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约从1995年开始，他成为我们杂志的编委，2014年又成为杂志的顾问，一直支持杂志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老人家也慢慢熟悉起来。未见上最后一面10年前， 2015年3月3日早上6点，我接到马立国兄的短信：“曾彦修同志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96岁的曾老魂归道山，虽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觉得很悲伤。3月2日上午，经过一次抢救，曾老再一次脱离危险。立国兄告诉我，大夫说没有几天了。我当下想，今天必须去看看老人家。我给杜导正老电话，杜老又告诉李/锐老，我们一起到锐老家集合去医院。可是，当我们要出发时，立国兄又告，大夫认为，曾老刚经过抢救，不准任何人探视。我们只好作罢，各自回家。不过，在回家的路上，杜老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今天不见见老人家，恐怕就没有时间再见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硬闯医院。 在立国兄协助下，杜老费尽周折终于面见了曾老。 杜老从医院出来后立即给我电话：“我看他老面色尚好，戴着氧气面罩，眼睛还是明晃晃的，依旧清晰。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我们两人眼睛都有点湿润了。他知道，我的到来，是代表了杂志社，代表了杂志20万订户、上百万读者啊。这里面的分量，我们彼此的心里一清二楚……”92岁的杜老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不得不说，还是杜老预感准确，两天后曾老就走了。我后来见到立国兄，“喟叹因之”，不胜唏嘘。 《平生六记》曾彦修学生时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礼，并加入中共，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后，他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从履历上看，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差异，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2011年，在与曾老的一次闲谈中得知，年过90岁的他要开始写回忆录；2014年6月，这部名为《平生六记》的回忆录出版。何为“平生六记”？就是记叙他亲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读完全书，我非常感慨：在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忆录中，一讲到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是讲自己被整被迫害的历史；少数有反思精神的人，还会写出自己整别人的行为。总之，不会超出整人、被整的叙事形式。 曾老这本书，却摆脱了那种叙事形式，专讲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不整别人，甚至在狂飙式的运动中，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曾老《九十自励》云：“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在《平生六记》开篇中，他写道：“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而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良心”。“良心”，让他“此生未整人”。为了不整人，他宁愿自己主持将自己划为“右派”。这在革命不断、运动不断、自我检讨不断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中，这应该是凤毛麟角的个案。我想，这也是他在知识界拥有良好口碑的原因。“微觉此生未整人” 1951年，曾彦修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这一时期，镇反运动正在广州轰轰烈烈的展开。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必须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为“镇反”大造舆论。可是，当他发现负责镇反的人，一次处决的人犯就有140多名时，他有些含糊了。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仔细核实了即将处决的140多人的罪名，罪名基本上都是一个：“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都是“运动罪名”。为此，曾彦修将此事汇报给叶剑英，希望刀下留人。 最终，经过他的努力下，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评价这个运动意义的同时，也承认“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可是，从曾彦修的经历看，三反运动中的“偏差”要严重得多。他看到的情况是，很多“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他说：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 《南方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过两只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但在运动后的甄别中，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罗明、杨奇半正式地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了——不过未用“平反”二字。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对胡适思想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运动结束后，由他负责编辑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但是，作为责任编辑，他居然一篇文章都没有看完。记得有一次与他闲谈时，我谈到了这八本书。曾老说：“我为什么身为编辑却一篇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文字让人读不下去的，多为强词夺理的批判语言。还有，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实实在在不知这句话错在哪里？ ”在《平生六记》中，他认为：“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为此，他不跟风，用沉默保持人格尊严。1955年，曾彦修又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他被指定为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组长。他是怎样做的呢？他说，“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一事为例。在肃反运动开始后，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来的“特嫌”：在几个月以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的“特嫌”问题，戴当然成了一个必须重点审查的对象。 曾彦修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但是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曾彦修在书中自豪地说：“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和小组长，在文化出版界乃至应该是一个异数。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他所领导的肃反“五人小组”却可以自豪地说：“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曾彦修的风骨，由此可见。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 《平生六记》详细记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着各种“问题”的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又简直是颠倒是非的无端陷害。曾彦修在这里负责清查了三十来个人的问题，他脑子里没有那时人们已经绷紧的“阶级斗争”那根弦，而是从良心出发，不但不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且对于没有问题却在以往被诬陷为有问题的人，他努力为他们脱罪，为他们洗白。像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其实仅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的人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他就都是这样办的。 他书中说：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称得上问题的问题。1964—1965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已经呼之欲出，指鹿为马的大批判已经开始。在指鹿为马的年代，仅仅做到指鹿为鹿，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曾彦修做到了这一点。 把自己划为右派我初次认识曾彦修时，杜导正老就跟我说，1957年反右时，曾彦修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把自己划为右派来凑“百分比”。这确实不同寻常，我听后非常惊讶。 从历史上说，曾彦修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根红；从反右时他的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来说，他是组织者、领导者，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 那时节，自保是正常的，让别人凑“百分比”也是正常的。可是，他却自己去凑那个“百分比”，无论如何是我难以想象的。当时，我就对他肃然起敬。此后，在与他闲聊时，我常常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到反右派上来，但曾老并不接茬。他似乎对反右时的作为讳莫如深。《平生六记》“前记”里，他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因为别人没说，他也不说，才不接我的话茬。 别人说了，他才在《平生六记》中叙述了这个过程：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 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良知未泯”晚年反思这段历史，曾彦修说，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这是他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又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依我看，这是曾彦修自谦的话。以他的个性，即使不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他也不可能在高压下去昧着良心划别人。他在书中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这才是他的本真。后来接受记着采访时，他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要人人检举，搞的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这也是他的本真。 “时年109岁”的周有光先生读到《平生六记》稿子时，为曾彦修题写了四个字：“良知未泯”。依靠“良心”做事，曾彦修的道德人格令人敬仰；“微觉此生未整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人格风范，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在政治运动不断的20世纪，实属罕见。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熟知曾彦修，他书赠于谦的一首诗给曾留念：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粹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对曾彦修人格的肯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