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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被忽略的历史 ——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时间:2018-06-08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李逊 点击:
(说明:在左翼读者中,知道李逊的人并不多。但是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这个名字却不容忽视。 2015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这部上下两卷、近百万字的专著,可谓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最为丰富、表述相对

  (说明:在左翼读者中,知道李逊的人并不多。但是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这个名字却不容忽视。
  2015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这部上下两卷、近百万字的专著,可谓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最为丰富、表述相对客观、研究深入全面的一部上海文革史;也是所有地方性文革史中,最能由局部研究而窥知全局运动的一本书。所以,在2016年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时候,《红色参考》执行主编陈洪涛曾在向左翼青年推荐的《读懂文革的十本书》中,就将这本书名列其中——虽然作者持否定文革的观点。但这毫不影响我们把它与《戚本禹回忆录》、《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等排在一起,视为左翼读者了解文革的必读书目。这也是这十本书中,唯一一本与其他九本虽整体观点不同但却同样具备极高参考价值的著作。
  李逊,女,1948年生,自言属于文革中的上海“中学生保守派”。后毕业于上海成人业余大学中文系。1979年至1992年,曾先后在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工作。长期研究上海文革运动,1996年台湾时报出版社就曾出版过她与肖关鸿合作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并应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裴宜理邀请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期间与裴宜理合著英文专著《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美国Westview Press出版社1997年出版)。旅美十年后,李逊回国继续文革研究。并用十年时间,写出了即便是左翼文革研究者,也不乏充分肯定其价值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本文系李逊近作。没有读过《革命造反年代》的左翼读者,基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她的观点——其实观点并不重要。虽然作者在整体上依然否定文革,但其独立于一般右翼研究者“以立场先行决定史料弃用”的研究方式,不以脸谱化公式化追溯历史,在尊重历史事实,尽可能地理解对立者,对对立者不乏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引入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这恰恰是值得左翼读者借鉴,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总结文革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
 
 
 
 研究上海文革史之余,读了不少文革著述,包括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觉得在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中,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即文革中保守派组织的研究。大量文革回忆录作者以当年造反派居多。笔者所能见到的,除了当年武汉的“百万雄师”负责人之一章迪杰撰的《峥嵘岁月》,以及上海市总工会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还有最早的红卫兵,鲜见“老保”回忆录面世。而已有的文革著述中,除了笔者的上海文革研究,以及山西某县文革史,其它著作关于保守派的活动内容,除了最早的红卫兵,也基本未见引自保守派方面的回忆资料。这一点,早在20年前,海外的研究者王绍光和陈佩华便已有提出,但直到现在变化似乎不大。
  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史主要由造反派的活动构成。但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许多事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互动结果。另一方面,保守派组织的活动是执政党文革前十七年运动模式的延伸,保守派力量的兴衰,实质是毛泽东的文革与他的文革对象较量过程的显性彰现。所以对保守派的研究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研究保守派组织,既是历史实证,也是理论研究。笔者这篇文章并不在于讨论理论问题,而是希望引起对保守派组织的重视,使文革研究更立体和饱满。
  保守派的产生
  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首先喊出造反口号,但从他们以后的行动看,他们既是造反者,又是顽固的保守派。在冲击不准自由结社的社会制度方面,他们是造反者,因为他们冲破了执政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严密控制,成立了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红卫兵。而在此之前,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社团存在。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体制外的组织形态,成为不久全社会结社自由的开端。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开端,是对共产党严密社会控制的造反。而在最初的批判对象上,他们也可算是造反者,因为他们的反叛从反对学校党组织开始。在此之前的十七年,执政党从来不允许对各级党组织说“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及反工作队都是反体制的造反行为。所以从这点上说,这批干部子女应该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者。不过,这种造反主要发生于北大附中以及率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等少数学校。在其它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成立的,学校党组织不敢反对。
  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李黎风(李井泉之子)。


 
 这批文革最初的造反者并没有将“造反”的桂冠保持多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对他们造反行为的支持后,外在政治压力消失,他们马上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十七年一贯的革命对象,还加上学校老师和同学。他们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将在此之前各级党委发动的对知识精英以及前政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政治迫害,推向新的高潮和更大规模范围。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这批红卫兵和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完全一致,他们的暴戾是阶级斗争学说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他们对文革前便已形成的政治等级身份制不但坚决维护,而且极力扩大和固化。而政治等级身份制正是十七年政治统治的核心。他们宣扬血统论,就是为了消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威胁,独占革命接班人的身份,以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要求,只止步于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
  1966年8月23日,贺鹏飞、刘涛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率领2000余红卫兵,撕毁了清华园内张贴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又砸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
  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他所认为的各级“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些新的革命对象,正是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第一批红卫兵的父母,这令第一批红卫兵不能接受,本能地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因此,在对文革批判对象意义上说,他们是保守派,而且是最顽固的保守派。而他们与不久崛起的造反派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对立,以后也始终不愿意与造反派为伍。他们自始至终的行为便是反对造反派对各级干部的批判和冲击。所以从文革政治派别意义上说,他们也应该被划入保守派。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全国各地第一批红卫兵组织都是北京模式的翻版:核心人物都是各级干部子女,批判对象都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抄家、打人、破坏文物;当然也都狂热鼓吹“血统论”。也和北京最初的红卫兵一样,他们不久都成为保守派。所不同的是,他们从成立伊始就是保守派,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那样至少还有反体制的开端。而且由于毛泽东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全国其它省市所有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成立,几乎都有各省市党委的支持和扶植;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成立时遭到学校党组织的反对。  
文革中 “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名叫谭立夫(文革前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他的观点是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

 第一批红卫兵的血统论,激化了其它阶层子女的逆反心理。1966年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三司”的批判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接着,因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榜样和支持,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很快成为文革主流。而正是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上,真正形成了文革的两大派别:造反派和保守派。秦晖所以认为,作为文革初期正式政治派别意义上的保守派,就是随着这批造反派的诞生而被确认。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最初分野,在许多学校和工厂是因为对工作队或党委的不同评价。保守派拥护工作队或党委对分歧的裁决权。而造反派则反对党委和工作队的裁决权,认为应该对照当时的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因为这传递了毛泽东的文革主张。造反派实际是试图将裁决权抽象化,突破十七年一贯的党的干部说了算的话语权和对真理的解释权。这是造反派最初的造反行为。而保守派最初没有这样的思想突破,以后也始终基本服从新的权威和权力的裁决。
  保守派及其组织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
  文革的对象是干部阶层。还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制定的对农村“社教”的23条中,第一次提出整“走资派”的思想。接着在同年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又明确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新一轮革命对象。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文革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炮打司令部”。


  
但各级党委包括派往各学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并没有悟出毛泽东的批判指向。他们纷纷抛出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作为打击对象。当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即使十分温和,他们立即条件反射地出手反击,发动群众围攻那些向自己提意见者。在这样的围攻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最初雏形。那些被围攻的提意见者日后大多成为造反派;而跟着党委或工作组围攻提意见者,日后很多人成为保守派组织的核心或骨干成员。
  保守派的活跃时期真正开始,是在1966年9月以后,各级党委普遍遭到冲击。而此时中央决策层因对文革的不同看法,传递到底层的对造反派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明晰。于是对省市委的评价,分化出文革群众派别意义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地都有保守派群众与造反派辩论以及保守派组织“保卫”省市委的行动。到1966年年底,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的分歧更发展成冲突甚至流血事件。例如1966年12月4日重庆的“12.4事件”,1966年12月30日上海的“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南京的“1.3事件”,1967年1月26日新疆的石河子大规模流血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看起来是底层民众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而背后是中央决策层的文革和抵制文革势力的较量。
  康平路事件
  1967年初,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三个最高机构,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表达了支持造反派的明确坚定态度。造反派组织对保守派组织的强行取缔和武斗围歼在全国范围展开,各地保守派普遍遭受重大打击。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以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掌控了上海的大局,文革新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造反派和拥护文革者占了优势。即使是被“三结合”的老干部,也都是下决心紧跟文革者。保守派组织即使想死灰复燃,在市革委会中也找不到同情或代理。
  但这样的情况只是少数例外。在大部分省市,文革新政权革委会中干部和军队对文革的态度尤其是对造反派的反感态度,给予了保守派组织重新生存的空隙。有些省市的保守派换一面旗帜重新整合自己的力量,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广西的“联指”。更有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连旗帜都不换继续存在,例如成都的“产业军”。尤其广西和广东,因为军队的支持,保守派始终占强势地位。
  绝大多数支左部队对文革的态度,与原来抵制文革的地方党组织基本一脉相承。因此1967年至1968年各地的武斗事件,许多看似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冲突的事件,背后仍是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最轰动全国的是武汉“7.20事件”,以及四川遍及全省的动用武器弹药的武斗。而保守派占优势的广西,武斗更是持续一年半,大规模杀人尤为惨烈。所有这些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造反派挑起的。可以说,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年底,全国各地许多重大事件或武斗冲突,许多都与保守派组织有关。这是保守派背靠文革新政权与造反派的继续对立。所以,保守派的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少了保守派的活动轨迹,文革记载便不完整。
  武汉“720事件”中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
  保守派组织是十七年政治运动动员模式的集中体现
  保守派组织的活动轨迹,就是十七年运动群众的模式,或者可以说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模式。
  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全国掀起大字报高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各级党委讨论圈定并抛出出本单位的运动对象,组织群众写大字报。那些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业务拔尖的学科带头人,还有“出身不好”者、“政治历史复杂”或“社会关系复杂”者,被纷纷抛出。而在工厂,一些技术人员和资方人员也被党委抛出成为大字报对象。这样的有准备地抛出运动对象组织群众批判,形成人人口诛笔伐的氛围,给被批判对象以强大心理和政治压力,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但这样的模式在文革初遭到质疑。对照《十六条》,有人认为党委首先应将自己作为这一次运动的对象,于是给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工作队贴大字报,但立即遭到党委组织动员的反击围攻。在这个后来被毛泽东称为“资反路线”的50天中,各级党委发动群众保卫自己,打击和围攻提意见者。这样的做法也是以往政治运动的延续,尤其是从反右运动之后的一贯做法:凡是给干部提意见者都是心怀不满分子或反党分子。这是造反派最初造反的原因。不过,绝大多数造反派造反,并不是从人权的普遍意义出发,而只是从自身被批判打击的特殊性出发,所以他们对比自己政治地位更低者例如“地富反坏右”没有同情心。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保守派身上。
  最初的保守派是在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冲击各级党委时产生的。他们不同意对各级党委的批判,以各种形式保卫党组织。在上海,1966年8月底和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市民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成不同观点。许多市民去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更有许多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上海市委”。市委门口贴出了许多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反击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有两篇。一篇是以国棉二厂的老工人名义写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另一篇是以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人物杨富珍的名义写的《给毛主席的急电》。两张大字报都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它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影响很大,是文革初期保卫省市委的典型文字。
  看起来,“保卫上海市委”的行动以及大字报都是工人们的自发行动。但不久便有传单揭露,说两张大字报的真实作者是上海市委干部和工厂干部:《我们老工人要说话》是上海国棉二厂党委组织的,起草者是党委的秘书;《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的市委工作队向市委请示,得到市委书记陈丕显同意后,由工作队撰写的。其它这一类的保卫市委的大字报,也大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们组织或暗示撰写的。而大批去市委门前与红卫兵辩论的工人,都是应市委要求由下面各工厂党委派出的。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为了显示工人们是“自发”去保卫市委的,出面组织的工厂干部特地关照: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己去的。
  这样的以工人名义出面说话,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路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从1957年“反击右派”,到1966年的“保卫省市委”,到1989年的“反对动乱”,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以“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的双重的名义一再重现,严厉斥责任何对执政党的质疑,正义正气正能量。只是过去暗箱操作,文革中终于被揭露出“自发”背后的捉刀真相,让人明白那些看似汹涌民意的背后,是权力操纵为官方代言的实质。这样的政治留痕使得以往和以后的“自发”都失去了崇高,成为你知我知人人皆知的虚假政治游戏。
  和“要说话”之类的政治表态一样,保守派组织的成立,也与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大多数省市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成立的保卫省市委的保守派组织,都是各级党委明里暗里扶植的。即使在上海,虽然保守派组织不是市委直接出面组织的,但也与市委的默许和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保守派运动看上去很热闹,其实都是党委的导向和意志。
  而在之后的1967和1968年,各地保守派组织也与文革中的主流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保守派组织最本质的特征——没有自己的主体意志,跟着执政者的导向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即使是后来造反了的保守派,也始终不改听话本色,过去是听各级党组织的话,夺权后听文革新政权的话,包括对地方文革握有重大话语权的支左军队。而群众组织对保守与否的鉴别,也从1966年底的与各级党委的亲疏,变为与革委会或支左军区关系的远近。所以,尽管文革的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主流政治的亲近关系没有变更。事实上,保守派组织的主心骨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就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反对造反派的干部们。
  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造反派在大多数省市得势时间不长,革委会成立以后,造反派重新成为整肃对象。十七年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模式重又回归,许多地方的保守派参与了这个回归。而保守派参与秩序和权威回归的过程,正是文革目标渐行渐远的过程。到1976年,原来一度不得不向造反归顺的保守派,又重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而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也开始怀疑毛泽东和他的文革,于是发生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文革结束的社会基础。
  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实质为否定文革的四五事件。


 
 弄清保守派的活动轨迹,就是理清文革中权力的运行轨迹,以及民众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打通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共同点,有利于更深刻地总结文革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教训。
  保守派的类型和区分
  与造反派一样,保守派也有不同类型。一类是真心认同和拥护十七年者,以劳模先进人物和党团员为骨干。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受益者,有着强烈的翻身感,更对给了他们荣誉的各级干部有着强烈感恩。他们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1967年“一月夺权”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后,他们迷茫困惑。过去的努力和荣光反成为负资源,他们也曾因此努力迫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跟上文革。但首先情感上就与造反派始终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从行动上淡出文革。之所以说“从行动上”,是因为他们仍然反感文革,只是不再以行动抵制。上海文革初期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主要负责人王玉玺、陈阿春、李剑钰、马骥等,大多是这种类型。这些朴实的工人,坚守自己的良心和直觉,又无法超越毛泽东和党的权威,只能沉默,以沉默表达对文革的不认同。


 
  第二类是努力跟上文革形势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后,他们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不但揭发当初支持他们的各级干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当初是“受蒙蔽的,以这样的表态开脱自己,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他们文革前被各级党组织信任的政治身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政治和体制身分,例如文革前的上海著名先进人物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人物“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人;文革中当了上海普陀区区委书记。
  文革前为上海国棉一厂挡车工的全国纺织生产第一线著名劳模杨富珍。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组副组长。是“九大”中央委员。文革后曾任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委。
  第三类是1967年一月夺权后改换旗帜宣布造反者。但他们即使造反,也始终和原来的造反派貌合神离。他们中有些人是文革初期批斗“黑帮”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人有侮辱和殴打批斗对象的行为。宣布造反后,他们与之前的造反派颇多冲突,甚至酿成大的武斗事件。这些冲突有的是因不同观点例如对某个干部的评价引起,有的则是对文革新政权席位的纷争。
  第四类保守派是强权的追随者,谁有权便紧跟谁。文革初期他们保各级党组织,与其说是出于对党的热爱,不说是向权力表达忠心。文革中他们跟着新的权力,例如支左部队。哪怕新的权力大开杀戒,他们也跟着参与杀戮。上面第二、第三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可列在此类。
  而大多数底层群众参加保守派组织,是因为安全。这是他们从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得出的经验。1966年10月前,中央决策层传出的对造反派的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清晰,信息显得不确定,解读不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跟着原来的权威,即还在台上的那些干部。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是这一时期保守派占大多数的原因。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保守派全面崩溃,许多人弄不清文革的形势,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于是成为逍遥派。
  1967年一月夺权后,各级党委被打倒,保守派组织的捍卫对象不存在了。“保守派”也成为抵制文革的代名词,没有哪个组织再会理直气壮地自称保守派。而1967年全面夺权以后,将对立派组织指为“老保”,从而取消其参加文革运动的资格,更成为最常见的派性争斗方式。上海柴油机厂1967年上半年,“联司”和“东方红”,都开足马力指责对方是“老保组织”,武斗冲突不断。但事实上双方都是造反组织。
  当时将对方指为保守派组织有各种理由:有的以1966年文革初期的政治站队为标准,将曾经“保”过各级党组织者指为老保,即使这个组织1967年以后“反戈一击”改旗易帜。有的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将党团员多的组织指为“老保”。有的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把与夺权后成立的革委会或支左军队关系密切的组织指为“老保”。除了原来便是保守派的组织,一些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也被指为保守派。例如清华大学的“414”。所以,文革中指责对立面组织为“老保”的理由,标准不一,许多时候甚至只是打倒对手的借口。
  文革结束后,保守派和造反派被作为文革中的不同政治倾向,不少文革研究学者提出自己的区分原则。
  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国外学者例如李鸿永、罗思典、陈佩华和裴宜理等,以“社会冲突”的理论分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认为保守派组织的特点是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多。这其实也是中国每个文革经历者的切身感受:最初的老保组织的核心和骨干都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参加者也以党组织所信任的积极分子为多。
  而中国的学者对如何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也有着颇多观点。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将如何区分保守派组织定为六个标准:
  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回避还是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还是反对各级党组织;“二月镇反”中是帮凶还是挨整;主要斗争对象是党外“阶级敌人”还是党内“走资派”。
  周伦佐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一文中,将追随毛泽东的何种理念作为区分标准。认为保守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造反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后的毛泽东——及其‘路线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
  印红标在《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将对权力来源的认可作为判断标准。指出:保守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他们会保卫各级党组织;而造反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毛泽东,跟着毛泽东的文革批判和打倒各级党委;至于干部子女红卫兵,他们认可的权力来源主要是自己的红色血统,不那么把工作队和学校领导看在眼里,更不接受对上层干部也即自己父母的批判。
  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干脆明确地将“矛头向上还是向下”作为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
  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都是革命对象的不同。也即革命对象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还是干部阶层本身。这可以从与以干部阶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鉴定:夺权前是与各级党组织的关系,夺权后是与革委会或支左军队的关系。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虽然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但这个时期很短。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改变十七年政治规则:只要掌权,就掌握话语权和对真理的解释权。随着军队支左全面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大批老干部被“三结合”进文革新政权,文革前的干部阶层全面恢复了原有的权力和权威。这个恢复过程与对造反派的不断打击清算同步。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守派势力始终是干部阶层的同盟者和群众基础。所以,文革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干部阶层的亲近关系不会变更: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党政军的干部们。区分造反派与保守派,就是观其在文革各个阶段与权力的关系。而大多数党政军干部虽然进入文革新政权,但与不断找他们麻烦的造反派始终不融洽,更容易倾向保守派。
  不过,上海是个特殊例外。上海在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王洪文坚决主张大力吸收保守派进造反派组织,从情绪和组织上瓦解了保守派。保守派组织不复存在,造反派全面掌权。所以上海亲主流政治的是造反派。这样的现象也与上海市民的政治性格有关:重技术轻政治,讲实际反空头,尊重秩序,反对极端。这一政治性格不但体现在保守派身上,也体现在上海的造反派身上。这也使王洪文和他的造反组织被一些更激进的造反派视为“保守”。这是另一个话题。
  保守派思想和话语的扭曲性
  如果剥去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话语外壳,人们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文革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反对暴力和无序。而敬畏既有权威和秩序,尊重既有价值和现实,这样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会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这些文革最初的反对派称作保守派,是比较确切的。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是,如果把文革中的保守派等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似乎也不尽然。因为文革中的保守派是对1949年革命与造反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的“保守”,本身是对上一次“革命”与“造反”成果的坚持,并未抛弃“革命”与“造反”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伦理,对于任何变革传统和秩序的激烈革命,始终抱着警惕和审慎。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靠破坏旧有秩序取得政权的。十七年的强权与教化,早已形成新的秩序,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但这样由革命形成的新传统,有许多与普世价值及中国文化传统相悖。文革中保守派保卫的是对上一次革命也即1949年后所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并不是对普世价值的坚守。
  徐友渔指出:一个革命政党依靠破坏旧秩序夺得政权后,天长日久,也会形成新的、自己的传统和正统,在新语境之下产生的革命或保守,自然就具有一定的扭曲性和复杂性。谈文革中的保守,是相对于新传统而非老传统。这样的扭曲可以从许多话语中看到。例如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打倒一切,呼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执政党十七年所一再宣扬的,似乎很宽宏大量。但这个话语的背后是严酷的阶级分类,意味着那些“团结对象”不是自己人,“团结”他们是宽大和恩施。这样的“团结”话语就有了某种扭曲。于是到文革时期,绝大多数“团结对象”被打回非我族类原形,被收回“团结”资格,遭到残酷迫害。而保守派要捍卫的,不是那些被迫害者的人身权利,而是文革前的“团结”政策。
  朱学勤认为,文革话语因当年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打造,严重扭曲相关汉语原有含义。如“造反”、“保皇”与“保守”:“造反”的汉语原意是对最高皇权与统治秩序的背叛,但在文革初期的绝大多数“造反”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现象,是奉旨或领旨“造反”;“保皇”一词来自法国革命及其后续话语,专指当年的王党与拥护皇室的正统派与拿破仑派,但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却被用来指称一时未能领悟毛泽东意图的另一派群众;此后周恩来等建议改称“保守派”。“保守”本为政治学、社会学专用话语,并无褒贬,但在这里貌合神离,虽弱化一格,却还是贬称,并未消减政治歧视。而在另一方面,当年的“造反派”在吸收、消化大量“保守”组织与群众后,又发明另一名词“老造反”,以强调自己“造反”最早,其实是对当年等级身份制的红色顶端——“老革命”身份的模仿,保守而不自知。
  所以,文革中的保守派坚守的是十七年革命制定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他们不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于激烈的嗜血。但也有部分保守派,尤其1967年以后的保守派例如在广西,对生命的践踏比造反派有过之无不及。保守派与其说是对文革有看法,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对造反派看不惯。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以及对秩序的破坏。不过保守派不可能坚守自己的切身感觉,1949年后的中国,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理念不同的独立思想存在,失去了个人权利的任何派别,都不可能坚守自己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保守派中的许多人并不反对文革前对沉淀了多少代的习俗和秩序的颠覆,甚至也不反对文革初期对文化和传统的破坏。第一批干部子女红卫兵的“破四旧”席卷全国,其破坏性比历史上的历次战争更彻底更无微不至。除了干部子女,许多保守派也都是“破四旧”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最起劲参与者。例如在上海复旦大学,“破四旧”和“斗鬼风”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很多都成为复旦大学保守派组织“红卫兵大队部”的成员。以至于日后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回忆起1966年夏季的红色恐怖时,都说是“老保干的”。保守派中向文革对象下狠手而毫无同情心者不在少数。不但在1966年的政治迫害中,而且当1967年和1968年军队掌握各地权力,对造反派清算和对“地富反坏右”大开杀戒时,许多地区都能看到原保守派组织成员的积极参与。
  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毛泽东文革的响应者,造反派奉旨造反;志在“打倒”;保守派没有及时领悟旨意仍停留在原来的行为模式,仍坚持“捍卫”。保守和造反在于领悟圣旨的时间差。无论捍卫还是打倒,都是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当然,真正反对破坏文化和传统者应该始终存在,但持这样观点者不会是文革积极分子,很可能倒是文革对象,极少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
  加强对保守派的研究和资料收集
  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文革,发动者的责任,被完全转移到造反派头上,大批造反派被审查。保守派没有被追究,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文革最早的迫害参与者。
  对造反派的清查资料构成了丰富的文革档案:从个人的交待包括造反动机及对各个事件的参与等,到各种各样的旁证包括相关人员的揭发交待或当时的会议记录、传单小报。由这些清查资料能拼出许多事件的脉络走向。但是,在清查档案中,缺少了同样参与事件的保守派资料。即使有保守派的文字,一般也只是证词。而且大多是造反派如何迫害他们的证词,却没有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回忆,更没有他们的行为与原干部或支左军人关系的回忆。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显示他们是如何被操纵和利用的。其实,保守派也有交待材料,而且应该曾经数量不少。但那是文革中他们被造反派迫害审查时的交待。文革结束后,这些资料作为迫害个人的文字,大都销毁或还给了本人,地方档案馆很可能很少有保留。
  如今,保守派的资料大多见于当时保守派组织的传单小报,个人回忆极少。不过,他们当年的工作笔记或日记应该有部分留存在世;归还他们的文革交代,有些人也会保留。当然,这样的收集很费功夫。笔者就曾经收集到一套当年上海赤卫队成员写的交代。
  对比保守派回忆录的缺位,造反派对文革历史回忆的参与非常踊跃。目前境内外出版的大量文革回忆录,基本都是造反派写的。在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鲜活细节:最初的造反动机,造反组织的崛起和活动,以后又如何遭到清算,更有对许多事件场景和人物的描写。虽然有些回忆不乏美化自己或回避开脱责任,但至少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研究者和后人对照其它史料去伪存真提供了依据。而在文革研究者的名单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许多当年的造反派或持有造反派观点者:杨曦光、徐友渔、秦晖、印红标、杨继绳、宋永毅、何蜀、周伦佐、余汝信、徐海亮、周孜仁、石名岗等等。但当年的保守派,至今在做文革研究者,笔者所知道的,只有我自己,我当年是上海的中学生保守派。此外,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卜伟华,文革史《砸烂旧世界》的撰写人也可算是保守派。
  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撰写回忆录者倒是不少。如前联动重要成员邹建平,化名钟雪写了《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记实》。血统论对联的鼓吹者谭力夫化名谭斌,写了本《赤子白话》。“西纠”负责人孔丹口述了《难得本色任天然》(米鹤都执笔),北岛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中,也有老兵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录回避了许多重要史实,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语焉不详。例如:1966年8月的抄家行动是如何决定和发动的?是红卫兵自发的行动,还是被有所组织或暗示?如果是自发行动,是哪个中学哪个组织首先行动?行动之前如何决策?首先被抄家的是哪些对象?抄家名单如何制定?根据什么原则制定?那些人参与制定?又如,北京的驱逐黑五类行动以及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是谁决定?更不说在回忆录中提及文革初期的打死人名单和施暴者名单。至于其它保守派组织,除了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武汉的“百万雄师”,也鲜见他们的回忆录。许多事件至今仍是谜。例如上海“4.12炮打张春桥事件”与军队的关系;“7.20事件”与武汉军区的关系,等等。而文革中后期也有许多与保守派可能有关的未解谜团。例如广西和湖南的屠杀和吃人事件究竟因何发生,等等。即使现在可以见到的少数保守派的回忆,例如武汉“百万雄师”负责人的回忆录,也使人觉得似乎缺失了许多情节。所有这些,是记忆流失,还是有意无意甚至刻意的回避?
  造反派积极撰写回忆录,与他们文革后的境遇有着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造反派被清查,一些人被判刑。部分省份“揭批查”扩大化,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下发1982年9号文件予以遏制,但在某些地区被停止执行。如河南省有两千四百多造反派被突击判刑,更多的人受审查或不予重用。这些年河南等地毛派群众屡屡发生群体事件,即与上述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造反派们不服于将历史的责任全归于他们,他们要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的辩护话语大多仍来自毛泽东文革话语。
  2007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赴京集体上访的河南省文革“两案”人员(文革后“揭批查运动”中遭受突击判刑的造反派群众)。 陈洪涛 / 摄


 
 造反派中的一部分人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他们最初由反对压抑个性的政治等级身份制而造反,而反抗官府是中国文化的民间传统。这使他们甚至有种失败的悲剧英雄情结。文革是与他们人生紧紧相连的特殊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对不少人来说,文革甚至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他们不满意自己这一段人生被彻底否定,他们要留下资料,让后人评说。文革后再看有些当年的造反派,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进一步质疑体制的弊病。
  1967年至1968年各地都有由造反派写出的独立思索文章,例如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即使是比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大学的“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也写出《414思潮必胜》。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考上大学,成为学者,更试图从理论和认识高度剖析那些始终与文革经历纠缠在心头的问题与困惑。
  而保守派,虽然也在“彻底否定”之列,但没听说谁因为当年参加保守派组织而被清算审查,更尚未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保守派没有诉求和自我辩护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对一些参与过暴行的老红卫兵或参加过武斗的保守派来说,许多事情不是需要澄清和自我辩护;而是相反,淡忘是他们对自己最好的开脱和保护。保守派始终是权威话语的服从者,以官方准则为自己的思维准则,在这方面的思维能力似乎远不及造反派,文革中就几乎没写出过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干部子女红卫兵的“三论造反”。即使“三论造反”,也是通篇谩骂而无说理。而工人保守派,文革中许多文章都不是他们自己写,许多工人保守派组织的成立宣言多由党委秘书代笔。而在与造反派的笔战中,保守派传单的数量和煽动力也远不及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也缺乏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自觉和动力。他们高度认同对造反派的批判,满足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话语中,他们的形象是正面高大的,所以不希望重提当年被操纵利用的尴尬角色。


  
徐友渔认为:造反派的擅长是进行社会动员,掌握民间话语权,写回忆是这种能力的表现;保守派的擅长是体制内运作,获得实际权力,面对公众的语言表达是其所短。各有长短,难论高下。
  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应该足以销蚀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恩怨,何况这样的恩怨由一个非常时期强加。武汉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人物,,早在2007年便握手言和,消解了当年的对立情绪。如今,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已经进入老年,超脱文革和派性语境,抢救文革记忆,已经迫在眉睫,不但抢救造反派的记忆,也抢救保守派的记忆。
  [作者自注:本文引用文字,除了文中写明文章或书籍题目的,都来自笔者与被引者的信件往来。]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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