿死的人口占当时人口总数的比例大约是江西省该比例的17倍。 这一数据是人口史学家曹树基提供的。 他对两地出版的县志中记载的人口资料汇总后发现，从1958年至1962年间，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633万，占该省人口的18.37%，而江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18.1万，仅占人口总数的1.06%。 [1]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中国人口》各省分册中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死亡数为226.28万；江西为13.29万。 [2]由于原始资料的来源不同，曹、杨两位统计的两省各自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数据都展示出皖赣两省的死亡率差异极大。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全国推行的是统一的政策，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两省的人口死亡率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此外，“大跃进”中至少约有20万安徽饥民逃荒到了江西，并在那里存活了下来。 这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在江西的绝大部分人都有生存的机会，而安徽省当时却是一片饥馑的大地？ 一， 历史上江西省以田赋大省闻名，安徽省虽然经常受灾，但该省农民基本可维持生存。然而，“大跃进”改变了安徽和江西农民的生存条件，打破了两省之间农业状况的脆弱对比。即便如此，假如当时国家不从农民手中过度征购粮食，那么皖赣两省农业的自然条件差异可能还不至于导致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而粮食的过度征购则奠基于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于全国，安徽和江西两省也不例外。1958年8月，安徽省繁昌县的一个公社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21,537公斤的“卫星”；11月，江西省鄱阳县的一个公社则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114,000公斤的“大卫星”。 江西省领导人邵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抵制了强加于农民的公共食堂制度。实际上，在“大跃进”时代，邵是江西省长、省委第二书记，而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政策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关键。 安徽省粮食的严重短缺使省政府不得不决定减少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按每月粮食定量的标准减少0.5－1公斤），而农村人口则成为粮食短缺的主要受害者。1959年和1960年，安徽省农村人口的口粮降到了原粮100公斤以下，连国家规定的人均年度250公斤基本口粮的一半都不到。 例如，在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底，该村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在此期间，老瞿村原有人口198人中有101人饿死。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后来率先分田到户而创下农村改革经验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老瞿村和小岗村都位于贫瘠的皖中平原地带。1959年和1960年，小岗村120人中有67人死于饥饿，有6个家庭死绝了户。 “大跃进”时期，虽然江西省的农村也发生了饥馑，但情形远不如安徽省那样严重。国家的粮食征购量过大，无疑是农民缺粮和饥馑的重要原因。1960年5月至6月，江西省委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在抚州、吉安、赣州地区的33个大队做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农民普遍缺粮，一些大队有三分之二的人每日三餐连稀饭都吃不上，不得不以野菜和米糠充饥，浮肿病人大增，饿死人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临川县湖南公社调查时发现，该社农民以红薯叶子充饥，大铁锅里只能见到星星点点一些碎米。 面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因饥馑而死亡的危急局面，皖赣两省主要领导人的反应也截然不同。 江西省的领导人当然无法制止“大跃进”，也无法免除对农民的过度征粮，但当农民处于大饥荒的边缘时，江西省领导人及时采取了赈灾措施。例如，刘俊秀在1960年春向赣南地区33个大队调拨15,000吨大米；杨尚奎向临川县湖南公社调拨几万斤粮食。这些措施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江西省委的领导人对“大跃进”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1959年春节时邵式平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食堂不解散，社会主义就永远建不成。”他公开表达了对公共食堂制度的强烈厌恶。杨尚奎把邵的讲话压下未上报挽救了邵的命运。江西省领导层的消极并不表明他们在政治上不忠于毛主席，而是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治下的农村采取了现实的政治态度，这无疑有助于江西省免于“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灾难。 而安徽的曾希圣未做任何调查，便在全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了“反瞒产”运动，这实际上演变为农村里一场广泛的抄家搜粮运动，导致大饥荒迅速加剧。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继续否认安徽“大跃进”时期发生了大饥荒的事实。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前，安徽省代表团准备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17万，但曾希圣向刘少奇汇报时却说，安徽总共只饿死40万人。刘事先已阅读了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深知安徽死人状况严重。曾的谎报令刘少奇发了脾气，刘批评曾在“捂”安徽的“盖子”。在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下，曾希圣在安徽代表团的最后会议中向刘少奇承认，安徽饿死人数为400万。 （资料引用：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四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 在大跃进时期，江西有一个合格的地方管理体系，不论激进还是务实，都比较体恤民生，关照桑梓，没有过分地迎合和追捧最高决策者的错误意图，给老表们留了一条活路。 二， 江西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之一，水稻生产面积在全国居第二位，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三位。江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向国家输出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为四川省） 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省同全国一样，粮食总体短缺， 周恩来专门找到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如果不火速调一批粮食救急，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和其他省相比，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希望再增调2亿斤，支持中央，以解燃眉之急。” 杨尚奎面露难色，他坦诚相告，说：“前年因为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稻子缺乏管理出现了歉收；去年的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再增调2亿粮食，确实有困难。” 周恩来伸手阻止他往下说，长叹道：“在山东，在其他省份，红薯叶子都吃光了，不管怎么说，江西的情况还是要好上一些。” 杨尚奎咬了咬牙，说：“好吧，我回去再做做工作，再怎么着，也得再勒紧一点裤腰带来支持中央的工作。” 实际上，1960年，江西外调粮食达到了15.5亿斤，超额完成任务。 1961年，灾荒形势依旧严重，江西省委考虑，这几年外调粮食较多，本省粮食也比较紧张，打算减少一点外调任务，初步意见1961年外调12亿斤。加上这些年，几十万外省人口涌入江西，高峰期达50万人，这些人也要消费粮食。不料，这个数字还是被突破了。”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在12亿斤外调基础上再加3亿斤粮食外调，周总理耐心、细致地做江西省的说服工作。周总理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就这样，周总理连干了3杯酒，江西为此拿出了3亿斤粮食。有人说，1杯酒就值1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在饥饿困难的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总管家，就是这样筹集粮食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西省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年代接纳50万外省流入的饥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安徽）。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区市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在江西沿街乞讨，其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 江西省委指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资料引用：《百年潮》，2012年6月 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对江西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曾予以高度评价，江西“每年至少向国家调拨8亿至10亿斤粮食，包括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别的省粮食是有进有出，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 质朴的三千万江西老表，饿着肚子也要支援全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周总理：“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 (邵式平，江西弋阳县邵家坂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在李大钊引导下加入革命。是弋横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闽赣苏区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65年3月24日不幸因病在南昌逝世。)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