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24日至29日，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组织500多名老知青重访第二故乡，与以往四次大规模组织重访不同的是，此次带去了多个文化活动。大部分人都被一部连演四场的多媒体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所吸引，但也有人关注着一场学术研讨会，即7月27日上午在黑河学院召开的第四届“历史与现实”知青学术研讨会。 同样，与以往不同，这届知青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上海知青在爱辉”。 研讨会上，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会长韩自力公布并分析了上海知青在爱辉插队10年的人员数据变化；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秘书长黄建华报告了广灵中学全部69届初中生300余名集体在爱辉插队的来龙去脉；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副会长张刚介绍爱辉外三道沟正在编辑中的新书构思；爱辉知青联谊会还向中共黑河市委史志办、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以及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赠送了2019年5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文集——爱辉上海知青离开农村的故事《那人那情那命运》。 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上海知青在爱辉插队10年中人员数据变化分析”，韩自力代表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对此先作了如下说明： 1、这组调查数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关于爱辉上海知青在插队10年中先后离开生产队的人数和原因。所谓“离队”并不是指回到上海，而是指户口从插队的生产队迁移离开为止，至于这些知青离开之后的经历，本数据不再进行追溯。 2、由于来爱辉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在1969年和1970年，是上海在文革中搞“一片红”的产物，所以，客观上这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只是“一片红”上山下乡的后果，不涉及到对50年代就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 3、当年爱辉县有上海知青的知青点（加上农场和林场）共有103个，这次受调知青点为82个，占知青点总数79.6%；已知当年在爱辉县下乡知青5011人，这次受调知青为4218人，占已知知青总数84.2%；受调知青中配合接受调查的3787人，占受调知青总数89.8%。 4、这次数据调查统计方式：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统一设计表格，召开原公社分会人员进行指导，由原公社分会落实到各知青点联络员，然后由联络员一个个找老知青登记填表，再逐层回收统计表格。尽管前后历时1年之久，有的反复退回重填，但不免有百密一疏之处。 5、在这次数据调查中，把爱辉上海知青十年的“离队”史，按年份分为四个阶段。但历史往往并不是按年来划分的，有时是按月甚至是按日来划分的，因此这仅是一个粗线条的数据调查。 6、对这些调查数据分析后，将插队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的重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对数据本身的变化轨迹进行比照，二是将这些数据变化与当时政策和新闻报道进行比照。由于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数据分析也许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请各位知青研究专家给予包涵和指正。  两扇大门，指的是前门和后门，即当年知青议论最多的“一片红”与“走后门”。 一、极端的“一片红” 毛 主席1968年12月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高指示仅三天后，在1968年12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本市所有尚未分配的中学毕业生采取“一片红”政策，1968、1969届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尚未分配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共计50.7万人，全部动员上山下乡。 这在中国三座直辖市里是唯一的，其它各地省会城市也没有听说过有此举动。上海，把下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有它特殊原因和必然条件的。 8个月后的1969年8月18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市红代会召开的有1万多人会议上，张 春桥发表讲话，指出：文 革前17年上海上山下乡人数为14万。1968年7月至1969年7月，上海已有40万人上山下乡。 当然，这还不包括1969年8月至1970年11月后，仍要在“一片红”政策下上山下乡的另一半:69届初中毕业生。 到了69届中学生毕业时，动员得更彻底，1970年3月17日下午，在市革委会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上海1969届中学毕业生、家长、里弄干部等近40万人举行游行，推动1970年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开展。 其中登峰造极的，是来自广灵中学的318名69届初中学生，整个学校一锅端，这届学生总数的87.1%全部来到爱辉一个县插队。此事在1970年2月26日作为新闻刊登在《文汇报》，同版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让革命来挑选我们》，提出：上海不留，农场不争，做坚定的插队落户派。 从1968年12月25日上海决定搞“一片红”到1970年11月7日上海重新提出“四个面向”，这将近两年时间内，上海有50.7万多学生被“一片红”，分布在边疆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吉林等省份和贵州、江西、安徽等贫困省份，曾接受过知青的上海市郊农场包括上海市属的江、浙、皖农场也没有接收“一片红”政策下的68届、69届知青。 有一点可以肯定，来爱辉插队的5221名上海知青，以68、69两届为主，都是被“一片红”过来的。 “一片红”所造成的问题，在几个月后便浮现了出来。 从以上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1972年前在爱辉下乡的上海知青中有33人因病退回上海，这都是些下乡前就有严重疾病的知青。 上海乡办在1969年6月16日发文《关于严重疾病不能参加劳动已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退回上海的处理意见》指出： 1、凡身体残缺和有精神病、羊癫疯、严重心脏病、严重关节炎等慢性疾病， 以及患开放性传染病（如肺结核、肝炎），在短期内不能治愈，可同意退回上海。 2、下列情况，与安置地协商，不退回上海，在当地予以治疗和作适当安排。 ㈠、过去身体健康，去外地农村后生病因工伤残的；㈡、虽有各种疾病，而在短期内能治愈的。 3、各地退回青年，事先需县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并经两地组织协商解决。凡插队落户者，应有当地专区一级，国营农场的，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属农场由专区一级），军垦农场经师一级，同我市有关区直接联系协商，求得统一意见后再退回上海，并有各区报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备案。上述经同意退回的知识青年，均应准予报进户口。由其家长负责治疗，恢复健康后，再做适当安置。 此文对哪些病可以退回上海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为防止到农村后有病的知青也趁机回上海，1969年12月1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黑龙江五省市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提到：知青去农村后得病的一般不予退回。 “一片红”除了造成严重疾病的学生也被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农村，也造成部分不愿下乡知青的思想后遗症，给爱辉当地造成了一些麻烦。1970年9月25日，爱辉县西岗子公社致函上海市革委会，反映少数上海知青擅自回沪，希望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协助工作。 “一片红”的结束是在1970年秋天。当年11月7日，上海对19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 这一政策的改变，使已经在“一片红”时下乡的知青开始发生疑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真的吗？“一片红”是不是一种转移上海就业困难的权宜之机？…… 有知青开始打听：家里已有兄姐先去农村上山下乡的，或者兄弟姐妹一起来爱辉插队的，可否依照上海的新政策“按档分配”？甚至有跟69届一起来插队的70届学生直接回到上海，申请恢复身份参加新的“四个面向”分配。 结果是无情的：所有已经将户口迁出上海的，一律不作新的安排。 “一片红”政策的结束以及“四个面向”的开始，在知青家长中引起很大震动。据1972年8月29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情绪不满，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二、悄悄打开的“后门” 不满意的当然不仅是这些上访的家长，还有其他人。毛 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中，有一句“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但很少有人对这句话进行深入分析。其实毛 主席强调“干部”，是与他当时的想法一脉相承的。 不过，“一片红”的被突破，也还是来自于毛 主席。1970年年末到1971年年初，不少已经下乡的军队干部子女在信中传递着一个消息：军 委总参谋长黄 永胜就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参军”问题向主席打了报告：得到毛 主席8个字批示：子承父业，理所当然。 于是，1971年春天，一批现役军队干部已经上山下乡的子女，通过内部征兵离开了农村。至1972年，爱辉有31名上海知青当兵，其中有多少是内部征兵的不详，但此后在爱辉上海知青中，没有军队干部的子女了。 几年后，毛 主席有一段话：“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于是从此无人再提起此事。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看到此后“投亲靠友”成了风气： 1971年6月1日，上海市乡办致函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军务处，就该处寄来同意收受兵团干部亲属子女（共4名）去兵团参加劳动的函作出答复：2名转至所在区进行处理，还有2名系1971届、1972届学生，不属于动员对象，不宜办理安排手续。 1971年8月31日，福建省三明地区“四个面向”办公室致函黑龙江逊克县革委会，商调原上海国棉二十六厂在逊克县插队的子女。 到1972年年底，爱辉县上海知青共有111名知青投亲靠友，转向南方，成为“离队”的最多人群，占受调总人数的2.64%。 三、招工招生 在政策改变和打开后门的同时，大部分“一片红”下乡的知青虽然回沪无望，却在当地看到了另一些“离队”的可能：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经过劳动锻炼2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至1972年年底，爱辉上海知青在当地被招工77名。 1971年在几所重要大学试点后，从1972年起各大中专院校开始首批工农兵学员招生，至1972年年底，爱辉上海知青被推荐工农兵学员46名。 四、死亡人数 在爱辉的上海知青中，十年插队时因病因伤而死亡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5人，主要集中在前6年，1969年3月至1972年年底前2年多有13人死亡；1973年至1975年3年中有11人死亡；1976至1979年4年中仅1人死亡。 其中因病死亡16人，工伤事故死亡6人，溺水死亡3人。 无论何种原因，从1969年3月起到1972年年底，在爱辉县的上海知青中，共有312名“离队”，占受调总人数的7.4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