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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两封来信 两封来信，一是指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二是197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12名全国知名知青写给毛 主席、中共中央的信。 在这两封信相隔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什么事？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李庆霖的信 尽管政策上允许在知青中招工招生了，但对“一片红”下乡知青来说，显然“僧多粥少”，知青通过投亲靠友离开生产队之风的愈演愈烈。1972年年底，南方知青中不少有海外华侨有亲戚关系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香港、东南国家投亲靠友。为此，1973年1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革委会呈送的《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的报告》。要求对于插队落户满2年以上的归侨知青，各地可参照上海的做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排。 与此同时，上海知青中有不少祖籍在江浙等南方省区还有亲戚关系的，则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毕竟那里有亲戚的照顾，在招工招生征兵上总比知青人口密集的边疆要宽松一些。 在爱辉下乡的上海知青中，从1973年至1975年，通过投亲靠友向南方转点的知青也迅速增长为344人，占受调总人数的8.2%，与上一阶段相比，增长率为313%，依然是知青“离队”的最大人群。 当时还属于黑河地区的呼玛县有一插队上海知青，在1973年6月21日向上海市乡办写信，反映其插队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当地插队的210多名上海青年，除20多人调到县办农场，10多个抽到工厂、当兵、读书等，剩下170多名青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40多名青年自找门路，迁移户口，凡是有后门的都尽量想法走。现户口在大队的130名左右青年，约有20名在上海，大部分是生病疗养，也有逍遥自在。 这一阶段，是知青运动从激情高涨转而跌入低潮的时期。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在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中说：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信中还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  1973年4月25日，毛 主席复信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老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促使各地开始放松知青回城的条件，在原来严格的病退条件之外，新提出了可以困退的条件。 1973年7月13日，上海市乡办致函江西、黑龙江等乡办：如子女全部下乡，父母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经济困难；或父母双亡，弟妹幼小，而上海又无真系亲属照顾，经里弄群众讨论，组织批准，可照顾回沪。少数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市乡办将事先通过组织之间联系，由区统一发公函至省有关县（团）征求意见。如同意，可协助办理转回上海的手续。 考虑到新的困退政策对知青可能会引起的震荡，所以强调：上述办法为有关部门内部掌握。 从这阶段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爱辉县上海知青从1973年到1975年因严重疾病、家庭特殊困难、独生子女而返回上海的172人，占受调总人数的4.1%。同1969年至1972年相比，年均增长率594.5%。 
与此同时，在知青中的招工与招生名额也大幅度上升，其中：
招工179人，占受调总人数4.25%，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209.6%。
招生306人，占受调总人数7.27%，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787%。招生成为本阶段增长最快的，招生的绝对人数在本阶段也仅次于投亲靠友转点的人数（344人）。本阶段在爱辉的上海知青“离队”是一个小高潮，共1066人，占受调知青人数的25.33%，四分之一强。年均350多人，与第一阶段相比，离队人数年均增长率为355.1%。 “一片红”的结束和知青回城政策的松动，甚至打破了上海原来商业部门的供应计划，以至于市鞋帽服饰公司革委会在1973年10月28日向市商业一局呈送《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棉服装库存处理的请示报告》，指出：由于每年赴高寒地区知青实际出发人数少于计划数，多余棉服装库存增加。其中库存男棉套装19920套，女棉套装15066套，军大衣26449套。 二、12位知青名人的信 1975年10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邢燕子等12名全国知名知青面对知青运动出现的这种趋势，写了一封给毛 主席、中共中央的信，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1975年10月25日，复出的邓 小平就陈 永贵转来的这封信作出批示：“介绍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将信转呈毛 泽东。经毛 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10月28日刊登此信。 知青上山下乡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变化，一些地方的知青骨干开始纷纷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1975年年底，爱辉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就散发过某公社十名知青写的“铁心务农干革命，扎根边疆志不移”倡议书。他们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军心动摇的上山下乡运动，但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有响应这种倡议书的热情了。 很多知青陷入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组织上会另眼相看，即使有上学招工的名额还会让你去吗？表态“扎根”吧，有违心愿，如果组织上把你的表态当真，不再给你走的机会那怎么办？所谓的“扎根”表态，甚至成了“离队”的必要前提条件。 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做法，在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操作上也矛盾重重。好多知青对继续留在农村发出疑问：军队干部子女被照顾走了，华侨子弟被照顾走了，病的、家庭困难的、独生子女的被照顾走了，有关系的转点了，在农村表现“好”的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了，最后留下的算是什么呢？是家庭背景无特殊情况者？是没有“再教育”好的落后者？还是所谓的“大有作为”者？ 原来在爱辉还有270多名户口迁来的“上海插队干部”，在1974年夏，也全部调回了上海。新来的叫“上海知青慰问团”，户口不迁，两年一轮。各级组织包括“知青慰问团”，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也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对知青的这些疑问无法解答。 第三阶段：两种声音 两种声音，指的是“坚持上山下乡运动”和“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 在知青问题上来自上层的不同声音，实则上是对当时“两个凡是”较早的否定。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政治大事件，知青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处在既在着手却又因重大事件和严重分歧不得不等待的阶段。 自1975年10月底那封经邓小平推荐、毛主席批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离队知青人数开始趋缓，放慢了速度。在对爱辉上海知青1976和1977年两年离队人数调查中发现，相比上一阶段年均增长率355.1%，此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只有8.2%。（见下表）  一、第一种声音：坚持上山下乡运动 不过，其它城市的插队知青离队并不像上海这样放缓速度，比如北京，还放宽了照顾回城的条件。1976年1月29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第12期刊登题为《北京市放宽照顾回城条件引起我市跨省下乡知识青年产生思想波动》的文章。该文反映：部分青年和知青家长到市、区乡办，要求按照北京市的办法调回上海。 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针对这个动态开展了新一轮攻势。1976年2月20日，上海徐汇区召开“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长代表会议”，要求到会代表批判“右倾翻案风，教育子女扎根农村”。 1976年3月29日下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领导与数十万群众，欢送仅有80多名的青年赴黑龙江插队，文汇报第二天头版刊登《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 有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文。 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毛 主席，却在1976年2月12日阅吴 桂贤2月1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年5月7日，国务院成立以陈 永贵为组长的知青领导小组，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 其中杨 富珍带领6名小组成员在黑龙江调查，曾来到爱辉公社爱辉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点。她告诉知青：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就不同你们多聊了。 这些调查组回京后先分组，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大问题，在集中汇报时，与会人员的认识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直到7月28日，唐山地震，会址受损，会议不得不迁到临时地震棚内继续开。终于在8月底将汇报材料报给毛 主席和党中央，计划要在1976年11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没想到十几天后，毛 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了。 这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如果毛 主席在看到调查组的这些汇报材料后，会提出什么样“给予解决”的方案？ 在这个谜面前，囿于“两个凡是”的华 国锋，1976年12月28日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要保卫和发展无 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青“离队”速度放缓了。在此阶段中，爱辉上海知青“离队”年增长率仅8.2%，远远低于上一阶段355.1%年均增长率： 一是招生明显减少，1976年被推荐上学的爱辉上海知青77人，比上一阶段年均102人少了25人，年均增长率为-24.5%。 1977年恢复高考，这对于以68届、69届初中生为主的爱辉上海知青来说，并不有利，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只有19人，占受调人数的0.45%。 二是参军人数减少，由于知青年龄基本上已超过22岁，过了服兵役年龄规定，这两年仅6人，年均增长率为-81.6%。 三是投亲转点趋于平缓，该有的关系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在原籍或南方无亲友好投，只好等待就地招工。据统计，本阶段投亲转点共239人，年均增长率大幅减缓，才4.3%。 本阶段增长率较高的一是当地招工，共招有167名爱辉上海知青，年均增长率为40%。其次是去上海小三线顶替父母，绝对数不高，才22人，但年均增长率却十分高。 二、第二种声音 在一片沉寂的等待中，1977年7月初，黑河地区在北安县城召开知青代表大会，这是该地区的最后一次知青大会。会间休息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关于邓 小平又要复出的消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不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的知青，对邓 小平复出充满了期待。大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会议组织者不再谈论“扎根”、不再喊“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实实在在地表彰了一批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知青后，即宣布结束。 十多天后，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 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关于知青问题的不同声音，让各地基层知青办左右为难。1977年10月10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刊登文章《当前知青战线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反映：当前干部感到矛盾多，压力大，思想乱，心里急，有劲不知往哪里使。特别是在上山下乡战线上，究竟哪些是“四 人帮”的流毒，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应该破，哪些应该立？有的明确，有的不很明确，有的没有把握。 问题最终放在了最高层领导面前。1977年12月12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知青办在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历时32天，这是全国有关知青问题召开时间最长的会。会议争论较大，主要是四个问题： 一是怎样估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后还搞不搞上山下乡？搞不搞插队？ 二是知识青年揭批“四 人帮”要抓住什么要害性的黑靶子，搞清知青战线的路线是非。 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下子，还是一辈子？有没有期限？为什么不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呢？ 四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提不提？跨地区安置知青还搞不搞？以及加强知青办工作办事机构等。 从几位领导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中，也可以察觉到不同的看法： 陈 永贵：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当初的知青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 主席的指示。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下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的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李 先念：扎根农村有什么错。需要你进工厂、上大学，也可以嘛。 纪 登奎：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不要批“拔根复辟”。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两边都不靠的纪登奎，曾是要中央文件指出“文 化大革命”错误所在的第一人，也是对知青下乡提出“突破”的第一人。 闭会前一天，华 国锋、叶 剑英、邓 小平、汪 东兴等领导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