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也曾这样指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彭德怀和黄大将的这种感情却是在革命中产生的。他俩同是湖南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同是赴汤蹈火的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是在一起工作的公仆，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同是受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是遭受迫害摧残的囚徒，因而造成了相似的命运。不过，彭老总的命运似乎是由于他性格过于刚烈、倔强求真而更为悲惨。 几十年过去了，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自述》。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黄克诚自述》。这两本书，书名用的都是《自述》，是两个人各自讲述自己的事情，又都讲到了对方的事迹。只要认真研究这两本书，就能了解“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明白彭、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彭德怀的讲述 1962年，彭德怀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其中用一段很长文字，专门讲了自己和黄克诚长达几十年的关系。彭德怀写道： 在庐山八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反党集团”内有黄克诚同志。因为我同他在一定时期有着工作关系，所以我忠实地把同黄克诚同志的认识和工作过程，介绍如下。 1930年4月下旬，红五军以一、二、三、四、五纵队在平江东乡长寿街会合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黄克诚同志(但彼此互不了解)。是年5月1日攻克平江县城后，红五军又转战江西，攻克修水县城，然后又击溃了向阳新、大冶苏区进攻的罗霖、郭汝栋部队，我红五军便集结在大冶的刘仁八地区。部队正在休整时，恰逢出席上海会议的苏区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二同志)回来传达中央决定(立三路线)。当时黄克诚同志不同意打武昌，认为那是军事冒险。我当时也是反对进攻武昌的。鉴于我们对军事行动上的看法一致，随之，也就是思想上有了第一次共同认识。 ……黄克诚同志对“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有不同的看法，而受到三军团一部分同志的斥责，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当时他是抬不起头的，但是他仍敢于提意见。我当时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好的。后来，黄克诚同志由团政治委员被提为师政治委员。 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同志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说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处理。经过讨论，决定又恢复了黄克诚同志为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这件事，我从来未对任何同志讲过，也未对黄本人提起过。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在主席处黄说我对他有救命之恩，我才知道黄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笔者注：几十年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由彭德怀的干预而将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的人没有告诉过我，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此事。直到庐山会议上批判我而扯到这件事情，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 1934年春，我和黄在峨嵋峰巅观察地形时，席地谈到当时的局势。我说，既不集中红军主力出赣东北配合福建事变，又不集中兵力就地作战，使团村和得胜关两个战役失去了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由于领导错误，“五次围剿”就难以粉碎，将造成不得不放弃多年创造的根据地的危险，好的局面反而变为不利。黄说，博古、李德没有经验，不能领导战争，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战争是有办法的。我当时对他的意见表示了同意。 …… 此后，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样的漫长时间，我同黄克诚同志根本没有个人和书信来往过，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克诚同志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我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个月中，党中央调黄克诚同志任总后勤部部长。 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黄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这些问题不对，而且说中央已决定了，不要再提了。平日工作繁琐，我有时发脾气时，他当面替我圆场，背后对我有所规劝或批评。在日常工作中，他的意见一般我是比较注意或采纳的。但是我同他在工作中并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有争论的，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彼此并没有什么计较 。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批评，以及毛泽东同志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其实，那次主席还谈到第一书记挂帅，我认为第一书记挂帅的提法，容易产生独断专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句话我未同黄谈)。我认为政治挂帅，至少应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后算起，不久才挂帅的。这些话以及对我的批评，我同黄谈了。主席在那次会议上说，有些人把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起来，有忧心如焚的思想，彭德怀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犯过几次错误，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其实我在当时，对1958年7—8月的北戴河会议，对农业增产作了过高的估计。总有意见的，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 1959年6月中旬，我出国返京后，同他（黄克诚）谈了各兄弟国家的一般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些国内情况，并且提到有些灾区缺粮，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当时，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对人民公社搞早了一点的看法，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 庐山会议前，由于我赴各兄弟国家访问，日程排得非常紧凑，一个多月来，身体感到疲劳，想休息一下。我请他去参加会议，他不肯去，谭政同志又赴外地工作了(因黄、谭都是书记处书记，国内、军内情况比较熟悉，参加庐山会议比较合适)，所以我只好自己去参加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时期，我写信给主席，他事先完全不知道。黄到庐山后，中央已经将我那封信印发了，他看到以后，对我说：“这封信写得不好，有刺。”但是，他没有说是有什么刺。以后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他的发言，事先我也不知道。这些都是真实情况。 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关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克诚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相互依赖；彼此讲话随随便便，言辞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时听到双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等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上的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生活作风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根本没有谈过如何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黄克诚的讲述 彭德怀上述对“彭、黄关系”问题的说明，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中，对“彭、黄关系”也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他的说明，主要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彭、黄第一次见面时间，两个人在《自述》中分别讲到，都认为是1930年四五月份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黄克诚说： 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5月5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做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上做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 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授衔的十位元帅，共12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称呼是当时一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 主席的话即指上述情况而言。 实际上，军队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交班、退休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及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像彭德怀一样，黄克诚在说明他和彭德怀的正常的同志关系、工作关系之后，也作了一个总的申辩。他说： 1952-1959这年间，我除开头几个月完全在总后工作外，就一直在总参和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下，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一段相处，相互了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 ……有一次，彭德怀曾口头答应了这个领导同志的要求，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不妥，给否定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的意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秘书长专政”。这话颇有刺激性。但彭并不在意，他说：我服从道理，谁更有理就听谁的。 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管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黄克诚自述》，同上)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被罢官，离开原任军队职务，长期离开了军队。所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黄两人的政治生涯，对于这一帅一将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重大，而且还相当“深远”。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客观地回忆了庐山会议前后彭德怀和他来往的情况。他说：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起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 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也问他：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南、山东都有饥饿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不与主席当面谈，何必写信？(《黄克诚自述》，同上) 7月18日至19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小组内除两个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这两名同志发言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又反驳，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这个讲话。当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德怀的批评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大概是毛泽东感到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深刻、不得力。据黄克诚在《自述》中回忆：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也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汹汹，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儿。我在26日作了检讨，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许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说，但还不算太过。(《黄克诚自述》，同上) 耐人寻味的是，黄克诚回忆的一段毛泽东同他和其他几个人的两次谈话。内容涉及了许多往事：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湖南人，水电部副部长)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是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谈话还涉及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吗？我说：即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周小舟、周惠）及李锐四人列席。(《黄克诚自述》，同上) 两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讲的话也最多，从历史到理论。最重要的话是说彭德怀等站在右倾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他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所以，黄克诚在《自述》中说： 此时，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 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黄克诚自述》，同上) 接着，就是8月2日中央召开全会，随后各组又召开批斗会，康生表现得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推波助澜，彭德怀等人的处境每况愈下。黄克诚在《自述》中讲道：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抠不出什么东西。彭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的。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比我还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黄克诚自述》，同上) 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1959年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多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述》，同上)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领导、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你敢说真的没有了？”“没有了。”彭德怀说：“因而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会议大哗。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黄克诚在讲述到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斗情况时，又说到了彭总：“他又是反党集团为首者，当然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筋疲力尽。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大地。彭德怀和黄克诚又分别被揪回北京，时间分别是1966年12月底和1967年1月。黄克诚的回忆是这样的：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我一共被斗过二十多次，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德怀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别说话了，省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更加不易。我虽然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黄克诚自述》，同上) 1967年8月15日，广播里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次批彭高潮，一代民族精英、革命英雄横遭迫害、凌辱、批斗、游街、毒打，九死一生。 彭、黄二人一帅一将被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有一次，也许是故意所为，黄克诚在院中和监管人员打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黄克诚的声音后，激动地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黄克诚一咳嗽，彭总就知道是他。 《黄克诚自述》中说：“到了1973-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一段感人泪下的话： “彭总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剧痛，把被头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 彭德怀传记组以《一个真正的人》为题，出了本书，书中写道：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对黄克诚深表惋惜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黄克诚在“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以后，曾经一针见血地说：“当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 据彭德怀侄女彭梅魁回忆说：伯伯在病危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但是，他还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推荐阅读本号昨日文章《 彭梅魁｜伯父彭德怀“八万言书”密藏始末》） 黄克诚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后讲，他很想念彭老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现在，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两位老人都已经作古，那桩历史冤案也早已大白天下，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更加敬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种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伟大精神和正义之举。正如《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一书所说：“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友情，是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情，是经过严酷考验的患难之交。这种友情存在于将帅之间，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助益，给人民战争带来胜利。它将会成为人们的楷模，成为历史的佳话。”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