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作小诗《相忆》如下：“同饮一江水，形影难分离。闲坐话往事，最是长相忆。”说的是我与四川北路的牵念与思连，她好像成了一位与我难分难舍的好朋友，蓦然回首，在整整七十年间，时光所编织的“四川北路情结”，岁月所积淀的不灭的文化记忆，一直留存在我心间。 小时候，我住在闸北，当时那里还多穷街陋巷，文化设施薄弱，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就与四川北路结了缘。一天，母亲放工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厂里工会发的电影票。我乐不可支，揣着票子步行，由虬江路往四川北路，行至海宁路左拐走百步，就到了我要找的国际电影院。进得院内，看到大厅墙壁上挂了多幅当时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记得有邦达尔丘克、玛列茨卡娅等。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尚，电影院放的尽是苏联电影，我这次看的也是苏联影片《金星英雄》，邦达尔丘克主演。之后，我还到这里看过由玛列茨卡娅主演的《乡村女教师》。这两部电影与我的青少年时代，连同四川北路彼时的繁华印象，一直储存在脑海中。 1959年，我进复旦大学念书，与四川北路之缘却在延续。大学当时还属宝山县地界，周边文化设施不足，学校礼堂虽然周末有电影放映，也有些演出（如校话剧团1962年秋在登辉堂演出话剧《红岩》深受欢迎，后还移至四川北路桥堍的邮电工人俱乐部礼堂公开售票对外演出，风光了一阵子），但此时予我个人更多的，是四川北路的文化牵引——这里说的主要是买书。 说起四川北路上的书店，只有三家，虽不密集但分布均匀。先说一南一北各一家，这两头的新华书店很有来历，南头854号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陈云同志于1925年到1927年曾在这里工作过。北头（山阴路口）的新华书店，其隔屋原是著名的内山书店旧址，上个世纪30年代曾是鲁迅、左联作家与日本进步人士内山完造交往活动的场所。每当我在这家书店选书浏览的时候，总觉得身后仿佛有一双眼睛望着我，深邃而慈祥——感觉那是鲁迅先生的目光。再说第三家——四川北路中段（武进路南）的旧书店。检点现在家内的藏书，旧平装版的《万有文库》（史学类）和《大学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大多是从这家旧书店以及福州路总店淘来的。这里还得插叙一句，大学毕业后，我于1964年秋入历史系读研究生，当时国家除每月发给每人44元生活津贴外，每年另可报销120元购书款，这大大刺激了我们这些研究生的“购书欲”。现今翻看那时买来的书，真是“价廉物美”啊，比如由王造时先生译的黑格尔 《历史哲学》（今学界公认三联的王译本乃译此书的善本）售1.4元，耿淡如师于1933年翻译的《近世世界史》精装版894页，只有0.80元。呵，太便宜了吧！当时购到时的雀跃之状，犹在眼前。 城市随岁月而变迁。从后来风暴初起，至春风骀荡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四川北路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是的，我在此安家了。住房是妻子单位分配的，在四川北路末端的润德坊，那是一种很典型的旧式石库门房型，按原来设计是一门一户，但在一个号中却住了四家。进门有一个小天井，墙边有水斗，是底楼人家用的，底楼的一间厨房已被底楼住户独用；二楼亭子间住的是一对新婚小夫妻，吃喝拉撒全在贴隔壁娘家；三楼有一对老夫妻住着，在二楼拐角处的一小间，是他们家厨房。我们住二楼，房间顶好，但搬来后发觉公用部位皆有归属，这种归属无形之中也就有了正当性。民以食为天，后来我们不得不在二楼过道处也装了煤气，这自然给三楼人家上下带来不便，但也无奈地接受了。然而这里人家最苦恼的却是没有抽水马桶，每天清晨都被清晰的“倒马桶”声惊醒。不过，在那时我们有了这个家就一切都好，这些缺欠就都不在话下了。 在润德坊，我们足足住了18年。平头百姓，市井生活，印象深的可记下几件： 买米。当时还需购粮证，粳米每月限量，得到定点的多伦路粮店去买，自带米袋。我每次买30斤，限购的粳米与籼米由店员搅和，装满一布袋，肩上一扛就回家了——当时我力气也蛮大的。 购物。去四川北路南端的中百七店，经现今沪上年轻人都知晓的甜爱路，越长春路、海宁路就到，这家总能满足我各种购物需求，所以很少去南京路或淮海路的店。 泡开水。同心路口有家老虎灶，要先买好竹签子，我通常打两瓶开水。因为用过一阵煤油炉，烧水不便，便去那里泡开水，自装了煤气之后就不用再去老虎灶泡水了。 看病。儿子诞生后，既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增添了不尽的劳累。孩子体弱常发热，我们就抱着他去四川北路（近横浜桥）的第四人民医院（现为市一医院分院）看病，因为常常要挂水，有时忙活一个晚上都不得安宁。 忝列于“文化人”的我，对四川北路还真是蛮感恩的。还说看电影吧，离家近的有永安电影院和虹口区工人文化馆（大礼堂也常放电影），再走几步就是群众剧场（剧影双栖），再过去就到国际电影院那里的影剧院群落了。有胜利电影院、解放剧场和虹口大戏院（现已消失），这四家之间的距离都只有百步之遥。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北路的红星书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当时沪上著名的大华书场、仙乐书场、西藏书场等齐名，我曾在这里听过书，欣赏过蒋调的淳厚和洒脱、丽调的清丽和委婉。  走得勤的自然是去四川北路邮局寄邮件。我那时也蛮拼的，说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查点当时的学术记录，也确实写了不少文章，于是便隔三差五到那家邮局寄发，去多了，营业员也认得了我，知道复旦的一位老师又来寄文投稿了，而我怕文稿遗失，多寄挂号，更加深了他们的印象。 住在润德坊的时候，去得最多的当数虹口公园（1988年移名为鲁迅公园）。记得那时进公园还要买门票，我与儿子各买一张公园月票（每张五角钱），每天一大早就去公园跑步。家距虹口公园近在咫尺，只消二三分钟就可到达，来回均穿梭隔壁的亚细亚里，必经李白烈士故居，就给孩子说李白的故事，让他知道由孙道临主演的国产影片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就在我们这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进入学校排队分房的行列。终于要搬家了，一辆大卡车搬走了一些家什与一大堆书，但搬不走的却是对老屋的眷恋与思念，那留驻在记忆中的馨香。如今，每当我路过四川北路2330弄那熟悉的弄堂口时，就不由自主地望着弄口门牌上方刻出的醒目的“A.D.1924”，这老屋比我出生还早15年啊！ 就算在杨浦区学校附近安家后，我的“四川北路情结”仍在延续。比如，大凡学术界朋友来看我，我都会陪同（或推荐）他们去四川北路逛逛，去鲁迅公园一游。1927年10月，鲁迅先生自广州到上海后，就一直在四川北路一带活动，后定居在山阴路大陆新村，引领左翼文化运动，谱写了生命晚年令人难忘的篇章。前两年，鲁迅公园经过大修丰富了“鲁迅元素”，变得更好看了。夏日某天，我陪友人出游四川北路，上午去了鲁迅公园，参观纪念馆，谒墓地，访故居，午饭后，来到了多伦路名人文化街。说时迟那时快，闷雷，迅电，随即大雨倾盆而下。避雨间歇，我说起了过去在多伦路粮店买米的事，友人笑了；又连带说起住润德坊时早晨每每忍受那声声吆喝，友人又笑了，迅即追问：“现在咋样？”“不一样了，前些日子我去过老家探望，邻居们都说早就挨家挨户地装上了抽水马桶，还装上了简易淋浴房……”友人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闲谈之间，雨停了，大雨把个多伦路冲刷得干干净净。也许是因了雨，也许未知，名人文化街的游人稀少，靠近入口处的基督教鸿德堂晚祷声尚未响起，地摊即收了，古玩字画之类的商店还开着。我有意寻找的那家粮店，当然也消失得不留踪影了。此时，多伦路显得出奇的安静。我与友人一路走着，流连忘返于路两旁多样的建筑群。左联纪念馆、中华艺术大学学生宿舍、孔公馆和沈尹默、王造时故居等，都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优秀历史建筑，如今都在门前铭牌示知。一路寻访当年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等文学先驱留在这里的历史印痕，那种光风霁月的文学旅程、革命生涯以及那些建筑，就成了破译四川北路文化记忆的密码。这是一座历史档案馆，值得后人好好保存与传承下去。  一路走着，已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屋上、树上、路上、脸上，闪现出雨后的明澈，落霞的美丽。回望四川北路，夜将临，灯微暗，繁华缓缓远去，冷清渐渐弥漫，然假以时日，它必将在转型的阵痛中“浴火重生”，重现光华，而此刻在我脑海里翻腾的依然是它的文化记忆，最是长相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