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时42分 43年前的那个“黑色凌晨” 在今天看来，多少天津人依然历历在目 是时， 人正酣睡，万籁俱寂。 突然， 地光闪射，地声轰鸣， 房倒屋塌，地裂山崩。 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 24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 16万多人顿成伤残， 7千多家庭断门绝烟 …… 矗立在河北省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 碑文这样记述着那场7.8级大地震 在距唐山约130公里的天津 也矗立着一座抗震纪念碑  ▲198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南京路、成都道与河北路交汇的三角地带立起一座纪念碑——天津市抗震纪念碑。纪念碑高19.76米，寓意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纪念碑像是个金字塔，三角形的“人”字形。  在这场大地震中 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 受灾严重的天津城 唐山地震波及天津，给天津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据《天津通志·大事记》和《天津通志·地震志》记载：全市死亡24345人，重伤21497人，有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市区68%，郊区、县65.2%）。 震后景象  汉沽一深约1.5米水塘震后塘中喷砂积成一个小岛 汉沽大田公社大王大队，震后喷砂冒水大片农田毁坏 毗邻唐山的宁河、汉沽、宝坻和蓟县受灾最严重。汉沽震损倒塌住宅59万平方米，占该区住宅总面积的82%；宁河芦台镇几乎找不到一座完整建筑。天津市区房屋破坏以倒塌为主，主要分布在和平区、河西区，红桥区、南开区仅有零星分布。其中，甘肃路、西藏路、贵州路房屋倒塌较多，人民公园东北的海河两岸、南京路东南、丁字沽和体育馆北也有倒塌现象。  行走在震后的街道上，从徐州道至琼州道，从多伦道到大胡同，从和平路到东马路，整条街都遭到了破坏。南营门街是市区当时地震的重灾区，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倒塌房屋10283间，多数楼房毁于一旦，287人死于非命。 当天上午，位于南京路上的公安医院，遇难者的尸体从医院的走廊、大院和过道里，一直排放到院外的人行道；街头尽是衣衫不整、头裹绷带或是臂挂吊带的伤员。 强烈地震使天津市工业生产能力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据统计，破坏严重的企业有289个，占企业总数的33%，北大港水库和于桥水库均受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39.2亿元。  大地的扭曲，使桥梁、道路、地下管道移位、断裂了。全市电话枢纽多数受到破坏，市内两个电话分局机房倒塌，邮电局、所多处受到破坏。铁路路基下沉，线路弯曲变形，铁轨扭曲，铁路桥涵、桥面移位，桥墩台断裂等。地光的辐射，使郊县的部分庄稼、树木枯萎。 天津碱厂的碱渣堆滑坡，滑移250米。毛条厂的厂区地面有1000多处喷水冒砂，全厂像一口滚开的大锅。 城市的肌体千疮百孔，城市的功能部分丧失，城市的面貌令人心痛。对于大地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每个人都可以给后人讲几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压不垮的天津人 但是，灾难没有压倒天津人民。震后，人们从惊慌中镇定下来，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失去住所和种种的生活困难，面对余震的威胁，活下来的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他们从灾难中振作起来，奔向倒塌的房屋，奔向自己的岗位······在患难之际，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珍贵记忆。从地震惨痛中恢复过来的天津人民，开始了漫长的灾后重建。 大王庄抗震救灾指挥部 天津市及时组织救灾。广大医务工作者以最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主动赶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立即投入抢救伤病员的工作。 外省市救援队紧急救护伤员 天津人民在兄弟省市的支援下，重建家园 舍小家顾大家 宁河、汉沽由于靠近震中，属于九至十度区，受害最严重。宁河的芦台镇几乎找不到一座完整建筑，震后，芦台大桥拦腰折断栽在河里，津榆公路陷于瘫痪，蓟运河堤下沉近1米，河水猛涨，1000万斤国储粮埋在废墟里…… 当时的宁河县委书记邢国俊回忆，27号深夜，他听到房子“咔咔”直响，房顶“哗哗”地掉土，身下的炕像筛糠似的上下左右抖动，他大喊“地震了！”翻身下炕，拉着被吓愣的老伴钻进炕边的大躺柜，接着就听见房檩砸到躺柜上。从躺柜里爬出来，房子都露了天。邢国俊光着脚踩着瓦砾，朝县委跑去，当时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组织尚存的人救灾！ “我觉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太可爱了。”邢国俊感叹，他们在遭受了家毁人亡的重大打击后，舍小家顾大家，不讲条件，没有要求，齐心协力抗震救灾。许多人在余震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埋在废墟里的左邻右舍；许多人自发跑到单位抢救国家财产，不但减少了国家经济损失，还解决了震后初期人民生活奇缺的物资。县粮食系统职工在职工及家属震亡、伤残上百人的情况下，在地震当天就主动返回单位，用铁锨和双手在废墟中挖粮食。从7月28日到8月3日，供应灾民近19万斤粮食；饮食公司在几天内烙大饼1000多斤，供应解放军和群众；大北供销社职工从刚刚扑灭大火的仓库里扒出饼干、奶粉、白糖等送给有需要的群众。 郊区县组织群众全力自救 时任市委政法处的副处长郭凤歧在28日凌晨3点半左右，刚刚加完班，人困马乏之时，大地突然跳动起来，他拉上一起加班的同事，跌跌撞撞摸黑从二楼下到一楼，又在一楼把值班室的贾大爷赶紧搀到大门口，一起跑到了院里。 黑暗凌晨，淅沥急雨，大家惊魂未定，楼上便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政法工作有规矩，必须24小时值班，不能离岗。虽然余震未断，郭凤歧还是跑到楼上去接电话。当时，郭凤歧家住尖山红星里，他打电话向派出所的同志了解到，家里的房子只是裂了缝。 接着，便投入紧张的抗震救灾，直到20天以后才抽身回家。回到家时，家里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妻子和两个幼女，不知道去了。听邻居说，地震后，老少三代站在一楼门洞里，无处可去，被旁边楼的老张带到自己搭的帆布棚子了。当时，郭凤歧百感交集，禁不住流下眼泪，在危难时日，感激邻居伸出援助之手；在危急关头，愧对亲人自己没有尽力…… 震后天津电台的第一次直播 播音员路芳1974年进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唐山地震发生时，她还只是一个21岁的年轻姑娘。1976年7月27日晚上，天气格外闷热，路芳特意在宿舍床前放了一个盛满水的脸盆，以便随时用清水擦脸。到了凌晨时分，她和其他四个同事忽然感觉到了地面异常的晃动。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破坏了房屋，同样砸坏了天津电台每天运转的播出设备。但是，节目不能空播。电台领导紧急商议决定，马上启动当时存放在佟楼的备用设备，准备直播。而在40多年前，天津广播还没有直播的先例。 路芳回忆：“当时是一辆吉普车，节目组的老师傅拉着我，我们就上了车，一路颠簸前行，很快就开到佟楼那个地方。那边也做好了准备，大家嘱咐我：你得张得开嘴，你得说得出话，你不能紧张。因为大家都紧张，毕竟这么多年没有直播过。” 随着东方红的开始曲准时响起，路芳开始了铿锵有力的呼号：“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本台第一套节目，现在开始播音。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是天津电台在震后传出的声音，对于很多处在惊恐中的市民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抚。多年之后，一位当时正在秦皇岛出差的天津听众回忆说：“地震之后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天津的情况，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当我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天津电台的呼号。我就知道：天津广播还在，天津还在！” 震后清晨，公交准时发出 1976年，正在天津公交当学工的岳国权回忆说，7月28日凌晨3点半一过，他就起床准备去上班了，以保证早5:00公交正式投入每天的运营。在院子里洗漱后，他刚踏进房门，就感到了地震。 地震刚过，岳国权依然穿好衣服出门上班，进到厂里，大约有一半以上工人按时到岗。7月28日清晨5点，公交25路从密云路站准时发出，头两班车坐了不少人，有的是去上班的，有的是去探问亲友的，有的是送轻伤员到医院的。但由于路况越来越复杂，各种小抗震棚挤满马路，只好缩线运营。 广大公交职工经过昼夜奋战，地震发生仅4天后，市内主要交通干线南马路、南门外大街、吴家窑大街、大沽南路、胜利路、解放南路、和平路、中山路实现通车，市内公共汽车在震后23天全部恢复通车。 在地震中遭到重创的天津碱厂，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曾经巍然矗立、高48米的蒸吸车间厂房被拦腰折断，超10万平米的厂房被破坏，542台设备报废，近三万米管线断成了一节节。新干燥、新碳化系统全部被震坏，排水沟被淤死，供水供电全部中断。 “抗震救灾，恢复生产”。人们冒着酷热和瓢泼大雨，面对余震的威胁，奋战在就在一线。厂部机关通知，与南开大学来厂“开门办学”的师生们一道，整修埋在废墟下的运输管道。每当大雨倾盆而下，就任雨水把全身淋透。中午赶不回来，就啃上几口两馒头，喝上几口白开水…… 在解放军的支援下，仅用45天，停止运转的滤碱机就又发出了“隆隆”轰鸣声；高大的烟囱又吐出了青烟；碳化厂房灯火通明，干燥锅又生产出洁白的“三角”牌纯碱…… 电力职工震后及时修复了165条配电线路、24个变电站以及塘沽至新港的输电线路，全市迅速恢复供电。 本市与外地92条电讯联系中断，震后13小时开通了5条，1976年7月31日开通11条，同时市内与宁河、宝坻的电讯联系恢复，全市邮电通讯重要网络恢复通讯。 震后，全市大建临建棚。市区就搭建了抗震棚23万间，256万平方米，170多万市民有了暂时的栖息之所。操场、体育场、公园、河边、广场，甚至是宽敞一点的马路上，全都搭满了用竹杆、木棒、篱笆、苇席和黄泥或帆布搭建起来的临建棚。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通道。棚区内缺水少电，冬季滴水成冰，夏日热似蒸笼，遇雨上漏下泡。 然而艰苦的环境，没有击垮乐观的天津人。秋去冬来，转眼已到年关。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临建棚里渐渐有了年味儿，炖肉熬鱼的香气飘逸出来。人们仍然上街去踅摸年货，清扫布置着临建小屋，写春联、贴吊钱，互拜新年。一户人家临建房门框上的春联写着：遇震灾亲人送暖，抖精神重建家园。横批：否极泰来。屋顶上还荡漾着吉祥的大吊钱儿，玲珑剔透地嵌着四个大字：春节快乐。 财贸系统搭建临建棚，并设立流动供货点，保障灾民生活物资供应  为消除临建棚，天津人奋斗了十年。到1980年，天津还剩临建棚5.1万间，还有10万人蜗居在这些棚子里。就在这一年，天津人打响了消除临建棚的歼灭战，而且还要捎带着消除那些“三级跳坑”房。 那年6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推出两条强劲有力的措施：一、全市竣工后（含前两年竣工）尚未分配的房屋，不管是谁的产权，一律冻结。已分配、但还没有进住的，立刻停止分配和进住。有敢私分和抢占房屋的，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二、市政府暂借这些新房，全部用来临时安置临建棚里的居民。一年后市政府归还所借房屋，补偿是增加所借用面积的10%。结果，当年12月中旬，消除临建棚的战役基本就已完成。 1980年大营门、三义庄一带的新楼群，当时叫“洋火盒” 随后，为兑现“借房”时许下的承诺，也为偿还以往在住宅建设上的诸多“欠账”，天津自1981年起，连续五年内每年新建300万平方米住宅。其间国家财政拨款4亿元，支援天津重建。体院北、天拖南、王顶堤、小海地、万新村等十几个大型住宅区相继动工于那一时期，一座座可抗八度地震的楼房拔地而起。 地震中的外事 1976年7月23日，来天津访问演出的菲律宾文化代表团，住在天津友谊宾馆。正巧，当时正在天津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还下榻于此。惠特拉姆在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于1972年实现中澳建交。 7月27日晚上，菲律宾艺术家们结束演出后，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二天到其他城市访问演出。深夜，市外办的同志正研究第二天如何送行，突然间感到大楼在晃动，外面地光闪闪，楼内一片漆黑。大家一边失声喊叫“地震啦！”，一边急忙敲醒正在酣睡的翻译，由于断电，宾馆的服务员们打着手电，划着火柴，逐个房间叫醒外宾。 惠特拉姆由两名服务员从七楼护送到楼下。菲律宾演员们来不及穿衣服，有的披着毛巾被，有的围着浴巾，有的几乎是赤身裸体，在服务员引导下跑下一楼，集中在宾馆楼前的一片空地上。为了确保安全，天一亮，外宾又被转移到民园足球场休息。之后，再用大轿车把所有外宾送到了干部俱乐部。 离津时，惠特拉姆一再感谢天津的友好接待。2003年7月，他再次应邀访华时，带着孙子专程从北京来到天津，到友谊宾馆与宾馆领导和当年照顾他的服务人员见面。这位80多岁的老人，眼含热泪，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年在天津的日日夜夜……之后，惠特拉姆还上七楼，走进地震时他曾住过的729房间，与当年照顾他的服务员拍下了一张合影。 “震留”改变一代人命运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受害者中，一些人也成了这场地震的“受益者”。震后不久，8月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到天津视察地震灾情，号召全市人民抗震救灾，就在需要大批建筑工人。于是，一批原本可走可留的“上山下乡”青年都被留在了城里，分配到建筑行业，这就是“震留”。  当年，从56中高中毕业的王遇桥就是一名“震留”。9月1日，在20岁生日那天，王遇桥到天津市第一房屋修建公司第四工程队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加入抗震救灾的主力军，马场道、南市、贵州路、小海地、程林庄都留下了他修建的房屋、盖起的大楼。 当时，王遇桥所在单位的400多工人中，300多人都是“震留”，他们当时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后来，他们中有的半路调出，但大多数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建筑行业。 致敬 1986年4月，时任市长李瑞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市抗震救灾工作圆满完成。直到这一年，天津的抗震救灾工作才终于圆满完成。 40多年过去了，这场天灾在地貌上留下的伤痕已经平复，一个崭新的城市早已在地图上取代了旧日的天津。那场地震留下的余波，依旧还在天津人心头最脆弱的一块地方，发出他人所不能察觉的微颤。但每当回忆起团结一致抗震救灾、互帮互助临建房的生活情景，又总有一股力量涌上心头。 今天，让我们再次致敬经历过那场磨难的天津人，你们积极乐观、勇敢坚毅今天仍在激励着每一位天津人！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