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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青，我在四子王旗的难忘情结主要源于两段经历，一是在牧区插队的近三年的新牧民生活，二是在乌兰牧骑的七年多的文艺工作生活，这两段经历凝聚了我对内蒙的绵绵深情，也煅就了我的坚强性格和豪放人生。那片热土，有我，有知青们许许多多的美好回忆。 2003年到2004年，在筹办、完成四子王旗知青林的过程中，我心中翻滚起对内蒙第二故乡的思恋之情，萌发了书写知青经历的冲动。2004年6月，我写了一篇《骑驼夜奔》的回忆文章，那是记录在队里夜半救人的经历，已经收进四子王旗政协主编的“情在第二故乡”的书里，因意犹未尽，今年我又写了一篇《踏上新牧民的征途》，回忆当年从上海出发及到达大队的第一天的经历。那两篇写得都是插队的经历或生活，是内蒙情结的开始和形成，而乌兰牧骑的经历时间更长，那里面更浸透了我和其他知青队员们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是内蒙情结的发展和深化。乌兰牧骑恢复重组时进队的天津知青吴嵩英写了一篇在乌兰牧骑的经历，他对四子王旗乌兰牧骑作出过贡献，富含激情，客观真实。我是在他离队以后到的乌兰牧骑，就算续篇吧。 进入乌兰牧骑工作的缘由——别的旗行，我们旗怎么就不行呢！ 我与乌兰牧骑的渊源，既偶然也必然。所谓必然，是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是上海虹口体校的体操队员，到文革时，我已经着实练了三年。自由体操虽然不是舞蹈，但也算“手舞足蹈”一类，腰腿不错，各种姿势及蹦、跳类似舞蹈动作和技巧，还会翻各种跟头。文革期间，体操不能练了，我们体操队就组成了文艺宣传队，到处演出，跳过“飞夺泸定桥”，“刺刀舞”，“黑人舞”等等，也跳过一些民族舞蹈，比如西藏舞、新疆舞，也接触过蒙古舞，后来明白，跳得是很不规范的，热闹而已。这就是说，我有一些舞蹈基础和能力。所谓偶然，是在插队期间，在知青们聚集在公社挖防空洞的时候，我们这些有些许特长的好动的知青们组织了宣传队，给大家伙演出；在公社组织下，还到各队巡回演出，甚至还到旗里演出。在旗礼堂演出时，在开场式中，我一个踺子后空翻出来，引发满堂彩，之后还跳了好几个舞蹈，反应良好。当时，乌兰牧骑还在招募队员，看了我们演出后，负责挑选演员之一的蒙族演员拉不栋（汉名赵军梅）动员我去乌兰牧骑工作，跟我谈了好几次，队长杜宝生也跟我谈过，我都婉言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在我的观念里，运动类的职业，包括舞蹈，都必须从小开始学和练，玩和搞专业是两回事，20来岁了才开始学，开始搞专业，晚了，很难成功的。这事就撂下了。 转眼到了71年9月份，我和巨巾号公社的天津知青刘孝感（教授，博导，现在海外任教）受旗知青办的委托，到各个公社调查了解知青选调后，未走的知青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我们俩骑马走访了两个多月，完成调查回到了旗里。因为乌兰牧骑有不少知青，也有刘孝感的同学或插友，闲暇无事时，我们就到乌兰牧骑串门，聊天，看排练。 那时，在旗委旗政府、宣传部、文教局的关怀下，在队长杜宝生、指导员刘树森的直接领导下，乌兰牧骑投入了紧张排练，准备参加乌盟汇演选拔，继而参加72年初全区乌兰牧骑文革后的第一次汇演。那时在队的知青演员有张维刚（京胡）、杨红菊（京剧老旦）、王恕（样板戏、跳舞）、张学江（张君秋小儿子，京剧、舞蹈）、李新（样板戏、唱歌、单弦）、沈福身（京二胡，二胡）、彭家宇（唱歌）、李连元（弹拨乐）、孙丽云（手风琴，作曲），张学军（笙、杨琴）、刘柯（笛子、作曲）。看完排练，给我的感觉是，旗乌兰牧骑民族风格的东西太少了，舞蹈也太弱了，缺乏特点。四子王旗是牧区，应该是民族歌舞为主，可几乎没有男舞蹈演员，这怎么行呢？ 当时，队长杜宝生和指导员刘树森，原是部队战友，到乌兰牧骑又成了搭档，为乌兰牧骑的发展倾注了心血。 71年底，旗乌兰牧骑经过乌盟汇演，选定为乌盟的牧区代表队，参加全区汇演。记得是72年1月中旬，全区汇演开始了，在乌兰恰特剧场举行。这两级汇演，我受旗乌兰牧骑邀请，都随同观摩了。 全区汇演，记得有13个乌兰牧骑参加，除直属队外，都是各盟选拔的代表队。其中，内蒙直属乌兰牧骑、鄂托克旗乌兰牧骑、中后旗乌兰牧骑等，民族演员为主，民族歌舞为主，民族风格浓烈，吹拉弹唱跳无所不能，相比之下，同样作为牧区的四子王旗乌兰牧骑难以相比。由于青黄不接的原因，知青占大部分，而且以样板戏为主招聘的，蒙族演员少，蒙语节目除了娜仁的独唱，没有别的，其次是歌舞弱，体现不出牧区风格。那次汇演，从总体说，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风格、特点、水平属下游范围。大伙都很着急，情绪不高。我在下面观看，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儿啊！ 我这个人天生怕激，一激就心动，这次汇演的不理想，我的心被激起来了：别的旗行，我们旗怎么就不行呢！我决定接受去乌兰牧骑工作。72年春节后，旗文教局的一纸调令到了公社、大队，随之，我成为了乌兰牧骑的一名演员，告别了插队生活。第一次汇演之前，张维刚调乌盟京剧团了，我到乌兰牧骑的时候，杨红菊、彭家宇已经离队，张学江在第一次汇演当年的9~10月份也参军离队了。 初到乌兰牧骑——脑子里全是业务
第一次参加汇演虽然不理想，但学到了东西，看到了差距，理清了方向。旗领导也很关心我们。全队一致认识到，一定要加强歌舞，加强民族特色，知青们一定要融入“民族和地区”这个特点中，学会、掌握一专多能。还要大胆吸收培养民族演员，增加民族特点节目。此后，苏德那木入队了，专项是蒙语好来宝和蒙文创作；卢俊义入队了，专项舞蹈和歌唱；舞蹈演员高娃也从察右中旗乌兰牧骑调入我队；草原牧民道尔吉招选入队，他诙谐幽默，极具文艺天份，经过培训，他长调和马头琴的配合演唱演奏达到一定水准。电影《木棉袈裟》的主角老牧民，就是他演的。这时，加上原蒙族队员娜仁、拉不栋、牡丹，民族演员已经7位了，队伍成份向着民族化添补发展。 72年夏天，内蒙文化局组织在巴盟陕坝举办全区乌兰牧骑培训班，时间是一个月。队里安排我、王恕、李连元去。我和王恕学舞蹈，李连元学马头琴。这是难得机会，我们都非常认真刻苦的学习。 我的启蒙老师是歌舞团舞蹈家查干和艺校舞蹈教员白明。我学习了蒙古舞的各种组合，开始理解了蒙古舞的韵律和内涵，还学会了查干老师的独舞——驯马手。这次宝贵的学习，使我迈进了蒙古舞的领域。从此，我爱上了蒙古舞…… 学完回来以后，李连元继续苦练马头琴，我和王恕则带领队员们学习蒙古舞。除了专门搞器乐、伴奏的刘柯、孙丽云、张学军之外，其他演员，包括李连元，都参加了舞蹈训练。 舞蹈艺术是残酷的艺术，看人表演轻松飘洒，可训练并想练好，其难度和强度不逊于体育项目，尤其对没基础、腰腿差的成年人更是难上加难。可见，对已20岁出头的知青们真不容易，但为了乌兰牧骑的事业，都刻苦练功。每天一早就到排练室，抻韧带，压腿，练控制，练组合，练跳、练转，天天一身一身的臭汗，但谁都没有含糊过。 沈福身以前从没跳过舞，腰腿条件也不很好，可他以一种责任心要求自己，提高很快，后来跳得很有韵味和感觉，还创作了三人舞《送粮路上》呢。李新担负独唱、表演唱、演话剧、主持报幕任务，舞蹈、伴奏缺人手时还跳舞、伴奏。她的单弦备受欢迎，还被抽调代表内蒙曲艺代表团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几年内，时有大团体来挖她。孙丽云每天练琴不少于8小时，潜心研学蒙古民歌，探索民族风格，给歌词、舞蹈配曲，极富情调。孙丽云给舞蹈《新牧民》谱的曲，旋律优雅流畅，受到艺校音乐理论老师吕宏久和歌舞团著名作曲家明太的赏识。后孙丽云转业在山东艺术学院深造时，还满怀深情地将《新牧民》舞曲改变成木管五重奏，并在学院汇报演出，反映极佳。刘珂练笛子，精益求精，同样钻研蒙古歌曲、乐曲风格风韵，写谱配器很有特点。舞蹈《春风送暖》是刘珂谱曲、配器，也受到歌舞团作曲家明太和索伊洛图的赞赏，称“很有特点”。张学军天天练笙，不断提高吹奏水平，他的一曲笙独奏《东方红》传遍内蒙城市和牧区的舞台，深受欢迎。李连元25岁了，为人谦和，哪需要他就哪补台，伴奏、跳舞、演小话剧样样有他。王恕由唱戏转为主攻舞蹈和创作，潜心创作了三人舞《春风送暖》，描写知青赤脚医生在牧区的生活，反映了知青与牧民情浓于血的情结。后来，天津知青于潜也调入了乌兰牧骑，主项声乐。他与李新的二重唱，没有几次返场都下不了台。后去旗一中当老师，深受学生爱戴。我的副项是二胡和扬琴。留下的知青都是主力，互相提携。整个队里，没有一个闲人。 乌兰牧骑队员中，除老队员娜仁（爱人恩科在内蒙话剧团，后接任我牧兰牧骑队长）和张淑敏（第一次汇演后，调包头与丈夫团聚）外，全是单身，工作、学习、生活、下乡巡演都在一起，就像一个亲密大家庭；只有工作，没有任何其他念头。除了在旗所在地——乌兰花镇练功排练学习，就是下农牧区或部队巡回演出。广大的牧区、农区、猴山战备团、边防雷达站、铜矿等，无不留下我们的足迹和汗水。 那时候，我们乌兰牧骑是两排平房，后排除一间会计室外，都是宿舍，前排有库房、办公室、排练室和食堂。条件简陋，尤其是排练室，仅两间屋子大，地板也破旧不平，现在看上去更是破旧，可那时却是我们驰骋艺术的天堂，造就了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辉煌。 73年下半年，恩科接任杜宝生担任了乌兰牧骑队长。恩科是娜仁的爱人，老家锡盟牧区，内蒙歌剧团话剧演员，是文艺内行，蒙汉兼通，有思想，有眼光，联系面广，善于调动队员的积极性。他的到来，对我们与各文艺团体及知名教师、演员的联络、交流，寻师求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提到的“请进来，走出去”都与恩科相关。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乌兰牧骑的业务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内蒙风格也慢慢浓了，大家伙信心更足了。为了进一步提高水平，我们分别多次请了内蒙歌舞团舞蹈队队长青巴图、查干、艺校白明老师指导我们练功，讲解蒙古舞渊源，帮我们创作节目；请了歌舞团作曲家明太、索伊洛图讲解内蒙民歌、风格及创作方法；请内蒙艺校的音乐理论教师吕宏久讲解乐理和音乐创作；请了艺校的话剧老师舍旺（蒙族）给我们讲表演和排小话剧，请声乐老师教发声、唱歌。内蒙古舞蹈家斯琴塔拉哈也给我们辅导过。 除了“请进来”以外，我们还“走出去”，多次到内蒙歌舞团、歌剧团、艺校看排练，看练功，跟着学习。还去老牌乌兰牧骑——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取经，交流学习。我们紧锣密鼓提升全队业务水平。 我是队委会成员，负责全队业务，专项舞蹈，还负责练功、教学、节目创作，所以我很注重自身水平的提高。 我们跳得主要是蒙古舞，但练功一定要练芭蕾和古典舞，因为芭蕾、古典舞出功。所以，我每年回上海探亲，大部分时间基本泡在上海舞蹈学校，跟着练功，学芭蕾练功方法和古典舞练功方法。探亲结束回程路过天津，与沈福身等去天津歌舞团学习。脑子里全是业务。 那几年间，中央芭蕾舞团、大连芭蕾舞团等大型舞蹈团都来过我们旗，我们抓住机会向艺术家学习基本功，学习舞蹈。负责内蒙歌舞团教学和练功的上海籍陈明启老师，芭蕾和古典舞基本功精湛，教学有独到之处，是当初贾作光老师调入内蒙古舞团的。陈老师对我们的基本功提高帮助很大。 74年，中央芭蕾舞团在包头演出芭蕾舞剧《草原儿女》，队里闻讯，派我和王恕去包头观摩学习，我们俩学了兄妹情片断，接着，我和王恕率先在内蒙跳了《草原儿女》片断，反响很好；75年第二次全区汇演，该舞改由蒙族年轻演员卢俊义和艺校毕业的舞蹈演员于小平搭档表演，反映也非常好。 在乌兰牧骑的整个工作期间，队领导到每个队员，把精力全部倾注在业务上了。在七年多里，我每天睡眠不超过5小时。但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对乌兰牧骑的贡献，老演员里除知青演员外，当地演员赵业伟（满族）、王秀英、姜瑞凤、马秀红、程桂鲜、于小平、蒙族演员娜仁、拉不栋、苏德那木、高娃、牡丹、卢俊义、道尔吉等，都倾心倾力，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有时间，我可能还会一一书写他们！ 72年第一次汇演后的三年里，我们的节目和水平已经旧貌换新颜了，队员们的舞蹈、声乐、器乐基本功和能力长进很大，创作出了一批好节目，其中有新编舞蹈《新牧民》、《跃马擒敌》、《送粮路上》、《春风送暖》等，有自编的民族风格的器乐合奏、小话剧、表演唱、好来宝，再加上水平不低的笛子、笙独奏、长调独唱、男女声独唱、二重唱、单弦、相声等等。在开场式中，我以一个蒙古老牧民的形象出现，用蒙语朗诵，不少人还以为我说蒙族呢。可以说，我们的节目形成了鲜明民族风格又蒙汉结合的丰富多彩的格调和布局。 75年，我们又被乌盟选定为代表队，参加全区第二次汇演。我们充满信心地展示了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新风貌，节目内容和形式风富多彩，舞蹈节目尤其突出，反映强烈。在台下观看的旗领导始终乐不可支，喜上眉梢，还多次受到邻座其他旗县的领导们的握手致贺。 这次汇演，标志我们乌兰牧骑到了辉煌期，跨入了全区前列。 四子王旗是离呼和浩特最近的牧区，白音希勒大队又是牧区学大寨典型，外事任务多，每年都有外宾来参观交流，原先，因我们水平低，特点不浓，每次招待外宾必有的民族歌舞演出，都调请其他高水平乌兰牧骑来完成，可随后就不同了。文化厅、外办或其他相关部门将招待外宾演出的任务都放心地交给我们了。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汗没白流！ 我们的交通工具原先是一辆南京嘎斯卡车，没有车棚，外出或下乡演出，冬季寒风刺骨，而夏天则烤晒如灸。由于我们的进步和需要，75年汇演过后，文化厅给我们增配了一辆大轿子，我们鸟枪换炮了！ 乌兰牧骑的换代发展——我的学生中，至今仍有很多人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从1975年后期开始，因年龄及成家立业原因，陆续有知青和本地老演员转业离队了，乌兰牧骑面临补充新鲜血液的局面。本旗的孟宝山（蒙族）从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毕业回旗入队了，76年5月，郭晓丽入队接替孙丽云手风琴伴奏，77年6月开始，为发展后劲，到旗一中挑选了刘世强、宋建平、刘远英、陈桂芝，到农区、牧区挑选了侯明星、刘翠兰、孟克（蒙族）、布赫（蒙族）、莲花（蒙族），从呼市挑选了田小容（回族）一批小队员。他们有一些自身条件，在学校或农牧区唱过歌或二人台，但都没正规搞过文艺。舞蹈是必修项目，对他们的培养，一切从头开始。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由于我从小练体操，又处在大松博文的“三从一大”训练时代，受过严格的训练，因此，“严格、一丝不苟”成了我的工作和训练宗旨。我拟定了训练计划，从把杆开始，每天带领他们训练，上午结束，下午继续。后来回想，如果说，日本的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是“魔鬼”教练，我则是“魔鬼”老师。我对学生们的要求，近乎“残酷”。 训练中，我反复讲解，反复做示范，汗流浃背。我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的要求他们，一点儿达不要求也不行，不管多累，非反复练习到位为止，做不到，我便大声喝斥，不顾脸面。当时，陈桂芝反应慢一些，我对她“残酷”有加。我内心认为，非如此不能出功，不能成为合格演员。我的心思全扑在训练成果上，全然忘了年轻学员们的感受了。小队员们对我非常敬畏。 在日常工作中，有时候我的自信个性也会引发一些误解和矛盾。 记得77年，由内蒙文化馆牵头，组办全区乌兰牧骑舞蹈培训班，由文化馆的老师们拟定培训计划，担任教学，为期三个月。事先我去文化馆看了训练计划，从训练课目看，蒙古舞组合多，基本功训练少，短期内很难出功。而此时，我正带领我学员们按着我的训练计划进行，不愿半途改变，就坚持自带学员训练。为此，引发了一些不满议论，认为我狂。在我坚持下，组委会还是单独给了一间练功房，我自带学员们练习。其他各乌兰牧骑的几十名学员由文化馆老师带训。可未料，其他单位的学员们抽空跑到我们这里看练功，还跟着学习。 培训结束，各队在台上展示汇报基本功，我们的汇报受到好评！此后，我队的年轻队员，都成为乌兰牧骑第二次高峰期的中坚和骨干。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让人感动的历史。 80年代中，我们原先的学员们大部分已经转业，散在内蒙各处。我、沈福身随同摄制组回旗搜集拍摄知青下乡素材。学生们闻听我回旗了，纷纷从各处回到旗里，见到我和沈福身，喊着“老师”迎着就扑过来了。一别16年没见，大家伙激动地抱在一起，哭成一片。 侯明星和刘世强讲了一段故事。一次，我上厕所解手，当时他们俩正在里面，看见我来了，不约而同时提起裤子，没解完就出去了。还说，训练或排练时，我一喝斥，他们都哆嗦。我当初实在太残酷了。 他们敬畏我，但非常尊敬我佩服我，因为知道我完全出于工作，为了他们的前途。还说，他们不但学到了舞蹈，更学到了做人。队员中，包括陈桂芝，没有一人对我有怨言。我很感动。79年我改行回上海后，刘世强、宋建平担任了舞蹈教员，他们也承继了我的“严格”去“严格”他们的学生了。看着他们，我对自己的“残酷”感到忏悔，同时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师生情……。 我的学生中，至今仍然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有： 原先的草原牧民——孟克，现在是乌盟歌舞团的团长，原先的农民——侯明星，和学员陈桂芝结婚后，也双双到了乌盟歌舞团。侯明星不但舞跳得好，钢琴、电子琴也自学成才，很有天赋。陈桂芝负责舞蹈创作和训练。他们都是歌舞团中坚。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精神在他们身上延续。 恩师和挚友——乌兰牧骑是难忘的经历和人生 说到四子王旗的成长和发展，必然要提到帮助我们的恩师挚友。他们是—— 查干老师。查干老师是内蒙歌舞团老演员，擅长独舞和领舞，造诣很深。他毫无架子，充满激情，既是我的蒙古舞启蒙老师，也是我们乌兰牧骑的挚友，多次来我旗帮助、指导我们练功和排练，把我们乌兰牧骑带入了民族歌舞的厅堂。查干老师是我永远的老师。 青巴图老师。青老师是内蒙歌舞团舞蹈队长、老演员。青老师的爱人——莫德格玛，原先也是内蒙歌舞团演员，在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中表演盅碗舞领舞，闻名全国。她那舞姿、韵味和技巧，可谓风骚独领，后调东方歌舞团，与孩子在北京生活。青老师自己独守内蒙。青老师在创作上颇有造诣，匠心独具，我们的保留节目《新牧民》和《跃马擒敌》，就是青老师一手协助我们搞的，其中精华点睛之处全是青老师的杰作。我每每去歌舞团看他，就住他家，师生俩一起做饭，喝奶茶，聆听青老师对舞蹈的深刻体会，一起研究舞蹈，其乐融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尊敬的青巴图老师。 贾作光大师。贾作光是舞蹈大师，蒙古舞的发展和内蒙歌舞团的发达辉煌，都与贾作光的光辉联系在一起。贾老师与我们乌兰牧骑仅相处了三天，可这三天犹如十年。 77年夏天，我们借内蒙艺校排练室练功和排练，时任队长的恩科请来了舞蹈大师贾作光，贾老师帮我们排练舞蹈《鄂尔多斯》。这个舞蹈是贾老师50年代创作的获国际金奖的舞蹈，百跳不衰。贾老师不厌其烦的给我们纠正动作，一招一式一个眼神的做示范，给我们讲解舞蹈的灵魂和本质。经贾老师纠正辅导后，我们跳起来，自己都感觉到美，完全沉浸在内，飘飘然了。过后，我们在乌兰恰特剧场演出《鄂尔多斯》时，一出场就赢得了热烈掌声，过程中，掌声时而爆起；下场后，在热烈不断的掌声中，我们返场又跳一遍！这是个老舞蹈，跳过的团队很多，没听说过有返场的，这说明我们跳出了《鄂尔多斯》的原本韵味，当时那个激动兴奋劲儿就甭提了，晚上也无法入睡，一直议论到深夜，这无疑是贾老师的光芒在闪耀！经贾老师辅导传授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舞蹈，真正理解了蒙古舞蹈，感受到自己的舞蹈理念和感觉也在升华！贾老师，请接受您的学生的最诚挚的敬意！ 赵玉衡。赵玉衡是天津知青，都称“大赵”，在四子王旗文化馆工作。乌兰牧骑与文化馆是同属一个支部。大赵文学基础、功底厚实，善于观察生活，创作思维敏捷。我们所有节目的文字创作都出于大赵之手。后调内蒙电影制片厂任电影文学编辑，为内蒙的“五个一”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创作了电影《东归英雄传》、《骑士风云》、《顾园秋色》等等，屡屡获奖，有按《东归英雄传》改编的20集连续剧《东归英雄》等多部电视剧；大部连续剧《忽必烈》基本成就，还未播出。04、05年大赵患重病期间，还在孜孜不息的创作。大赵已经成为草原的儿子，是草原的骄傲，内蒙电影制片厂的骄傲，电影事业的骄傲，我们老知青的骄傲。遗憾的是，05年5月，大赵无情的抛下了我们而独自去了。大赵，我们想念你……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领导是我永志难忘的，那就是当时的内蒙文化厅文化处处长阿日滕巴根。 自从内蒙出现第一个乌兰牧骑的时候，巴根就伴随左右，可以说，巴根的历史就是乌兰牧骑历史。他，平易近人，对整个乌兰牧骑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功不可没。我在乌兰牧骑工作期间，包括我们乌兰牧骑，一直受到巴根处长的关心和支持，我每次去呼市，都要上家看望他。一年春节我是在他家里过的，他的妻子和孩子对我很好，用民族方式招待我。巴根处长既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曾对我们旗有关领导说，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知青谁都可以走，欧阳可不要放，表达了对我的极大信任和肯定。我自恃没这么大能量，但得知后还是非常激动和感动。谢谢您，巴根！ 1995年我和沈福身回内蒙那次，抽时间一同看望了巴根，当时他已经担任文化厅长。1998年，我和王恕被内蒙电视台特邀回内蒙，参加电视台主办的纪念知识青年到内蒙下乡3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我们与老艺术家同台演出，一片欢声笑语。期间，我又上家看望了巴根及家人，此时，他从文化厅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可他，还是那样精神矍铄，那样慈祥可敬…… 借此，我要再一次深深的感谢曾经热情无私帮助过我们的所有的老师、朋友。 70年代里，除直属乌兰牧骑外，其他乌兰牧骑都活跃着知青的身影。从旗县来说，乌兰牧骑是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从乌兰牧骑来说，知青演员的加入和贡献，是个财富和过渡；而从知青来说，乌兰牧骑是个难忘的经历和人生。在乌兰牧骑工作的7年多里，可以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艰辛和甜蜜。回忆，也是甜美的…… 浩瀚的内蒙草原是我第二故乡，婀娜多姿的蒙古舞是我的爱。返城以后，我们老知青经常一起回味在内蒙的过去；每每老知青们聚会，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激情舞一段，仿佛在昔日舞台上…… 四子王旗乌兰牧骑，我们的激情，我们的骄傲！
（作者介绍：欧阳民森，上海市新沪中学68届初中生，同为虹口体校体操队队员。1969年5月3日到达内蒙古乌盟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丁吉大队插队。当过大队战备民兵副连长。1972年初选调到旗乌兰牧骑。1979年4月顶替回上海。1984年3月对调到天津市公安局五处，法律专业。1992年10月辞职从事律师职业。现为天津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投资合作人）。民主建国会会员、经济法律专业委员会会员；天津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晓歌) |
